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掌握了言辞,谁就能上六里庄当禅师

云也退 2019-05-13 09:31:03

觉悟之人自命消灭了言辞,却免不了故弄玄虚的嫌疑,故此,禅师的“智慧”又都有着喜剧的潜力。

上元节,慧吟禅师在寺里让小僧摆酒喝一顿。小僧们有顾虑,禅师说:喝完了忘了就行。一个叫法聪的和尚便问慧吟禅师:真能忘了?慧吟禅师说:不能,但我能让我自己相信我忘了。法聪答说:我骗不了自己。慧吟说:不算骗,反正早晚会忘。法聪又问:忘了就不存在?慧吟又答: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忘不忘都不存在。

禅是什么?西方哲学家运用理性,孜孜不倦地探究事物的本质,而东方的禅相反,它主张觉悟,认为冥想、直觉、神秘体验才是获取知识的有效手段。日常的事情,不要用日常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尤其是不要思考,不要被理性的逻辑所束缚,而必须凭借意识来克服意识……说再多也没用,这是个纯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就算觉悟,也无法用语言向别人描述,就如同袜子底上破了个洞,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

这位慧吟禅师看来是觉悟了,觉悟的标志,就是明白了任何戒律都不重要,任何戒律,不管是喝酒还是自欺,都不过是言辞。在东东枪的《六里庄遗事》里,慧吟禅师是一个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顾虑的人,一个通过摆脱逻辑而达到逻辑永远自洽的人。上面这一段,作为捧哏的法聪,他的提问代表了常识:忘了就不存在?慧吟答的是:只要忘了就行,忘了之后,哪怕是并没忘,它也不存在。他的诡辩,足以让纠结于其中的逻辑漏洞的人自觉晦气。

当然油条必须在油里汆透,慧吟这根老油条也是长久修炼的结果,可是中国式的笔记小说里,九点九成以上的人是没有成长的,他们呈现出当下的样子,活在自己当下的人格、当下唯一的心情里面,而他们的起伏悲欢,由于笔记作者站的漠然而猎奇的立场,而变成了所谓的“奇谭”,成为某种神秘的众生命运拼图里悠悠的一小块。

《遗事》也未见例外,它在对“世象”保持情感中立的前提下,塞进了种种意在言外的神秘。一个有幸在书中走完人生的人物,其“成长”务必遵循一个宿命的要求:他的结局,在前面必须有伏笔,有预兆,他的今生被前世暗暗撩动,又向着下辈子默默点头。

看看这个人物吧,他叫韦嗣立:

“韦嗣立说他以前打猎时发现过一群野猪,会直立行走,会用火。两条后腿儿站着,前腿儿跟人手那意思差不多,没这么灵活而已。火不知道是生的还是留的火种,反正是会用,烤火、烧东西吃,不会说话,但瞧那眼神,估计也快了。”

这里的“说”很关键,后边那些东西都是韦嗣立“说”的,《遗事》故事的一大特色就是许多人是卖口舌为能的,但说着说着,所说便与事实混合了起来:“韦嗣立后来不打猎,只偶尔在林子里挖点陷阱什么的,运气好的时候,也能逮着一些獐狍野鹿之类……但也有一些,韦嗣立一看就明白:自杀的,遇上事儿了,不想活了。”

注意到了没有?作者东东枪不再强调这些是韦嗣立“说”的了,他所说的东西,即将转化为他自己头上的套索。韦嗣立也是死于自杀:“他最后那几年不回家,自己在林子里搭了个棚子,住在里面。”有一天翻出根绳子,绕成圈挂在树上,把脖子放进去,死时还对一只松鼠笑了一下。——读到这里,相信你会有一种“圆满了”的感觉。

慧吟禅师和韦嗣立没有任何交集。但你若问禅师:韦嗣立说的事,是真的吗?禅师会这么回答:是真的,因为一件事情,你忘了就等于不存在,你不忘,它自然便是存在的了。故而,韦嗣立真的见过那些自杀的野兽,也因此,他终将加入到它们之中——你看,死时他都能与松鼠挤眉弄眼对上话了不是?

言辞构成了事实,又宣判了说话人自己的命运。预兆重现,奇事重复发生,结尾呼应开头,你若喜欢这些,无法抗拒必然性和因果的束囿,你就是《六里庄遗事》的理想读者。自然了,韦嗣立日后也要转世为野猪,然后被下一个韦嗣立遇见,要知道,猪是人转世而成的动物中最低档、最具“阳光普照”属性的一种,符合对六里庄众生的定位。

慧吟禅师基于职务之便,听人的言辞也多。有次听一香客讲了一桩故事,说某男交了新欢,对自己的结发妻子下了狠手,杀掉以后将尸首埋了,回床上睡,第二天起来,却见妻子仍好端端地睡在自己身旁。他以为昨天是做梦,到了夜里再度杀妻,埋尸,不料醒来后妻子照例躺一旁,完好无损。杀了几十次后,男人终于决定罢手。夜里,两人酒酣耳热之际,妻子问了一句“郎君,今夜还杀不杀了?”男人一愣,随即嚎啕大哭。“妻子看着他,也没言语,只轻叹一声,便化作一阵青烟,散去了。”

故事结束了。慧吟禅师问那个香客,为什么告诉我这个故事?香客“也不说话,也只轻叹一声,化作一阵青烟,散去了。”

言辞真的厉害。这里的关键不在于“香客就是那男人自己”,这里的关键是,言辞再一次以神秘的方式铸成了结局,这种方式让我们感到眼熟。用这种套路来解《遗事》一书,其中的许多奇谭也都无甚新奇了。好在,六里庄有个慧吟禅师,让我们考虑下他的反应如何?他事先也未曾料到,香客会有这般变化,不过,此刻的他不仅不大骇,反而应该进入了心喜状态——他又一次觉悟了。香客叹一口气,化烟而去,正符合禅宗所讲求的人与人对话的境界:所答非所问。

这是直觉达到的巅峰,是人脱离了语言秩序、回归初心的光荣时刻。传统相声有《所答非所问》,表演套路是甲乙二人对话,甲提问,要求乙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乙以为就是胡说八道,很容易,其实不然,事实上,乙总是下意识地便顺着甲的问话接了茬。但这是相声,而禅宗恰恰推崇这种实践,认为那是一种修行,是对言辞构成的秩序自觉地发起冲击。禅宗公案里充斥着如这类对白:僧人问:“为何菩提达摩会去中国?”禅师答:“柏树在庭院中”。

还有这样的:

学生问:“佛教的第一原则是什么?”禅师答:“如果我告诉你,它就成了第二原则。”

《六里庄遗事》里,也有不止一个故事符合这种问答的套路。那是第204—205则故事,说有个小僧,一觉醒来在床上哇哇大哭,一问说是昨夜犯了色戒,但又说不出更具体的,惹得师兄们在一旁乐。慧吟禅师闻声而来,听师兄们说了情况,便道“犯就犯呗。”

谁知,小和尚一听师父说这话,不仅哭声没有停止,反而左右开弓抽自己大嘴巴,众人拦也拦不住,“三五下嘴角就带了血”。见此情景,慧吟禅师一愣,屈身在地,给这小徒弟磕了个头,起身走了。

你能否领悟到“所答非所问”的奥义?这里,“起身走了”是关键,禅师不会留在原地,等着看徒弟们的表现,再告诉他们自己方才为何如此折节,等等。觉悟是一个不及物动词,觉悟的时刻,人内心产生了某种释然,同时熄灭了言辞描述,更不用说传授的可能性。觉悟带给觉悟者以幸福,却把困惑扔给了周围的他者。

正因为言辞的消灭,觉悟之人又免不了要落下故弄玄虚的话柄。故此,禅宗的“智慧”又都有着喜剧的潜力。继续往下看:众僧看见禅师走了,不明就里,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只有法聪先回过神来,屈身在地,朝着师父的背影磕了个头。”事后,有人问法聪,你那天朝师父磕头是什么意思?法聪自然是不会直接回答的了,他说:“你连我磕头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我给你讲了也是白讲”,又说,如果我这话怒恼了你,那么这怒恼对你有好处。

法聪的话,同上面的“如果我告诉你,它就成了第二原则”,是不是异曲同工?是不是又与慧吟禅师的诡辩“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忘不忘都不存在”遥相呼应?法聪本来是一个捧哏,但他也跟慧吟学了一手:他参透了言辞的高级用法,懂得了怎样以“所答非所问”的方式,让言辞为他逃避言辞的行为服务。

在《遗事》这本书中,类似的禅宗话术,简直已经是三教九流普通人的修为了,看起来,六里庄的这座寺院真的担负起了心灵教化的职责。例如534则中,袁大师挂一幅对联,石胖子来问联语的意思,袁大师回答“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石胖子说似懂非懂,袁说“那好,我就放心了”。说起来,这也都是相声里的语料,东东枪要使用,当然得心应手:249则中,法聪又回到了捧哏的位置上,他问慧吟:咱这寺多少年了?慧吟反问:你觉得多少年合适?这样的答话,比起东东枪直接抄进书里的“比茄多耳”(139则)更能让我想起马三立——想起他的《学瞎话》。

你觉得多少年合适,就说多少年好了。这个意思依旧指向了那条真理:一切都是言辞。我们活在别人讲的故事之中,而我们只要容许它存在,就会让它脱胎换骨,成为事实,哪怕是荒诞不经的事实。东东枪对这一点是持有世故的认知的,他明白,言辞如何让一样东西膨胀或缩小到与它原先的大小不成比例的程度,言辞又如何赋予了言说的人以摆弄和改变事实的力量。

只是……总之……归根结蒂……一言以蔽之……与其揭穿这个奥义,不如运用它,去构建一个像“六里庄”这样的、奇谭怪事的孵化基地,在其中,一位由作者化身而成的觉悟了的禅师,用智商碾压着那些受困于言辞的人。

云也退
作者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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