幼少时代(14)——谷崎润一郎

陈德文 2019-05-20 04:41:29

本家的小舅和米店的伯父伯母

我们全家自打在南茅场町五十六号开始衰败之后,蛎壳町活版所的机器继续轰响了十多年,由于小舅沉迷于茶屋的游乐之趣味,不再安心工作,致使生意渐渐萧条,同时也失掉了世间的信用。寿美在阿菊出走之后,本家的里院客厅只是获得了短暂的平静,她又很快再度离开了柳桥。尽管如此,她还没有同小舅分手,两个人经常到代地河岸一带会面。小舅渐渐放弃了动产与不动产,经常去麻烦伞屋的同仁兄弟。他虽然没多少钱玩乐,但和寿美一直保持联系。

小舅同比他年龄稍大的姐姐——我的母亲,好像比较合得来,瞅着白天父亲不在,有事没事都悄悄地进来,和母亲谈个没完没了。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小舅就急不可待对我说:

“润一,派你去送一封信,行吗?……”

“好的,只管给我好啦。”

我满口答应下来。

小舅当着我的面写好信,掏出插在腰间的烫金皮纹烟盒。

“辛苦了,拿这个到那里的胜见跑一趟。你什么也不用说,只要默默地把这信和这只烟盒给老板看看就行了。”

所谓胜见,就是位于从前四十五号住宅斜对过,内茅场町一角的提包店。小舅经常在这家店购买烟盒,什么草袋式的烟管烟袋,圆筒状的,带有高级金属附属品的,带有丝绦的,等等,他全都买过。我拿出这些东西给伙计看了,他很亲切地接待了我。

“请稍候。”

他教我在店外先等一等,几个人暗暗商量了一会儿,躲着我拨了拨算盘,然后说道:

“把这个带回去吧。”

他们把用烟袋盒换得的一包钱交给我带了回来。钱包里是小舅希望得到的金额。

“喏,拿去花吧。”

想不到,小舅还赏了我一点儿小费。

小舅自打没有什么人听他谈论自己和寿美相好的故事之后,他便紧紧抓住母亲,添油加醋大讲他与寿美非同一般的关系。当然,我从不在别的小孩子们面前提起。晚上,父亲回家,吃饭时母亲对他说:

“阿庄看来很得意,我问他有什么喜事,他就跟我大讲同那个寿美之间的关系。……”

母亲把自己听到的小舅的秘密,一古脑儿全对父亲讲了。我在一旁故意装作一无所知,巨细不漏地全都听个明白。

“他太傻啦。”

父亲虽然这么说,但也没怎么生气。

不用说,小舅对寿美一往情深,但不知寿美是如何看待小舅的。壮年时代的小舅,根据我的记忆,对照他二三十岁时候的照片来看,他是个很英俊的男人,假如生个女儿身,其相貌并不比母亲差,寿美更是无法可比。这段时间里,不知小舅究竟是如何说服母亲,避开父亲,大白天将寿美引到家里来的。时刻大概是在下午两三点钟,有时小舅先来一步,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有时寿美预先到达,对我们不好意思地寒暄一番,送点小礼物,同母亲唠一会儿家常。两人聚齐后,母亲默默陪他们到库房内室,我们或在六铺席房间里静静呆着,或者在母亲眼神的指使下,到外面玩去。我和母亲共同瞒着父亲,并不觉得干了什么坏事。母亲同情自己弟弟的爱情,一心想办法满足他,其心理并不觉得内疚。反而有着任侠一般做戏的味道,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如今,眼看着在我蒙昧之时,赐予我非凡的恩惠的小舅,如此穷困潦倒,我自己总想给他一番安慰。正好在这个时候,能给这位为生活所迫、被逼入穷途末路的小舅一腔温存,对于寿美的此种真情实意,我不能不抱有好感。

那时节,伞屋的伯父正值一路顺风顺水,随着不能再继续依赖本家,我们一家更是常常去米店打牙祭了。久兵卫伯父一家,一方面对放荡的“阿庄”满怀热情;一方面对于穷困失业、但老实本分的弟弟“和助”,更是寄予怜悯之心。他常在礼拜天来,和父亲一起带我和精二,到小孩子喜欢玩的地方去。回家时,必定找地方请我们吃晚饭。我们曾经去越中岛和佃岛捕捉蝗虫,去京桥南传马町的河合,或登上元大坂町的今用吃牛肉火锅(在东京,所谓“鸡素烧”这一名称,也是后来才开始使用,当时只有“牛肉火锅”一种说法)。到大森海岸洗海水浴的时候,除了伯父、父亲和我们兄弟,还要伙上活版所的小舅。伞屋的伯父不会游泳,而父亲同活版所的小舅都很擅长这一行。小舅说要教我游泳,故意让我喝了好多水,嘻嘻哈哈嬉闹一番。细思之,那时候,身为商业会议所副会长什么的伞屋的伯父,那样细心照顾我们两个侄儿,自然出于对我们的关爱;实际上更出于对弟弟“和助”的怜悯,不是吗?随着自己的出人头地,对于地位每况愈下的不幸的胞弟,有时真想紧紧抱住他回到往昔的玉川屋时代,不是吗?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没有忘记伯父的一副慈悲心肠。

然而,在这里,我要对伞屋伯父的妻子阿花——对于我父亲她既是嫂嫂又是大姨子,对于母亲她是亲姐姐,对于我她既是伯母又是姨妈,务必要写上几笔的。

初代谷崎久右卫门三个女儿中的长女阿花,生于安政五年即戊午年,比三女——我母亲阿关年长六岁。她以入赘方式嫁给比她大一岁的江泽实之介——后来的谷崎久兵卫,并分得一份家产。我不知道那是哪一年的事,但我父母是明治十六、十七年之交结的婚,照此加以推断,大概是在明治十年前后吧。她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小的女儿阿隆生于明治二十四年。阿花自打三十三岁那年秋天起,病卧在床,十年未能下地行走,明治三十四年四十四岁时夭亡。她身体健康时,我只见过她一两次。那时我们全家住在茅场町,有一天,她来了,和母亲坐在楼下面对大街、嵌着窗棂的木格子客厅里闲谈。准确地说,记得伯母当时说她腿脚不甚好,看来,已经不算是很健康的人了。听说她的病始于二十四年十月初外出时跌了一跤,感到右侧腰眼儿疼痛,最初一周请人按摩治疗,未有好转,疼痛难支,住进一家名叫“樫村”的医院治疗,但在那里依旧没有查出病因。后来又去大学请青山博士诊察,到红十字医院施行电疗,一直不见好转的样子。接着又找佐藤三吉博士诊察。因为从外部很难下判断,决定切开检查。于是,又住进神田和泉桥第二病院,实施费时两小时的大型手术,切除腰部关节二寸长的腐骨。病名“关节炎”,最好在疾病未侵害骨头时加以处置,鉴于当时医疗水平,只有切开来才可判断,这也是出于无奈。

前面我曾写道:伞屋的伯母和母亲的长相不一样,“稍稍给人以阴险、可怖之感。”这固然是她天生就是如此,同时也因为十年卧床不起,生活各方面都不随意,更促使她阴郁不快,越发变得歇斯底里、我行我素了。虽说分家,但作为长女,驻守在父母家里,打从活版所衰微之后,伞屋的威势逐渐凌驾于本家之上,她越发有恃无恐,对丈夫久兵卫以下的家人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脾气也变得焦躁起来。她两次住进第二病院,第一次是明治二十五年十二月至翌年三月,其间,最初一个月,伯父守在床边寸步不离,一刻也不许他去店里。不用说,除了有护士和女佣照料之外,白天里每天由真鹤馆的伯母、我母亲,以及她的长女阿菊,从上午到晚上轮流看护。病院的伙食很差,值班的家人总是生办法做些好吃的带给她。夜间,每晚从七点到十二点,由活版所分公司经理作为出差前来照料。一个月后,伯父渐渐被允许回家,到交易所聚会一下,下午三点之前,照旧晚饭也不吃,急匆匆赶回病院,陪伴病人直到第二天早晨为止。

就这样,出院后,由于腰关节不能充分活动,只得伸直右腿躺着,或坐在椅子上,或由别人背着在屋里转来转去。我记忆中的伯母,要么独自一人坐在米店后院餐厅长火钵一旁的椅子上;要么将病肢前伸,家人围坐在她的脚边说话儿。我也常去看望她,对她磕头致敬;但她笑都不笑一下,一副强忍疼痛、焦躁而嗔怒的表情,斜睨着地下诚惶诚恐的我。看样子,除了腿脚不灵之外,其它一切都很正常,只是血色不太好,呈现出一副神经质细瘦的体势。佐藤三吉博士,其后每月来做一次检查,平素由附近的两位医生轮番前来探望。据那位被我们叫作“小菊姐”的长女阿菊对我所说,病人其它无处可去,一日三餐,要求换换花样。白天黑夜向各地餐馆订购饭食,但她嫌这也不好吃那也不好吃,连筷子都不肯动一下。于是,最后全都进入了“小菊姐”们的肚子。每天早晨,饭铺、烤鳗鱼店、寿司店、荞麦面馆的人们,出出进进,来家收集堆在厨房间的空盘子空碗,一拨又一拨。家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吵闹不休的病人十分头疼,总想送她去湘南地方空气疗养,但伯母不愿离家,即使偶尔到平冢、大矶一带走一趟,也是很快就回来了。于是,全家人总动员,跪请她再度出行。因为她说过不愿走得太远,有时就叫她到芝浦的芝浜馆住上一个月。谁知到那里一看,带有情人的房客太多,她又不满意了,说那些房客不好对付,住了四五天就回家了。

我母亲常说:“即使是皇后,也没有我家姐姐那样的权力。”亲戚们人人都暗地里讥讽她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我们大家都把凭借苦心经营、将伞屋推上米町一流商店位置的伯父看作伟大的人物。母亲她们虽然明知伯母不如丈夫,但也只好说:“那位兄长在姐姐面前变得很渺小。”我忘记是因为什么了,有一次,活版所的小舅受到伯母极大的污蔑与嘲弄:

“你以为你是谁?你是个大傻瓜!”

之后,小舅跑到我家里,抓住母亲哭诉不止。

就这样,伞屋的伯母虽然生活于不缺一物的环境,但十年来饱受疾病折磨,鸡骨支离,最后痛苦而死;我的母亲,穷困不堪,但始终陶醉于没啥出息的丈夫的关爱之中,一生平安而死,她们究竟谁是幸福的呢?我时常作如是想。比伯母多活五年之久的祖母,听说经常对“小菊姐”说:

“没有比阿花更幸福的人啦。实之介因为能干,所以死得早,但却赢得了终生大名。他那种活法,谁也学不来。”

可以这么说,但也未必能这么说。

�sd!��f����

陈德文
作者陈德文
87日记 5相册

全部回应 0 条

添加回应

陈德文的热门日记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