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行家:想到他,我就活得胆大了一些

理想国 2019-05-17 17:31:19

阿城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住处,1985年秋

阿城说自己一直在写绝境小说,这些人物在自己的绝境,面对蒙昧、无知和贫乏做出回应,或是不合作。一盘棋,一部字典,都是对生活和常识的渴望。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了。当雨水冲刷过时代,记忆并没有被搁置和抹除,时至今日,人们还在阅读阿城,阅读那些纸上的灵魂,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灵魂,那些乐观的灵魂,那些善良的灵魂。

今天,我们约请作家贾行家写了一篇文章,讲一讲他对阿城笔下那些人物与常识的体悟,也由此带领年轻一代的读者,深入阿城先生的奇特本事和人生趣味中,把握与知识相处的风度。

一世读阿城

文 | 贾行家

1. 读《棋王》

一世就是三十年。我们这一拨,和阿城先生正好相距三十年。

也不敢感慨什么。太多的时间被浪费在感慨时间上。近几年只见到一句好的:“越古老的沙粒,越接近球型”。

电影《星际穿越》形容时间是粘稠柔韧的,也可以列在架子上,一览无余,方向可逆。要不是娱乐电影,我这样的人,不可能知道世界有这一面。还有位热爱跳伞的人说:从天上看,地面就是球型。

半个世纪前,时间还剩下什么意思,得放到城市这边说,乡下是无始无终的。

我父亲赶上六十年代最后那次高考。他没有像同学那样,酒喝到饱满就合唱革命歌曲——人人需要祷告,词语和对象倒不要紧——但也泄露过一回,他九零年代去湖南出差,说见到韶山有个水洞,洞里有九条天生的龙,大概还有个石头人像吧。我那时肚子里暗笑,现在回想:这个工科生在抒情而已。他赶上了,是第一批没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前后比一比,很想通过感激对这种幸运加以合理化。

那时候的时间,真像是列在架子上,任人搬来搬去的。彼时是非,此时是非,“历史问题”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问题。我四叔书念得比父亲好,但因为小几岁,就要在村里多待了许多年。

倒是不用再下乡了。

我妻子的大姨是早产儿,十六七时依然没有长舒展,那年耷拉着两根黄绒毛似的辫子去插队。力气总撵不上心气,眼见高她一头的漂亮女孩子们,被一个接一个地选走,最风光的那个,在人民大会堂当服务员。坐在天上看几条江水绕出来的北大荒,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第六年,她姑父到陕西凤翔搞三线建设,多一个名额,总算她也走了。再见她时,她娘说“你咋学会从底下往上看人啦?”今天,大年头化作小辈人看不懂的琐事,总诘难她“他们凭的是啥,你又图的是啥?”

比我再晚三十年,用得着知道“上山下乡”吗?连我也是辗转听来的。而且,他们讲时只是抒情,和事实关系不大,历史哲学说的好像也是这类事情。我的长辈正在默许之下,逐个沉默下去。或许,我是少数没想通“凭什么”的。

阿城写:“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了。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经风干的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我第一次读这段时双眼一热,觉得后面有很大沉痛。我这种人放在乡下无所谓,虽然还是自己蹉跎自己的好,但结果无非蹉跎。有些人不该如此,他们愿意,也应该走到更大的世上去,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去知道和感受

其实,这句话里未必多么痛惜,你看《棋王》开头就视野不同:城市里来的赤贫少年觉得生活提高了,有固定的工资和食堂。何况,知青有个地方可想,可回,乡下人还什么都没有呢。譬如我的叔叔和堂兄弟们。

去年和村里房东老太太聊天,她说到下乡的最后两年,省城又来了一伙知青,是工作已经安排好了的,很快就回去了。她是全大队唯一的女团员,被派做女孩子的队长。春天是四点多钟天亮,所以就四点到地头,干到六点再吃早饭。苞米地里一片清脆哭声,她笑着说别哭啦别哭啦,今天刨完刨不完,都算你们刨完了。

四十年后,她还是笑,说家里养队上的牲口,连整觉都不能睡。这村子如今只有下雪时可以将就看看,夏秋时,河沟的垃圾被烤出刺鼻的农药味儿,等雨来冲到下游去。

还说当年吧。弟弟妹妹们下乡那年,我母亲已经上班了。她们那时下乡劳动,没人好意思觉得苦——按说,有伤感主义而没有痛苦主义,说明痛苦是客观的、不能选择的。我们说的苦,大约还是伤感,但伤感不是民间词汇——遇上闹鸡瘟,全村有数的几十只鸡,都被她和另一个不怕死的村民吃掉了,从此建立了群众威信。村里孩子喜欢追着什么跑,汽车,拖拉机,自行车。母亲走路慢,他们就跑到前面去预报:“夹鼻子的人,夹鼻子的人来了”。他们第一次见眼镜。

我看过一张照片,是《棋王》作者当时在云南某地一个长途汽车站上拍的,没有戴眼镜。不知道是不是弄坏了,没地方配。估计又是我多想。我大舅体弱,性子又懒又硬,插队时整天望天儿,一块块的土褐、绿色和蓝色,把他的近视眼治好了。《三王》有一种不合作之气,我的理解,“不合作”就是眼里没有,你的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眼里依旧可以没有你。对魏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思考的结果。“不合作”要先想清楚自己。

田壮壮导演《树王》,2020年上映

朱伟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棋王》之后有个结局:王一生懒得调到省里,就留在地区下棋,因为伙食好。他分析说:吃代表着出世。我点完了头,又有点糊涂了:世有很多层,吃也可以是入世。体工队的那层入世,从当时来说,不入也罢了。现在来看,依旧“也罢”。那一天的十盘棋足够抒情用了,写到这个结果上,问题算是解决了。写小说要心硬。这个结尾不拿回来大概也可以。

而且时间不同了,比我年轻的读者阅读经验更丰富,可以轻易读出小说里的同性情感。是的,他们还读这篇小说。记忆并不服管,总有不能被抹除之处

我总想到那个长途站,想到另一部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既然已经走到云南,那时候,会不会有人索性走过边境,找一个那头的女孩子,边学着暖洋洋的话,边生出一大堆黑黑的光腚的孩子?

如果有的话,这个故事我也会喜欢。

《棋王》剧照

2.读《威尼斯日记》

爱看《威尼斯日记》,就像爱看在海边修蓝色船的安迪:不在出世入世间掂量,而是走到一个新世界里去,创造个新的选项。现在,我手边正好是这本紫色的书,在封底摘录的那些好句子之外,容我再抄五六句:

① 古人最是这闲笔好,令文章一下荡开。 ② 黎明前的黑暗中,鸟的嗓子还有点哑,它们会像人那样起床后先咳嗽几下,清理清理。 ③ 中国为什么要发明印刷术呢?可能是预测到可以印钞票吧。 ④ 意大利人非常懂得器物之美。美国的美,在于未开发的元气。 ⑤ 深夜回到威尼斯,看着船尾模糊的浪花,忽然对自己说,一个是罗密欧的家,一个是茱丽叶的家。

① 这本书叫《日记》,也是上好的笔记。小说仍是“核心文类”。喜欢读或记笔记的人,也还不是太多。中文散文和中国人的生活,很难契合出比笔记更畅通的形态。也是闲笔好,让几种生活和察看方式,自自然然地回响在一起

② 察看有角度,有“分辨率”。角度高,要离地远;分辨率高,则耗费大量的感知和运算。怕就怕这种一乎离地高,一乎又要听或看的很仔细。

威尼斯的水手也是在小巷河中的船上唱歌,唱完了,船里的游客和站在桥上的游客一起拍手,掌声像歌声一样,在小河里传得很远。

③ 手机在【飞行模式】里,干脆不搜索了:我记得印钞票好像和五代人冯道有点儿关系。在中国古代,活字向来不是主流,包天笑印杂志时,还用的是雕版。一种说法是有许多技术难题,但我猜还是需求问题——雕版和纸张很早就齐备了,只是宋代前犯不着大量复制什么。如果是关于吃的,一早就解决了。做豆腐也不比活字印刷简单多少。

摘的这句话算是发牢骚。毕竟直到那一年,找《教坊记》或《扬州画舫录》仍然不容易。这类“精神”的集大成者,我印象里是乾隆,打着发展文化的旗号毁掉文化,不知道是权术,还是真的对文化各有理解。前几天也和人发过一次牢骚,说:梦回唐朝是有的,梦回康乾就算了。真要“再借五百年”,可就什么都剩不下了。

④ 这本书在威尼斯出版时,很多段落,会引起威尼斯人微笑。威尼斯如美人。所谓美人,无论男女,从梳妆到衣着,到养成气概,到这种气概由骄傲变为苍凉,是复杂感人的过程。对观众而言,就算年纪大了,见到美人不再心旌摇晃,还是要肃然起敬。威尼斯值得被全人类感谢。中国这边的事情,也不用太指责,罪孽无知等同于痛苦,我们已经买票了。除了天生变态者,谁不喜欢活得更合理一些呢。

⑤ 这句话也想不起来具体谁说的了:旅行是文化最初的发明和渴望。各种各样的游或行,在社会阶层之间,在空间、文化或人类智慧里……它是一种观看,它不必验证什么。

古威尼斯图,阿城圆珠笔手绘

3.读《闲话闲说》

张爱玲生于1920年,和阿城先生那一拨,也隔着三十年。

1995年9月,张爱玲去世时,他写了《适得其志,逝得其所》,这在他不太平常。我猜,缘故就在这句话:“表达方式与一九四九年后大陆形成的共和国文体格格不入,这是我读她的小说时觉得‘新’的地方”。

《闲话闲说》第六十五又说“如此惊人,近代白话文到他们(张爱玲和钱锺书)手里才是弓马娴熟了。”据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钱锺书的好友宋淇回忆:张爱玲、钱锺书对柯灵的评价天地悬殊,但张爱玲之“惊人”如此明显。如今,遗著和版权正由宋家慢慢整理,算是“得其所”了。

可是,一种新的不能再学的文体,来自三十年以前——仔细想想这种事,后面也有很大的沉痛,而且是属于群体的。人的思考收拢进语言,结构和形式在剧烈变化。如果说人是想法,那人也是语言

一位南方朋友第一次到我们东北,连连感慨“什么时候能用这种口头语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进入这个文化结界”。他又说,希伯来语的每个字母都有意义,用这语言说话,人的表情会有种凝重感。在意生活和思想的质量,再明白这层性命攸关,才会理解诗人和文体家的荣耀

爱写点儿什么的人知道:这三十年里,阿城是大陆这边的文体家。他站在废墟上,看起来堕甑不顾,在重写中国话。或许是因为清楚前后左右的处境。

我现在回忆,关于诗人崛起于八O年代的印象,似乎是错的,是诗人和诗歌最后消逝在那个年代。此后就再也没有诗,没有歌,漂浮在时代表面的文字,也逐渐模糊可憎起来。也许诗与歌真的只是个误会。

《闲话闲说》便尝试了另一个路数,为世俗语言清理了面目,以那时的材料,和文化精神一起,理出一条路来。

这本书还开辟了一种路数,就是面对面的姿态。阿城和一群人说话时,也犹如和一个人说话。用他的形容词,这也是种“健朗”。以他的通达,语言何必只有文字?从此以后,短文之外,我读到的阿城文字,大多如此。

书中第六十六写到:“中国大陆到了八O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

写字儿的人也知道,汪曾祺是来自文字废墟另一头的文体家。汪曾祺也承认,因在那时它和“白专路线”差不多,不算什么褒义。没有权力成分的头衔,没人羡慕和争抢。恐怕至今仍是这样。

《受戒》唤起的是普遍的世俗生活渴望,而汪个人的世俗,直到90年代才舒展开。他那时的寿眉呈两只白白的角,面貌衰老得很快,只有眼神偶尔有一线精光,于是,就算把拉皮条和乱伦写得襟怀坦荡、自由自在,别人也没法再说什么了。

在一篇不大重要的文章里,他重写当年在沙岭子看青,终于写出“‘闹渠一槌’,就是操她一回。”解放了世俗的语言原貌,我也跟着出了口恶气,同时为一位文体家需要如此曲折而有些触动。

话语是公器,且一直是法器。今天看到的,仍旧不算最坏的情况——我总听到它的锣鼓,宣布它正在路上。我们一次次地回去,回的又不是同一个地方。有时,语言的对面是喑哑,有时是花花绿绿的吵闹。仿佛是说:空洞的头脑和混沌的头脑,你总要选一个。

真到了那一天,我的答案现在就准备好了:回到阿城

《闲话闲说》

4.读《常识与通识》

听朋友说,《常识与通识》那种把句子边角互相压住,慢慢摩挲平的语气,是为了偿还房龙为常识所做的事情。“救救孩子,就是教给他们什么是常识”,这在他也不太平常。

《闲话闲说》里增补了2016年的《再谈》,说原书是“反映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听众的水平”。

《常识与通识》也是如此,把九十年代的常识水平推进了一部。我听人说对这本书的印象是不像《棋王》,《常识与通识》如今“过时”了。焉知“过时”才是常识的最佳归宿。就像美人迟暮是人间一大快事。

这个年代听众的水平是什么?但愿是《洛书河图》里讲的文明造型起源,是收集残存的巫文化遗迹,平心静气地做些事情。

按我的猜测,阿城先生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是从《文化制约着人类》时开始的。他对文化有自己的定义,像是为了明确而收缩,但很接近今天的知识方式:社会科学逐渐疏远物理亲近生理,谈人要从神经科学的发现说起;谈人类要从动物说起。

人类进化出意识和理性,外化为生存方式时,文化产生了。如今,我们对文化好奇,不止是一种群体意识或情感,我们想寻回这个过程,从“是什么”知道“为什么”。上帝之后,圣人之外,宇宙自有其心,生民各立其命,谁都没什么了不起。运气好的话,或许能为将来的“怎么办”,留下些凭据。也让自己的理性加入文明行列。除了从土地下、田野里一件件地拾获,反复摩挲,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看YOUTUBE上的一个视频:阿城讲古代造型艺术,说张光直先生嘱咐他要看巴黎的一只青铜器底下有什么。到了那博物馆,问能不能翻过来看。博物馆说可以啊,陈列文物就是为了研究。原来底下有一条大蛇,这个形象在上古与医药有关,于是明白了这件器物的意思,而“明白的越多,越容易明白”。

我们捧在手上的,是与知识相处的风度。

生物学对行为的发现,经常比想象离奇。《爱情与化学》说:爬虫类脑相当于精神分析里所说的“原我”,新哺乳类脑里的前额叶区,相当于“超我”,(当时的研究)并不知道“自我”在哪里。

萨特说:自我像冰箱里的灯,需要你打开冰箱门。也就是属于第二等级的反思意识。这个比方被神经科学家听说,可能会不以为然,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人的精神特质由基因和大脑发育所决定,反思与否也属于“命定”。又说,人的一部分脑,总在解释和欺骗另一部分脑,方法就是编故事。我照着《常识与通识》的方式,把他们拉到一起看,当然看不出所以然来,但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和阿城的关系是读和听,因为YOUTUBE代表的技术——作为传递消息的方式,它也可以说是青铜器的后代——自然理想国的出品更像,未来有没有纸张印的书,是个情感问题,用不着忧虑。目下看来,纸书如信物,让我感到牢靠。越来越多的传递形式,则让我不担心知识被禁绝,常识被阻断。新的读者遇到阿城,不再像他三十年前遇到张爱玲,是纯粹的运气,而是一定会到来的一天。

陈村拍摄,1999

本文作者:贾行家,男,1978 年生人,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尘土》《潦草》。

阿城《棋王》三十五周年纪念征集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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