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少时代(13)——谷崎润一郎

陈德文 2019-05-13 04:59:53

有悲有喜

俗语说“老大都是笨蛋”,兄弟辈中,我给父母带来的麻烦肯定比谁都多。尽管如此,但我并没有经常受到父母的斥骂。最早留在记忆中的是在南茅场最初的家里,我六七岁的时候。

“好,好,你这样不听话,看我今天怎么制服你!”

母亲气愤地说。她叫来嬷嬷帮忙,在我小脚趾上烤艾灸。母亲每次动辄就要给我“烤艾灸”,说着就拿来艾和线香,嬷嬷赶紧出来调解。我紧握两手扶地,向母亲求饶:

“我再也不敢啦,对不起。”

只要这么一说,照例可以获得谅解。正当我异想天开的时候,谁知这一天嬷嬷完全站到了母亲一边。我简直慌了,一个劲儿大叫:

“我再也不敢啦,对不起!”

最后终于被按倒,坐上了艾堆儿,点上了火。

“热啊,热啊!”

我大声吵闹,两腿乱蹬一气。嬷嬷一把揪住我的脚,使我动弹不得。

“好了,马上就完啦,马上就完啦。”

说着说着,母亲就在我的两个小脚趾上分别点燃了艾堆儿。老实说,比起灼热的艾灸,更可怕的是被两个大人摁住受刑罚。自打挨了灸,脚上的印痕两三天消不掉,割肉般的疼痛,弄得我很不开心。我每感到那地方疼,就想起受刑的日子,心里很悲伤。

这种事儿有过两三次,有一天,正在烧艾灸的当儿,父亲回家来了。

“怎么啦?不要哭,唉,好可怜啊。”他急忙抱起我,“妈妈给娃儿灸灸呢,算啦,算啦,不灸啦,放心吧。”

父亲用满含凄怆的亲切的话语安慰我。

这么说,父亲从未骂过我吗?也不是。我也挨过父亲的斥责。有一年,“伞屋”全家邀我们一起乘船去台场,到退潮的海边游玩。我第一个跳进大海,没想到那地方深不见底,我吓得赶快爬上船来。

“傻瓜蛋,瞧你急得那个样子!”

当着家族里众人的面,有意无意大骂:

“ 本来就是个铁秤砣,还想充老大,第一个抢着往海里跳!……”

看来,父亲眼见着我突然跳海,或许一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更重要的是当着伯父和伯父家人的面,自己的儿子干了件大蠢事,他脸面上磨不开,才如此火冒三丈吧。其实,我也是一时糊涂干了错事,值得这般大声叫骂,在别人面前拼命揭儿子的短吗?真是个变态的老爷子!我心中愤愤不平。母亲因为晕船,当天不在场。父亲回到家里,照样又对我大骂一遍。夫妇俩你一言我一语,不停地对我嚷嚷。

记得在发生这件事之前,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砍树制作木刀。我干手工活儿很笨,怎么削也不像刀。父亲看不下去了,说:

“快点儿拿来,我教你怎么弄。”

起初,他心情尤其好:

“这样,这样,”不管我怎么问他,父亲都不嫌烦,“这里呀,这么来一下不就得了吗?”

于是,我就照着做。眼见着快要削成我所希望的木刀了,再糊上一层银纸就行了。我喜不自胜,“这里再加加工”,“那地方还不行”,一个劲儿提要求。这样终于把父亲惹火了:

“还要怎么样?你自己随便怎么干好啦!”

父亲俄然胡乱地大发脾气,我当时好容易即将完成一件事,乐此不疲,不管什么都不会扫我的兴。但这件事使我感到既遗憾,又伤心,一想起来就泪流滚滚。

嬷嬷御美代死时,我不是十二三岁就是十四岁,已经记不清了。她停奶之后,改为厨房女佣做活儿。一天晚上,她蹲在洗涮间前的地板房里刷碗碟,身子猝然倒向左方,流了好多鼻血,满满一铁桶。松山医师很快赶来,诊断为脑溢血,暂时让她躺在女佣寝室里。几天后,由家住麻布十号的女儿夫妇接走,不久就来人通知说她死了。自打我出生那时候起,她就在我家佣工,关系非同一般,但死在非常之际,对她的家人来说,恐怕很难给予充分的回报吧。后来,御美代的外孙女儿也来我家做事情,但时间不长,又从桂庵雇了一名女佣。其实当时我们全家的生活水平,使用一名女佣已经有些过分,所以桂庵来的女子始终变来变去。经常没有人做厨房的事,只好由父亲、母亲和我分别承担。

新雇的女佣随便旷工,动不动就逃回桂庵。一旦有事,几个小时也不回来,觉得奇怪,到女佣寝室查看,日常用品都没有了。

“哎呀,又逃跑了啊!”

父亲母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情绪很低落。算了,只得等着下一个女佣到来。这其中的几天或十几天,对于我来说是最痛苦的日子。

考虑父亲的内心,且不说往日荣耀之时,甚至一般的烧水做饭都不忍心叫母亲做。再说,母亲对这些活儿也不熟悉,到如今还像个饭也不会煮的闺阁小姐,所以日子尽管过得很艰难,依然需要雇一个女佣才行。没有女佣的日子,父亲比母亲起得早,点火烧锅,我也经常被命令代替父亲干活儿。冬天的早晨,库房客厅里亮着方角灯,父母还睡在床上的时候,我一个人早早起来,到厨房里做事。后来又增加一项,傍晚时分跑到各处清扫路灯,这活儿比什么都可怕。那时候,二宫金次郎幼年的故事时时浮现在脑际。[1]不用说依他那样而奋起,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贫穷最可恶。

我受过母亲仅有的一次严厉的体罚。原因出在哪里呢?母亲那样怒不可遏,定是我干了使她难以容忍的事了。或许我吐露出来会给别人惹麻烦,无论如何都需要隐瞒下去。不是金钱上的问题,说是别人,也想不起来到底是谁了。总之,我当初已经下定决心,坚持下去,决不开口。我被母亲叫到跟前,正襟危坐,不管怎么拷问,我都是重复着“不知道”三个字。母亲也耍了性子,拎起搭在长火钵上面的铁架子,抽出一根铁条,照我的屁股上狠打。那铁条外表磨成了银白色,是一根四五寸长的铁棒。记得嬷嬷过来拉架,那肯定是十二三岁的时候了。母亲当时根本不听嬷嬷劝解,铁棒打在我的衣服上,不轻也不重。

“我看你不说,我看你不说,好奇怪的娃子!快说吧,不说还要打!”

重复一句“不知道”,就挨上一次铁棒子。虽然手下留情,但同一个地方多次挨打,身子越来越疼痛难支。我要是想反抗还是可以成功的,理应也能逃脱。但我只是大声哭喊,莫名其妙地反复告饶:“对不起,算了吧!”

这次体罚是如何收场的,虽说不记得了,但我一直挺到最后,这是确定无疑的。我想等父亲回来,母亲一定会告状,弄不好还要受到体罚,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没想到母亲见了父亲的面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母亲因为对我太过分而懊恼,所以,她为何对父亲一字不提,我一直感到不可思议。

悲伤的事情就说这些,下面说点儿高兴的事。不知后边所讲述的究竟属于哪一种。

父亲偶尔也如所预料到的,怀里胀鼓鼓地回家来了。每到这时候,朝夕的饭桌上忽然改观。就连我们孩子也看得出,这两天肯定赚了不少钱。

“今天你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怎么样?牛肉火锅,还是西餐?”

说罢就订了好多我们爱吃的东西。母亲在一旁瞧着我们大吃大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想必心里也很高兴。然而,这个时候的我,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嘴馋,喜欢吃得饱饱的;另一方面又觉得父亲挣的那点钱,转眼间就花得精光,一想到这种可怕的生活,不能不感到心绪悲凉。而且,一边感到悲凉,一边又吃得撑破肚子,到最后更加觉得悲凉起来。

父亲虽说也是这个家族成员之一,但蛎壳町和兜町的人们为金钱而一喜一忧,这种轻薄的表现始终遭到他的斥责,令他叹息不止。说起父亲,虽然有些清高自许,但在我看来,无论父亲还是伯父,在那些市场经济人中,都是属于上等的人物。或许因为谷崎家的亲戚全都是蛎壳町、兜町和杉树林边的经济人的缘故,同那个社会的人们接触得多,所以很熟悉他们的风格。昨天还是拥有广宅大院的富豪;今日一变而为蜗居陋室的穷酸,可怜见地衰微下去。于是,“谁谁败落”的传言流布四方,朋友圈里也改变了态度。昨日的哥们不再理睬今天的失败者。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定律,倒霉的人也只得任命,无须再发牢骚了。相反,昨天还处于穷途末路之徒,一朝时来运转,起死回生,转瞬间众皆蚁附,车马盈门,前呼后拥。“伞屋”店我曾多次见过这种例子。即便是从略略点头、打打招呼的方式上,也能惊人地看出来谁春风得意,谁穷困潦倒。在如此激烈的风云变幻中,始终保持江山不倒、渡过幸福晚年的人,固然并不罕见;但一般的人一旦落魄,十之八九都很难东山再起,最后只有郁郁而终。像我每次所说的我的父亲等人,一跌到底,再也没有爬起来过。在米屋的经纪人中,就连恪守经营之道、全靠努力奋进而获得资产的“伞屋”的伯父,到了晚年——我逐渐以作家身份登上文坛的的大正初期,因遭遇偶发事件而蒙受悲惨结局。伯父临终前为孩子们留下遗言:

“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再也不要再做这种生意了。应该换个安稳的事业。”

伯父死后,“伞屋”的堂兄弟们,无由转向别的职业,只得违背亡父遗志,继续经营米谷和棉纱交易,到头来悲惨地倒闭,一间房子都未能保留下来。这是后话。总之,鉴于此种情景,我从小就对包括自己家族在内的那个社会上的人们没有好感,唯有我一个人暗暗期待着,决心走不同于其他谷崎家族成员的道路,决不加入他们那一伙。

父亲和母亲往昔好几次去大矶的松林馆游玩、居住,自打那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夫妇一起乘火车旅行。只是在迁到南茅场町第二个家的时候,带我们游览过日光。大概是在嬷嬷活着的时候,父亲、母亲和我,以及当时不满十岁的精二一道去的。现在想想,父母陪伴我们兄弟,一家四口一道外出旅行,前后只有那么一次。记得似乎是暑假即将结束、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从前一天晚上一直兴奋地睡不着觉。不过,那时候,高兴的另一面,不能不暗含着一抹悲愁。原因是,当时父亲的交易所生意空前红火,可能赚了一笔大钱。我自然怀着在那里住上一两个晚上的打算。结果,父亲却说:

“我们不住宿,当天赶回来。”

好不容易去了一趟日光,只能看一看东照宫的日暮门和眠猫,根本来不及看华岩瀑布和中禅寺湖,明白这一点,我的欢喜减少一半。父亲和母亲还一再叮嘱我们:

“今天我们去日光游玩,不管对谁都要保密,即使去活版所和米店也不能说。”

出发定在一个礼拜天晴朗的早晨,鉴于礼拜天“伞屋”的伯父经常跑来串门,父亲犯起了嘀咕:

“今天说不定实哥儿要来。”父亲有些担心,吩咐嬷嬷:

“弄不好,米店的少爷也会来的。他们要是来,就说我们和孩子们去上野玩了。”

父亲过了好久这次才赚到钱,本家不用说了,就连“实哥儿”也严加隐瞒,这对于亲族来说,实在有些不近人情。还有,相隔多年的一次游山看水,连住一个晚上都不行。一旦住下,亲族们自然就会知道。联想到父亲对母亲和我们兄弟的一番深情,感到既难得又可哀。

从上野发出的火车,乘的是二等车厢(当时也许分为上等、中等、下等三种车厢)。我想起当年本家的久右卫门小舅和正妻阿菊住在大矶的群鹤楼时,活版所掌柜的带我去游玩,在那里呆了好几天,久右卫门夫妇陪我回家来。那时是第一次乘二等车,这回是第二次。即使是母亲,如此一身中流阶级的打扮,坐在宽敞的座席上,放眼眺望窗外的景色,除了当时同父亲结婚经历过一次之外,恐怕八九年再未有过乘火车旅行的事了。而且,父亲、母亲和我们一样,这次都是第一次踏上日光的土地。当时火车上的一些小事,我至今还记得,去时的车厢有两排长长的座席,乘客背对窗户坐在两侧。回程时乘坐的是今天所谓的“罗曼车”。而且去的时候,我们占据了背向上野山峦的席位。若问我这种琐碎的小事何以能记在心里,那是因为在我斜对面的席位上,坐着一位皮肤洁白、看来是富贵人家出身的气品高雅的小姐,同她父母坐在一起。这件事使我至今没有忘记。凭着少年的眼睛,很难判定一个年岁较大的女子的年龄。我确实说不出她究竟多大了,但估计不会超过十八九岁。我虽然在《少年世界》的插图上,经常看到闺阁美人的容颜,但那时才知道这样的女子确实存在。我分明意识到自己肉体中“性的觉醒”,凭借一个少年的狂痴,反复凝视着那位小姐的姿容。不,不仅是长相,从头发,从领口,从牙齿,从手指,一直到穿着白布袜子的足尖儿……,一一仔细而又固执地打量着,总也看不够。那副脸蛋儿在当时属于理想的标准型,鼻官秀挺,双目炯炯,瓜子脸。她意识到全车人的视线悉数集中于自己身上,一直低着头坐在那里。因而,看上去,这更使她增添几分秀逸与崇高。不仅是容颜,就连那根根玉指,也流露出几分高贵,白皙而优雅。盛夏时节,车厢内酷热难当,乘客们的脸上一个个像着了火。我一直盯着那女子雪白的手指,看得我浑身大汗淋漓。我想,有钱人家的美人大概都是这副模样儿。想着想着,进入了忘我的恍惚之境。这时候,那女子或许一时不知道眼睛朝向何方,不由地瞧瞧我,嫣然一笑。我猛然一惊,回了她一个微笑。那一瞬的惊讶和喜悦——战栗般的感情,抑或就是我的初恋吧。她的笑颜立即消泯了,视线转向别方。留在笑颜中的最鲜明的印象,就是那副整齐而洁白的齿列。

“……你瞧,简直无法可比。”

父亲当时凑近母亲耳畔小声说。

“还不是气质不同吗,所以不愿挨着坐在一起。……”

父亲说罢,翘起下巴颏,母亲也默默地对他点点头。我从父亲闪闪烁烁的语句里,看出他们是在议论小姐,尽管我和父母看法一致而禁不住满心欢喜,但究竟是和谁作比较呢?“简直无法可比”,是指何人而言的呢?我顺着父亲下巴颏所暗示的方向望去,发现小姐同一侧座席的前方,坐着一位肤色浅黑、艺妓出身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同那个不是恋人就是丈夫的男士坐在一起。说起肤色浅黑,她倒和久右卫门小舅的爱妾寿美有些相像,但那女子不如寿美那般阿娜多姿。父亲为何刚刚说过“不愿坐到一起去”;又马上将那样的女人同这位纯洁无垢的小姐加以比较呢?大人们的看法真是奇怪,我感到实在冒渎至极,同时又压抑不住满肚子的愤懑,只得在心中合十祝愿。

“小姐呀,我的父亲说了对你不敬的话,请你原谅吧。可我绝对不会有那些奇特的想法的。”

在日光没有特别值得谈论的话题。父亲熟悉名叫“小西”的一家旅馆,在那里稍事休息了一会儿;开始接触大谷川与含满渊的溪流时,多少满足了几分以往的憧憬;无论如何,不看看东照宫总是个缺憾,于是频频恳求,至少该到最近的里见瀑布看看;父亲说,急匆匆跑一趟回来,勉强可以赶上火车,你一个人去吧,万一赶不上车,就去小西旅馆住一宿。父亲还给我一些盘费,嘱咐我天黑走山路要雇人力车。不料走到半路,车夫不拉了,说前头不远就是,叫我自己去看,他在这里等着。我一人独自攀登,渐渐害怕起来,随之断念而返;就这样,好不容易才免于被全家抛弃。——我所记得的就是这么多。结果,当天去日光最使我高兴的是,从上野至日光的几个小时里,同我相向而坐的那位小姐的倩姿。

[1] 二宮 尊徳(1787-1856),江戸時代後期経世家農政家思想家通称金治郎或金次郎。幼时家贫,父母双亡。白日上山打柴,夜间编制草履。少年大志,俾至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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