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名作家跟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系吗?

鱼儿也翻滚 2019-05-13 17:43:35

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前,狄更斯曾经是负责给鞋油筒贴上标签的工人,阿加莎·克里斯蒂曾是助理药剂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一名工程师……

作家路遥说过,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的进程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余华:那些年,忙着给病人拔牙

作家余华曾是一名牙科医生,他在《我为何写作》里曾这样回忆他的工作:

二十年多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拨牙长达八个小时。 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拨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我所在的医院以拨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因牙疼难忍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 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材,他们说不能再让我拔牙了,说应该让我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我进了文化馆。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寻找自己的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我从医院到文化馆工作时,我的调动文件上盖了十多个大红印章。 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要说明文学或者说是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同时,他的心灵也会经常地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或者说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刘醒龙:那些年,在阀门厂埋头苦干

作家刘醒龙曾任县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而从中学毕业进入工厂工作,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对于这段经历,他曾经有这样的感悟:“熟悉乡村,又当过工人,这是生活对一个作家的莫大恩泽。与赏赐不同,恩泽之下更有责任和承担,经历多了,获得多了,肩上扛着的东西就变得重了,那种‘小团圆’的意念就有苍白之嫌。”

有评论家将其1996出版的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称为“打工小说的发轫之作”,书中对阀门厂生产过程、用车床制作阀门的技术参数有着详细的描写,都是不可能凭空想象出来的,只能靠亲身体验。刘醒龙曾经在访谈中如此说道:

十年工厂生活,每半年按完成生产定额、产品质量、安全无事故等实打实的标准评比一次,我拿到二十张先进生产者奖状。这习惯用在写小说上,每个句子,每个人物,都像那些紧固在车床卡盘上的金属零件,从粗加工到精加工,每个步骤都不敢马虎。《咬文嚼字》杂志曾“咬过”十二部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结果《天行者》的错别字率最低。这与我当工人时情形相同,加工零件的废品率,虽然与技术水平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劳动态度。写小说和主编杂志也有劳动态度问题,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会亲自看稿选稿,更不相信我会天天到编辑部坐班,但我确实是这么做的,这也是工厂生活对我的影响。 《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与我有很多的亲密性,属于精神自传吧。我把我在工厂生活、工作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接触的问题在小说中都表现出来了。在小说中,其实我表现了我的困惑——普通劳动者的个人价值如何体现。关于普通劳动者价值的认定问题,我觉得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们所有的教育都倾向精英教育、精英意识,到目前为止,对普通劳动者似乎缺乏足够的应有的认识。从个人感情来说,就是工人作为一个阶层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这也是我在1996年写这部作品时所思考的问题。

刘庆邦:那些年,在矿区下井作业

作家刘庆邦曾是河南新密的一名煤矿工人。在他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创作了大量以煤矿和乡村题材为主优秀作品,电影《盲井》改编自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有一个说法广为流传:到陕北,只要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到矿区,只要提刘庆邦,就有人管你酒喝。

刘庆邦经历过9年矿区生活,因为常常要在地下千米的地方工作,最初的一段时间,他常常感到耳膜像被加厚了好几层,但这还不算他关于下井最有趣的“发现”,他认为,凡是矿工,脸上都会“写着”只属于矿工的特殊标记——矿工常常会在井下受些小伤,而这些伤口会很容易沾上煤,煤尘渗透,会形成蓝色的煤斑。“只要看到这种煤斑,你就知道那一定是煤矿来的弟兄。”对于矿工特有的性格,刘庆邦喜欢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幽默”来浓缩。在生死攸关的沉重生活里,矿工们必须也只能以幽默来释放压力。黑暗中,男人们喜欢拿女人说笑,他们会在黑色铁柱上用白粉笔画女人裸体,把又冰又硬的地下柱子称为“铁姑娘”,把不见太阳的白毛老鼠称为“白毛女”。

最让刘庆邦难忘的是这样一个细节:矿工上井喜欢喝酒,上街看女人喂眼——这是矿工们发明的一个词,也就是上街看漂亮女人。矿区永远是缺少女人的,因此,他们很容易对女人产生强烈的渴望。除了女人,矿工们另一个消遣是喝酒,有时候空着肚子不喝酒,也能划拳。

刘庆邦对自己的写作,有着多数作家缺少的较为明确的职业定位,那就是“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在《红煤》后记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

郑小琼:那些年,五金厂流水线上的245号

80后诗人郑小琼,曾经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打工者。2001年,四川南充卫校毕业的郑小琼,先在一个模具厂工作,没做多久又去了玩具厂、磁带厂,再到家具厂做仓管,几经周折,来到东莞市东坑镇黄麻岭的一家小五金厂打工。早上7时30分上班,12时下班,下午1时45分上班,5时45分下班,6时30分加班,一直到9时30分下班。每天机械地在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她一天最多打过13000多个孔。在工厂,郑小琼的编号是245号。大家都叫她“喂,245!”叫了5年。

为了生存,郑小琼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日的劳动强度让她几乎无心与外界联系,她平时主要的乐趣就是诗歌创作,偶尔也向一些报刊投稿。一天,《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的主编许强在翻看《创业者》这本杂志时,看到了郑小琼的一首诗,让他十分震撼。许强感觉这个没有名气的郑小琼是个极有潜力的诗歌创作者。于是,许强照着杂志上的地址与郑小琼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主办的《打工诗人报》第三期头版头条刊发了《打工,一个沧桑的词》这首长诗。这首诗发表后,不少读者都被郑小琼的才华所折服,不少编辑与诗友都主动和她联系交流。

“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在海洋里捞来捞去,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褪去的青春。”在某个意义上,郑小琼对诗歌和生活的态度。更像是一个群体的缩影。她的诗歌充满了对世界不公平的挑战和蔑视,字里行间充斥着揪心的力量。“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正如她在《流水线》中所写:

“在流动的人与流动的产品间穿行着/她们是鱼,不分昼夜地拉动着/订单,利润,GDP,青春,眺望,美梦/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流水线的响声中,从此她们更为孤单地活着/她们,或者他们,互相流动,却彼此陌生/在水中,她们的生活不断呛水,剩下手中的螺纹,塑料片/铁钉,胶水,咳嗽的肺,辛劳的躯体,在打工的河流中/流动……在它小小的流动间/我看见流动的命运/在南方的城市低头写下工业时代的绝句或者乐府。”

几年间,郑小琼写了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诗歌,引起诗坛的广泛关注。

为何会写诗?面对这个问题,郑小琼沉思了一下,慎重地说,“我告诉自己,我们是这个珠三角城市所发生的事情的见证者,应该把见到的想到的记下来。”

作家与职业

作家与前职业这两个概念,无论是自我标榜还是别人尊称,都不是与生俱来就能得到的。也就是说,作家其实只是一个人在无数个生活常态中的一个过程。是人生中的一个标签。如果一个人只是专注在一个方面而不能顾及或者放弃其他,那这个人的人生肯定是不全面的。

而之所以这些人能走向作家之路,在于其本身拥有的分享、表达和传播的欲望,换句话说,能成为作家,是因为他想成为作家。

一个作家所从事的职业与其成为作家是否有关,要看其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和生活在创作中的作用。在成为作家之后,生活,或者说他的职业,便成为了他的创作素材之一。

作家所从事的是写作,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写作,和没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写作,可以说是直接影响到写作质量的一件事。

一个作家,只有生活丰富了,他的作品内容才能丰富。从这一点上说,一个作家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是其生活和写作的一个部分。并且也都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不管你是学院派,还是农民工,亦或是富人。

唯一的差别在于,你们的社会体验不一样,而且,在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作品一般更具有感染力,也更受文学界重视,这不仅不是缺陷,甚至是一个优势。

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位作家,那就大胆地去写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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