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文学的工具,抑或战争的武器

思郁 2019-05-06 10: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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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也可以成为战争武器的观点,是在二战中逐渐得到认可的。这场战争不仅发生在战场上,还对后方的城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包括其中的图书业。最直接的例证是1940年到1941年间,纳粹空军轰炸英国伦敦时,把很多炸弹投到了出版社和图书经销商的仓库,至少20家出版社的库存遭到了焚毁,数百万册图书毁于纳粹的轰炸行动。虽然没有证据证明纳粹空军将图书仓库作为直接袭击目标,美国军方为了鼓舞士气,还是在制作的宣传册则断言,希特勒轰炸伦敦图书仓库是为了销毁数以百万计的图书,因为“他知道图书是反击他的武器”。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一次后来的反击,1943年和1944年之间,盟军几次轰炸莱比锡这个历史上德国出版业的中心城市,摧毁了出版社、仓库、书店和图书馆,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出版社遭到了严重破坏。这种轰炸无论是有意反击,还是战争的附带损害,都不值得任何一方出版人欣慰。

当然,战争对出版业的损伤绝不仅仅体现在直接轰炸上,出版社还遭遇了劳工短缺,很多出版社编辑都应征到了部队,剩余的员工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最重要的还有图书原材料的短缺,尤其是纸张的匮乏。但正是短缺恰恰成就了出版业的繁荣。战争时期,各种娱乐形式都受到了严格限制,只有阅读这种精神需求大大增加,虽然图书种类减少了很多,但是图书流通大大增加了,出版社能够出版的任何图书都能被抢购一空。当时在部队服役的唐纳德·克劳弗尔,这位兰登书屋的创始人,跟他的合作伙伴贝内特·瑟夫写信担心他们会破产,瑟夫告诉他:你现在每天挣的钱比你一辈子要挣的还多。

战争为出版人创造了新的销售机会,他们尤其集中精力向士兵训练营营销他们的产品,将单行本直接销售给士兵,也批量销售给部队营地的图书馆。这种行为并不单纯是一种商业行为,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自发行动。原因就是:图书也可以成为战争中的武器。

“图书是思想战争的武器”这个口号,最早是美国诺顿出版公司的总裁威廉·沃德·诺顿,伙同其他出版界的大佬成立战时图书协会(1942年3月)时提出来的。在诺顿看来,像《我的奋斗》这样的书,教唆一个民族去焚烧那些让人们的心灵拥有自由的图书,恰恰证明了书籍具有一种极其广泛的影响力量。

这个观点经过罗斯福总统的一份声明,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罗斯福在1942年4月发表了一篇声明,宣称在为自由而战中,图书发挥了最核心的作用:“我们大家都知道,书可以被焚毁——然而,我们更知道图书不可能被火给消灭。人会死,但图书永存。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能够毁灭记忆。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能够把思想永远禁锢在集中营里。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能够拿走那些表达人们永远与任何形式的暴政作斗争的书。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知道,图书便是武器。”(《当图书进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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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图书协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团结出版人,向希特勒焚书的行为作出回应,为战争中那些渴望阅读的士兵提供精神抚慰。这个协会的基本职责是推动阅读,确认那些内容严肃的书籍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以及鼓励阅读群体的建立。但是,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很难将爱国行为与商业行为区分开来,促进阅读和推销图书,本来就是一体两面。而且出版人通过与政府资助的“军供版”图书合作出版,正在为他们的图书创造的新读者,这一事实说明要避免商业主义的痕迹有多困难。

军供版图书的出版是战时图书协会为战争作出的最成功的贡献。早在军供版图书出版之前,为了满足那些远离家乡,深陷战争漩涡的士兵们的精神需求,美国军部与出版人曾经发起过一场胜利图书运动,号召大众为士兵捐赠图书一千万册。实践证明,虽然从数额上看,捐赠目标基本完成,但从结果上,这些捐赠的图书又无法满足士兵们的需要。很简单的道理,大部分人都是把自己不喜欢和不用的图书捐赠出去,各种专业性很强的书根本不适合士兵们的阅读,而且很多精装本的图书,笨重也不便于携带,只能读完就扔掉,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战时图书协会决定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便于携带、专供服役的士兵阅读的军供版图书。

中文版《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就是讲述美国的军供版图书的出版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这段历史。我感兴趣的不是军供版图书的出版过程,而是这本书附录中收录的两份书单:附录一,是一份遭纳粹查禁的部分作家名单,其中有海明威、左拉、托马斯·曼、马克思、托洛茨基等。在二战期间,有一万多名作家的书在德国和德占区遭到查禁,纳粹焚书运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盟军在逐渐收复城市的过程中,同样以军供版图书散发到各个地区,在精神和思想上为那些被禁锢的头脑重新开启心智。而且这个名单有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充分证明了你可以查禁作家,焚烧图书,但是思想是光芒是禁不住的。正如在纳粹焚书运动之后,英国小说家H.G.威尔斯所言,焚烧图书从来都消灭不了书,书一旦被印刷出来,就拥有了超越任何人的生命力,书籍不是透过纸张传播,而是透过思想和头脑传播。

书中的附录二,是二战中发行的军供版图书的总目录。从1943年秋天到1947年秋天,军供版图书一共发行了1322种,共计122951031册,这些图书都出售给了美国陆军和海军,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部队也要求提供军供版图书,基本上这些讲英语的部队都能读到这些图书,像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贝蒂·史密斯的《布鲁克林有棵树》等文学作品一跃成为了战争时期的现象级畅销书。

军供版图书相对于战前出版的图书,无论在装帧设计,还是内容选择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从笨重的精装本到廉价的平装本,已经不单是书本形式的改变,更是阅读行为的普及。借用当时《时代周刊》的观察,“图书阅读和图书购买超越过去现在的知识分子的范围,变成了全美国受教育民众的巨大的贸易”。图书不再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它们已经成为了普遍的消遣和民主的恰当象征。而且从军供版图书对士兵的强大影响力可以看出,他们培养出了新的一代阅读者。这些士兵在战争胜利后依然对这些军供版图书念念不忘,这些图书见证了他们炮火纷飞的岁月,帮助他们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对亲人的想念,空虚无聊的生活的消遣,以及给他们提供了最强大的精神支持。千万不要小看一本书的治疗和净化功效,当人们经历困难,遭遇灾难的时候,一本书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渡过难关:“从图书中,士兵可以获得勇敢、希望、决心、自我人格感以及其他特质,从而填补了战争带来的心理空虚”。(《当图书进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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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图书赢得一场战争,仅仅只是开始。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战后,如何让图书的宣传作用发挥到极致:比如对敌人进行安抚和再教育,对那些被洗脑和蒙蔽的普通民众进行去魅、启蒙和教化,满足那些被占领区的人们的精神渴求,总而言之,就是如何利用图书去解放心智,培养一个更加热爱民主和自由的阅读群体。

1943年末,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丽贝卡·韦斯特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了被解放的欧洲之图书》文章,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出版人和高级官员都转载阅读了这篇文章。文章中说,那些被奴役的人们对图书感到饥渴,他们会需要很多图书:“需要教育年轻人的书,需要重新培训医师的书,需要为建筑师和工程师准备的讲述战时科技进步的书。”她还强调说,无论是英语版本,还是外语版本的图书,重要的是尽可能快地将它们发送到被占领的国家,因为“第一批被发送到被解放国家的图书将有优势在以前从未读过书的年轻读者的纯洁心智上烙上最深的印象,也会在已经忘记他们曾经读过什么书的年长者被战争击昏的心智上烙上最深刻的印象”。(《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总之,出版人只有与政府合作才能完成此项从翻译到出口的出版工作。

以沦陷时期法国为例,当时的出版界与占领当局签订了一份关于图书审查的协议。其中提到,不允许出版在德国被禁止的作者的著作,要主动销毁那些不受欢迎的作品,每家出版社都要进行自我审查,一旦出版了损害德国形象和利益的作品,出版社就会受到惩罚,所有那些出版和重新印刷的书,出版商都要向德国宣传部递交两份存档。根据这份协议,法国的出版社想要出版任何作品都要提交一份报考进行审查,只有审查通过之后,才能拿到出版图书的纸张。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出版界只能出版那些与政治无关的书籍,而那些敏感的书籍只能由流亡在美国的出版社偷偷印刷。

美国的战时新闻局是专门负责海外图书的出版计划的部门,它让那些在纽约有运营点的法语出版社推荐书目,推荐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展示美国思想和民主的作品。战时新闻局一旦批准这些书目,就与出版社签订合约,购买一定数量的书目在法国出版。出版社将负责签订版权合同,负责找人翻译,安排印刷等。换句话说,战时新闻局只负责选择书目和确保翻译的准确,他们并不出面,只是进行暗中提供资金和书目。进行实际操作的是那些法国沦陷之后,流亡在纽约的法语出版社,他们负责将这些图书印刷出版,并在解放法国之后,投放到法国的图书市场。其他占领区也都采用这种代理模式进行。

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熟悉的模式,是因为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冷战中,中央情报局几乎以同样秘密的方式——利用众多掩护组织和虚假的基金会——花费了无以计数的金钱,资助杂志和图书出版项目。冷战的中中央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战时图书协会一样,都同样重视书籍在一场战争中的巨大影响力量。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负责人写到:“书籍同所有其他宣传媒体不同,因为一本书就可以使读者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很大变化,这是任何其他单一媒体所不及的,所以要把书籍当作长期战略宣传最重要的武器。”冷战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制定了秘密的图书出版计划,并确定以下这些目标:“通过秘密资助外国出版社或图书销售商,在海外出版或发行书籍而不暴露美国插手其事。出版图书不应与美国政府有任何公开的联系以免受到‘污染’,对于立场敏感的作品,尤其要注意。出版图书是出于行动的需要,不要顾及商业上是否有利可图。提倡并资助当地的国家的或国际组织的图书出版或发行。鼓励不知名的外国作家撰写具有政治意义的书籍,其方式是,如果公开联系可行,可直接资助作者,否则就通过文学经纪人或出版商间接资助。”

有数据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到苏联解体,中央情报局共向东欧和苏联散发了1000万册图书和期刊。其中既有中央情报局向偷运书籍的出版商或机构提供资金的行动,也有像《日瓦戈医生》项目这样由中央情报局独自运作的活动。在执行这项计划的最后几年里,戈尔巴乔夫仍然执政,中央情报局至少每年向苏联运进16.5万册图书。装在衣袋或衣箱中偷运的图书不仅有小说,还有“字典和语言类、艺术和建筑、宗教与哲学、经济学、管理、农业、历史、回忆录等书籍和图书目录”。(《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情局在50年代至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还出资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情局资助的名单:罗素、柏林、阿伦特、艾略特、奥登、库斯勒、玛丽·麦卡锡、奥威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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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可以成为战争武器的观念传播中,没有比乔治·奥威尔的作品更适合诠释这一理念的,无论是《动物庄园》,还是《1984》都被视作对极权主义的辛辣嘲讽。就连乔治·凯南这位冷战设计师都认为,奥威尔在《1984》中对极权主义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比他这位前驻苏联大使在莫斯科所了解的现实更能代表苏联的生活。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心灵》中也说,奥威尔精辟里理解了苏联的文化与政治,任何一个人都会惊讶于一位从未到过苏联生活的人却能对它的生活加具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

但是更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奥威尔去世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两本书的出版都深陷一种文学与政治的漩涡,就连奥威尔本人也不能幸免。1996年,英国当局披露,奥威尔曾向英国外交部的一个秘密单位,提供了一份35位秘密共产人和共党同路人的名单。无论我们如何解读这份名单,都无法改变奥威尔与政府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

1949年夏天,奥威尔因为肺结核而身体虚弱,但是他依然用自己残存的体力与英国情报部门商议,如何将《动物庄园》翻译成俄文。1949年6月,《1984》出版后广受好评,他继续与情报处计划对《1984》组织类似的翻译工作。尽管1950年1月,奥威尔因为肺结核去世,但他生前一直努力想要翻译和传播自己作品的想法,得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大力支持。

正如安德鲁·N.鲁宾在《帝国权威的档案》中所言,在英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像《动物庄园》这样的书以如此多的语言得到如此迅速的传播,截止到1955年,英国政府已经购买了中文、丹麦语、法语、德语等二十余种的翻译版权。《1984》出版后几个月,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将其翻译成多种语言的版本,全球出版发行。这是一种全新的跨大西洋文化形式的出版模式,无论是英国情报部门还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为了传播一本书,耗费大量的人力和金钱。

在文化冷战中,这样的出版模式造就了一大批文学作品的传播,像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个悲剧片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彼得·芬恩和彼特拉·库维合著的《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但是帕斯捷尔纳克与奥威尔不同之处在于,帕斯捷尔纳克是被动地卷入这场文化冷战的,某种程度上,帕斯捷尔纳克是《日瓦戈医生》出版过程的受害者,中央情报局的暗中资助,把帕斯捷尔纳克推向了风口浪尖的两难境地,最终导致了苏联对他的大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生前根本没有领取属于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他的晚年生活一直生活在政治的高压之下,郁郁而终。

而像阿瑟·库斯勒,他与奥威尔一样是主动介入。库斯勒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顾问,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情报部门认识到,把那些带有左翼政治传统,自认为是权力中心对立面和机构吸引进来是有好处的。库斯勒不久就从情报研究局宣传运动中为自己捞到了好处。他的小说《正午的黑暗》是在英国情报部门资助下在德国广为流传。1948年,英国外交部与他做成了一笔交易:由外交部出钱购买并发行了五万册的《正午的黑暗》。像这样的在文化冷战中的畅销书的,如果离开当时的政治语境,我们很难再找到真相。正如我们对奥威尔的推崇一样,我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以批判极权主义为己任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政府的告密者。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之处。

图书可以成为武器,无论是在二战战场中,还是在文化冷战中,图书的出版和传播绝非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在任何一种文化语境中,书籍都是一把双刃剑,书本上文字既可以用于摧毁也可以用于建设,既可以用于攻击也可以用于防御,既可以行邪恶之事也可以推崇崇高之事。一场关于图书的战争,也是文学与政治的贴面舞和拉锯战。

思郁
作者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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