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谎言和生活的迷宫

孟冬 2019-05-12 2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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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典型人物一直以来都是传统小说的特权,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巴尔扎克的吕西安、欧也纳,到司汤达的于连,福楼拜的爱玛·包法利,这些典型人物的经典性总会使我们很快想起他们的特点,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种阿伦特所说的典范,通过“想象成为他们”,激发起我们与这些典型人物的共同感。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与他们有一种相同的感觉,而是在想象力的帮助下,我们与那不在场的文学形象一起成为了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这样我们能根据这些人物的立场来思考及判断。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文学典范能够让我们能够根据这些人物的立场来思考及判断。

“有许多这样的典范,他们可能在遥远的往昔,或者就活在当下,它们不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就像虚构出来的麦克白,伊阿古,在我们心中激起‘对邪恶的巨大恐惧’,而且,与阅读伦理学专著相比,阅读李尔王能更有效地激发起我们在作为子女应该怎样孝敬的印象。“

自由人本主义批评也肯定这种文学形象所具有的改造力量,他们认为,这些形象以及这些文学能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们相信文学能处理普遍的人类价值,能帮助人放开眼界,将人带入一个宇宙视野中,最终使他们在对永恒真理和美的高尚沉思中涤净。

但文学这种力量真的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好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当我们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贝克特、加缪所塑造的文学形象不仅不具有这种典范力量,反而感觉到更多刺痛呢?

既然典范性是巴尔扎克、福楼拜笔下的人物特质,那么就从他们的人物开始,看看能否在这些典范身上找到某些线索。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里,主角吕西安曾受到他所阅读过的传记、小说的强烈鼓动,他从那些故事中看到“人生扩大了,社会有了新面目”,仿佛巴黎就是美妙幻想的集聚地。而《高老头》里的欧也纳也如吕西安一样,受到小说某种玄妙的鼓动,变得“一路上痴心妄想,希望无穷……单凭幻想,就把自己的生活变做一首诗”。而福楼拜的爱玛,虽然不像吕西安和欧也纳这两个野心家,但同样受了年轻时阅读过的小说的魔力施咒,小说家写她年轻时在修道院参加弥撒这样描述“她在一群修女中间昏昏欲睡,沉浸在一种神秘的倦怠中,这种倦怠的氛围由祭台的香气、圣水缸的清新气味,还有大蜡烛的光芒散发出来。她不注意倾听弥撒,而是望着她书上的那些被蓝色天空环绕着的花饰……”

福楼拜不是责备爱玛分神,而是将她参加弥撒这一简单事件的文学性体现出来:一次宗教仪式竟然奇妙地分解成了各种感受和情感的呈现。类似的神秘和感受的分解也出现在农展会上爱玛与罗多夫的幽会,她从文学那里得来的感受一下具化成了罗多夫眼中的金色光芒、香子兰的芬芳、灯芯草、阳光下的蓝色水珠等等,也就是说,爱玛混淆了现实与感觉世界,她人为地为眼前的真实场景笼上了一层文学性的轻纱。

而《圣安东的诱惑》中,主人公安东也有爱玛这种特质,只不过福楼拜创造了魔鬼,通过魔鬼带领安东脱离生活,在感性与神秘创造的虚幻旅行让安东发现,那种他与爱玛同样着迷的倦怠不过是“没有活力的存在物”的堆积。

无论是幻想遭受打击,野心破产的吕西安、欧也纳,还是将文学与现实混为一谈的爱玛、安东,对这些人物而言,他们身上受小说魔力影响的特质倒多过了阿伦特所说的典范。

而到了萨特,小说的这种魔力与现实直接同台角力。

在罗根丁的故事中,有一个细节,当他看到一个完全不符合其知性习惯的世界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时,他感到一切都变得难以理解。他慌张地走进一家餐馆,等待在图书馆认识的自学者一同吃午饭。就在这时,放在桌上的杯子突然让他不适,因为他看着它时,他觉得杯子失去了意义,尤其是作为器皿的意义。不适感——一种想呕吐的愿望立即涌出。奇怪地是,当罗根丁意识到恶心的出现时,他竟然鬼使神差地从帆布包里拿出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那是他去布城图书馆借的书。于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当他因为盯着日常世界感到晕眩和恶心时,竟然通过阅读《欧也妮·葛朗台》治愈了“恶心”。这一细节无比重要,一个对现实恶心的人竟然从虚构世界里得到了平复,巴尔扎克的叙事像一剂良药安抚了罗根丁的胃疼。

也就是说,在面对无序无意义无法理解的现实时,罗根丁在巴尔扎克有序、有意义的叙事中得到了协调,他将这种协调的降临时刻称作生活的奇遇,可一旦协调消失、奇遇结束,他就接着犯恶心:

“突然间,事情顿时完结了。奇遇结束了,时间重新变得日常那种无精打采。我回顾一下,在我的背后,那个美丽和谐的形象全部消失在过去中了。它削弱着,一边消逝,一边收缩,现在结尾和开始已经合为一体了。当看着这个宝贵的时刻消逝时,即使我差点儿死亡,即使我失掉一笔财产或一个朋友,我想我会愿意使这一切在同样的环境下从头到尾地复活着。”

而他也在通过对巴尔扎克、司汤达的阅读中以及回忆一些往事时发现了奇遇的秘密:

“为了使最平凡的一个事件变成奇遇,人们应该讲述它。”但“这就是叫人上当”“一个人,总是一个故事的讲解员,他就生活在他的故事的包围中,或是别人的故事的包围中。就是通过这些故事看到所有在他那儿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竭力按照他所讲述的故事那样地过他的生活。”

自此,萨特通过罗根丁之口,指认出了那笼罩在吕西安、欧也纳、爱玛、安东身上雾蒙蒙的薄纱,由于过度的想象,他们自行认同某个将小说和生活混为一谈的人物的幸与不幸,或者直接把虚构叙事等同于生活。

“当人们生活着,什么也不发生。背景经常变换,人物进进出出,如此而已。生活中永远也没有开始。日复一日,莫名其妙,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单调的加法运算。
这就是生活。可是当我们讲述生活时,一切都变了;只是这是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变化,人们往往谈到一些真实的故事,这就是证明。似乎真实的故事是可能存在的,其实事情在一个方向上发生,而我们却在它的相反的方向上讲述它。“

虚构叙事为生活塑形,小说制造这种生活“可能状态”的魔力从吕西安、爱玛一直传到了罗根丁,甚至在狄更斯、哈代、德莱塞、毛姆、黑塞以及无数的小说家身上继续发扬,在他们那里,命运经常被包裹成各种漂亮的形式,每个读者(当然包括上面几位主人公)都从小说家那里接过开启美丽世界的钥匙,仿佛自此就能进入一个无限而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将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价值。小说给予读者的不再是物或某种实体,而是“一系列的叙事情境”,甚至是在时空中“对幸福的知觉和一种情感倾向。”阅读的感性于是就此潜移默化地成了他们内心应有的生活方式,生活似乎可以形象化地借助小说世界的指引找到人生的方向。

然而,这也是我们这些典范们跌落悬崖的艰难开始。

克尔凯郭尔说,“人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综合体,人的绝望也由这两种方式造成,无限性的绝望是由幻想引起,幻想是无边界的,它将人引入无限领域,给人营造了自我的多种可能性的幻觉,让人臆想出多种抽象的命运,自我在抽象的‘无限化’或者抽象的隔绝之中以一种幻想化小说为依据生活,在精神广博的天空下虚构各种迷人景象以掩盖真实世界的空虚。然而,最后却在万花筒般可能性的世界里迷路,以致精疲力竭。”

像狄更斯的匹普一样,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但需注意的是,尽管幻想发生在每一位小说阅读者身上,但它敲响的钟鸣声却有强弱之别)。

那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阅读的感性呢?

——叙事以及想象。

后者在帕斯卡尔那里被嘲讽为“人身上最具欺骗性的那部分”,他称想象为谬误和虚妄的女主人,却接着说“它又并不总是在欺骗人,这就越发能欺骗人了;因为假如它真是谎言的永远可靠的尺度的话,那么它也就会成为真理的永远可靠的尺度。”

怎么理解帕斯卡尔说的这“既能欺骗又不总是在欺骗”的特质呢?

据说,一直嘲弄想象的帕斯卡尔也曾怀疑上帝是想象出来的,但到了临终前,他反复要求领圣餐,在神甫赶来对他例行有关信仰的询问时,帕斯卡尔清楚地回答说“是的,先生,我全心全意相信那一切。”濒死前的一刻,与想象和解,帕斯卡尔接受了他所谓的想象的欺骗的本领,想象,于是在他身上显出了既可能是恶也可能是善的特质。

如果沿着想象这条路径继续求证小说的魔力是我力不能及的,因为它将进入新的领域。

回到叙事。在萨特通过罗根丁动摇了小说进入现实的接口,并揭示了承载着所有情感的重量和真实生活的矛盾时,以贝克特、格里耶为代表的新的讲述方式出现了。

叙事曾在巴尔扎克以来的小说家的作品里打造出了故事层和语言层,而贝克特和格里耶直接推到了叙事的故事之墙,让围绕在读者周边那些关于生命、生活的问题以及那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主导叙事压制生活的:开端、高潮、结局统统消失,小说在他们的领地上变为了一场场仅仅是词句的表演。

而在他们之前,布莱希特选择了中断情节,他让读者不再感受那些哈姆莱特式的、不属于读者的浸入型体验,不提供他们任何虚构人物的虚构位置。到了贝克特,不再讲故事不再编排情节,而后的新小说就仅仅展示叙事的话语层面。

新小说的作者们所努力的正是:幻想不再对抗现实。也就是从罗根丁矛盾中他们坚定地选择:要生活而不是叙事。他们希望后来的吕西安、欧也纳、匹普、爱玛不再凭借虚构世界的法则去找行动的意义了。这也是为什么读新小说时,我们很难读出什么意思,因为它不说谎,它只是保持语言的纯洁,语言不再有所指,它们平等有序地如静物画一般只展示我们生活于这个世界的真实细节,如同一组电影镜头缓慢地扫过生活的某个角落。

那贝克特们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革新,这应该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因为这些即将跌入悬崖的典范们很可能将沦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加缪的局外人……

朗西埃说,文学的真理表现为从古至今,小说家只书写了一个题材:“意愿的疾病,思想的疾病。这种思想源自表演和符号的无限可支配性,即有可能在事物的肉体中自我实现。”其实巴尔扎克也早就通过他的小说做了预言,那张充满魔力却致命的驴皮象征着人类被两种行为折磨得筋疲力尽:欲望与能够。对生命形式的“欲望”燃烧我们,但“能够”却摧毁我们。

新小说或者我更愿意说是贝克特,我隐隐感觉后者实际是在做一种让语言重回古典的努力。

我相信福楼拜不仅意识到了叙事施予人的魔力,安东与魔鬼的旅行就是最好证明,而且在他最后但未完成的小说《布瓦尔和佩居榭》中,两位主人公“最终永恒的快乐”,依然是回到他们自己的抄写工作中,如同身处在句子声音的平等中,让话语层无意识的空吞没故事掀起的汹涌洪流,仅仅抄写,如同新小说,文字不再具有移离现实或是通过叙事塑形的威力。

可无论叙事的编织是否为浪漫的谎言,生活都将依旧如同迷宫。


从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我开始怀疑究竟从小说那里得到的称为领悟的东西到底是否真实,或者借勒内·基拉尔的话说小说是不是“浪漫的谎言”,直到接触贝克特、格里耶以及新小说(虽然我也读不下去),我开始想要寻找以巴尔扎克的作品为代表的传统小说如何会发展成贝克特、新小说这样的革新,大概两年时间吧,许多作家的思考帮助我理清了当时仅仅是触达到的点。问题慢慢地想清,继续深入进去我感觉我也做不到,所以就写了日记。真的有两年了~

孟冬
作者孟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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