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高师的五四故人

玲珑心 2019-05-04 12:39:49

1919年秋,21岁的福建籍女青年黄英走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园,这座只有十年校龄的校园如今成为如黄英一般,出身社会中下层却渴望离开家庭桎梏,迈入广阔社会新天地的青年女性们的梦之地。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08年,初名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校址设在石驸马大街的斗公府。几经沿革,于1917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当黄英来到女高师的这一年,学校又在招生和学科上做了调整,设置国文部、图画专修科和家事科,而国文部的前身正是1917年更名后便已设置的国文专修科,已有若干学生在读。

黄英虽是福建籍,但她自幼便跟随母亲来到北京生活,在她眼中,北京就是她的“第二故乡”,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和它相亲相近”①。虽然她仍可以熟练运用家乡方言,但多年的北京生活已让她在习惯北地生活的同时“操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②。在入女高师之前,黄英曾在安徽和河南的女子师范学校教书,但教学生活令她厌烦不安,“常有抑郁无欢之色”③。终于,她摆脱了束缚她心灵的社会生涯,重回校园,女高师将是她生命的转折地,将重塑她的人生。

与她同时迈入女高师校园的还有一位来自安徽安庆的女青年,比她年长一岁,名苏小梅,字雪林。说来有缘,在入学前,苏小梅曾与黄英“同事半年”,工作单位是安庆实验小学。那时黄英在校内任体育教员,她的同学舒畹荪是该校的校长,聘请苏小梅来校兼职任教并介绍二人相识。关于这次见面,苏小梅有较深的印象,在她的记忆里,黄英“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④。想来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皆属平常,加上课时不同的缘故,两人并未建立友谊。不过,与黄英在女高师重逢却让苏小梅对这位旧相识有了新的认识。这一年,她们同是“错过考期的旁听生”⑤,需要等待学期考试来决定她们是否可以留下来成为正式生。恰好,黄英与苏小梅坐前后座,这让两人的距离拉近,认识加深。

很快,黄英与苏小梅顺利通过了学期考试,正式成为女高师国文部的学生。苏小梅将名字中的小字去掉,更名为苏梅,视为人生的新起点。当时与黄英和苏梅同级的有三十余人,其中较为优秀的有来自河南的冯沅君,与黄英同籍贯的程俊英、王世瑛以及来自江苏的陈定秀。她们家庭出身各异,求学际遇不同,但却有着相似性:她们不满于旧式家庭对女性的束缚,渴求摆脱小城镇环境的狭隘与落后,渴望新世界新知识并梦想着从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作为当时中国的女子最高学府,名师荟萃的女高师是给与她们希望的唯一所在。她们没有大官僚大资本家的家庭背景,缺乏女子一定要读书甚或留学的家庭教育观念,有的甚至没有尊重女性的亲人,路能够走多远全靠着她们自己用双脚丈量。她们尚不知前面的路多么曲折艰险,但眼下,能够汇聚于女高师就是生命中最幸运的时刻。在多年后的回忆里,甚至是她们一些人生命中唯一的高光时刻。

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年,女高师中的莘莘学子们没有只读圣贤书,而是积极地参与其中,她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五四的产儿”,也成为了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第一个崭露头角的是冯沅君,她将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话剧并亲自参演,共同出演的还有程俊英与陈定秀。演出在北京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支持和称赞。反对旧式家庭、反抗包办婚姻是“五四”时期的主流,高等学府中的新女性尤其注重旧式家庭中受迫害的女性群体,为她们发声和抗争是新时代女性迫切的愿望,而这个受迫害的广大女性群体也正是她们的亲人,甚至包括她们自身。不过,作为校园中的女学生,她们能够使用的武器只有手中的笔,也因此,国文部的女生们纷纷加入进来。

出身小官僚家庭的苏梅,因是女孩的缘故,年幼的她在庞大的家族中并未受到重视,在教育上也无人特别关注,求学无望。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她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关注和赞赏,亲自传授她古文知识,为她买来她喜爱的林译小说,每每向人夸耀女儿是“道蕴复出,清照第二”⑥。苏梅感念父亲,但心中仍有不平,因为父亲尽管看重她,却禀循着旧观念中对于女性的要求,认为无需出门读书,没有为她争取求学的机会。苏梅仍是一个旧女性,最终拼了命为自己争来了去安庆女子师范就读的机会,却对那里落后的教学质量深感懊恼,晚年亦不能释怀。

少年苏雪林,神态很像年轻时的琼瑶。

1919年,就读于女高师的苏梅在校刊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全文用她熟稔的文言文写就,根据女作家谢冰莹晚年的回忆,这篇文言小说是在苏梅来到北京前就已经完成了的,是一篇关于童养媳的故事,其写作初衷正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⑦。这篇名为《始恶行》的小说虽然受制于形式的表达,但在题材和内容上已然是新时代的。在积极倡导白话文学的五四时代,文言小说自然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和轰动,不过,同学冯沅君对该文印象颇佳,与她持相同看法的还有她的长兄冯友兰。

冯沅君

在《孔雀东南飞》取得成功后,冯沅君并没有停下来,但她正式开始较为成熟的创作并引起关注则是在女高师毕业后。那时她考入北京大学继续攻读,课业之余完成代表作《隔绝》等,以笔名淦女士发表在《创造季刊》等刊物上,作品以封建家庭和自由恋爱的激烈冲突为主题。后来,她从创作转入研究和教学,终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她是同学中发展轨迹相对顺遂,自原生家庭起较少遭受歧视和磨难的一人。

与她相比,苏梅的早年生活显然更加曲折痛苦,但她并非个例,她的同事兼同学黄英也经历了人生的苦难。黄英同样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父亲曾做过长沙知县,却不幸早亡。黄英出生时恰逢外祖母病故,原本生下四个儿子正期盼一个女儿的母亲因这一原因没有获得生产的喜悦,却视这个女儿为不幸的象征。黄英自幼难得家庭的温暖,父亲离世后与母亲投奔在北京的舅舅,更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真正摆脱苦痛的时刻正是从升入女高师开始的,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她展露出了早于同班同学的过人的创作天赋,是同学中第一个成为作家的人。

苏梅记得,黄英写作天分极高,“一枝自来水笔在纸上飕飕写去,两小时内可以写二三千字”,“每遇作文时,先生发下题目,我们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坐椅子上低着头,按着纸,笔不停挥地写下去,顷刻一篇脱稿”。作为同窗,苏梅对黄英的才华十分佩服,常感自愧不如。而黄英并不满足于作文课上的书写,已开始向刊物投稿并有文章发表,“她先在《京报副刊》投稿,后来上海《小说月报》也有她的文字”⑧。不久,黄英为自己取笔名“庐隐”,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下来,并成为她个人身份的代名词。

苏梅(左)与黄英

电影中的苏雪林和庐隐,但现实中并没有这样和谐。

苏梅始终关注着庐隐,虽然两人性格不同,“却很爱重她的为人”。在时代洪流中,庐隐积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中,不但功课成绩优异,课余时间,苏梅“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什么演讲的草稿”,“爱演说”,“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⑨。作家茅盾在1934年撰写的《庐隐论》中也提到她女高师时期的学习生活:“‘五四’初期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动分子。她向‘文艺的园地’跨进第一步的时候,她是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的”。此时的庐隐早已没有了曾经的郁郁寡欢,性格张扬外放,“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还可以听见”⑩。庐隐活泼爽朗的性格吸引了许多同学的目光,她“光明磊落”的心胸也赢得了众多同学的好感。虽然她比从前国文专修科时期的同学晚入学两年,但却很快与其中的程俊英、王世瑛和陈定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四人在同学中被称为“四公子”。但对苏梅,她并没有回报太多热情,她不太喜欢读古文旧书长大的人,而更重要的是,苏梅虽对她的才学人品赞赏有加,却唯独不喜欢她自视为佳作的小说,并且在一次关于庐隐的小说讨论会上当面批评了她的作品,令庐隐非常气愤。1921年,庐隐又因苏梅与其友人打笔战的缘故而与其“颇生了些意见。从此在班上不大说话”⑪。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季,苏梅获得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未及毕业便去国,两人的同窗生涯就此结束。

同年春,庐隐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荫下巧遇来自山西太原、正就读于体育系的校友石评梅。对于石评梅,庐隐虽不常见却早有耳闻,常在报纸上读到她的诗作,被其缠绵悱恻的诗句所感动。这一次碰面,经同学介绍,庐隐又惊又喜,认为眼前活泼爱笑的女生与作凄恻诗句的女诗人有十分大的差别⑫。也许正是这样的反差令庐隐想到了自己,她的小说创作同样充满了感伤和忧郁,而她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活泼张扬。两个相似的人一见如故,从此拉开了多年友谊的序幕。

石评梅出身于山西省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曾中过举人。与庐隐和苏梅不同的是,她自幼便得到了父母的厚爱,也得到了那个年代少有的顺利求学和升学的权利。就像百年后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女孩子一样,石评梅凭借刻苦努力一路从小学升入师范,并于1919年考入女高师体育系。按照现有资料的说法,石评梅没有选择国文是因为当年国文部不招生。但结合苏梅与庐隐的经历,这一说法有待详加考证。另据庐隐《寄天涯一孤鸿》一文中所述,她与石评梅“不同级”,以此推断应当并非同年入学⑬。

石评梅

当1921年相识庐隐之时,石评梅正为一场恋爱苦恼。初入女高师时,她曾被有妇之夫欺骗,内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然而,此时正热烈追求她的青年才俊高君宇同样有着包办婚姻的家庭背景,令石评梅不敢敞开心扉,始终与高君宇保持着一定距离,似恋人又不是恋人。

石评梅的苦恼也恰是此时庐隐的苦恼,也是同时代诸多走出家庭的知识男女的苦恼。他们的头脑接受着新思想的洗礼,渴盼独立自主,而身体却生活在一个旧有的、牢固的社会体系下,产生着现实的撕裂。他们追寻个人的自由,但在现实世界里,个人自由的获得往往以他人的幸福为代价,不但承受同时代道德的责难,有些人还要在一百年后被“鞭尸”。与石评梅相似,庐隐的爱人郭梦良也是一位有妇之夫,但与石评梅不同的是,她选择了接受,并于1923年与郭梦良南下上海“完婚”⑭。

对于庐隐的大胆之举,她在女高师的同学中颇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是“大错特错”⑮。而于庐隐自身来说,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举动也并未给她带来当初期盼的那份喜悦,相反,带给了她跌入现实生活的幻灭和破碎之感。这一时期,她完成了代表作《海滨故人》,故事中五个活泼可爱的少女由理想跌落现实所遭遇的困境与苦恼正反映了她此时的心境。故事带有极强的自传体色彩,女主人公露沙正是庐隐的自画像。其他角色如云青、玲玉和宗莹则是当年四公子中的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她们已于毕业后各奔东西,或结婚或从事教育工作。小说中后半部分的人物命运与现实中四公子的人生有较大出入,每个角色苦闷的际遇其实都是庐隐内心的投射。庐隐借宗莹之口,道出了五四新女性在五四后所面临的彷徨与迷茫:

……千方百计和父母要求进学校。进了学校,人生观完全变了。不容于亲戚,不容于父母,一天一天觉得自己孤独,什么悲愁,什么无聊,逐件发明了。……岂不是知识误我吗?
宗莹的原型程俊英先生。1935年,时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她的一生比小说里要幸福得多。

小说中的女青年们最终没有找到人生出路,所实现的无非是从女学生到少奶奶的身份转换。茅盾在评价这部作品时谈到它“反映着“五四”时代觉悟的女子——从狭的笼里初出来的一部分女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非常准确的。作者庐隐虽然凭借作品获得了文坛声誉,但在这段婚姻中她显然未能获得新生。1925年,郭梦良突发疾病离世,庐隐带着女儿回夫家奔丧,毫无疑问地遭到了夫家的唾弃。满身伤痛的庐隐返回上海,对前景一片悲观。正如她自己所说:“弱小的露沙,原是理想国中的失望者,当日的‘女儿英雄’,‘名士风流’而今徒留些残痕败影……”(庐隐《寄波微》)这一时期,她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给石评梅的公开信《寄天涯一孤鸿》,而此时远在北京的石评梅也正经历着人生的创痛,她的恋人高君宇刚刚因病离世,葬于陶然亭畔,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当她读到庐隐的文章后,“竟为之流泪,而至于痛哭”⑯。

庐隐与石评梅友谊的加深是在1924年,根据庐隐的记述,她曾在这一年返回北京,在某中学从事教学工作,恰巧与石评梅成了同事。两人经常在石评梅居住的宿舍“梅窠”中倾谈。此时,女高师已更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又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短暂的相聚曾给了彼此相当多的精神慰藉,但不久庐隐南下,石评梅送别时劝她“从此好好的游戏人间”⑰,这一句引自庐隐的小说《或人的悲哀》,原文是“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知识女性在走投无路时发出的麻痹自我的诉说,正是石评梅内心的焦虑和隐忧。她曾致信庐隐,劝其“为了大多数的同胞努力创造未来的光荣,不要为了私情而抛弃一切”⑱,但在高君宇病逝后,石评梅陷入不断的自责和懊悔中。三年后,她突发脑膜炎病逝,终年26岁。

石评梅去世后,庐隐和友人于1929年整理出版了她的遗作《偶然草》和《涛语》,但这位曾享誉京城的女作家的名字此后则更多地与高君宇和陶然亭联系在一处,成为民国婚恋传奇中的一个角色。

在庐隐和石评梅痛失挚爱的那一年,远在法国留学的苏梅未能完成学业,迫于母亲的压力,回国与家庭包办的丈夫张宝玲举行了婚礼。自这一年归国始,她正式摒弃了从前的名字,开始使用苏雪林一名⑲。

在婚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苏雪林对这段包办婚姻虽有微词但还算满意。张宝玲一直接受西方教育,虽然是不解风情的理工男,但大抵不同于旧中国的男性,对苏雪林应当是尊重的。回国后,苏雪林开始了教学和创作生涯,在文坛渐渐显露才名,先后出版了散文集《绿天》和小说集《棘心》。关于后者,唐亦男在《我所了解的苏先生》一文中引用萧乾的评述,道出了它在二十年代文坛的特殊性:“除了苏雪林的《棘心》,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反封建的,且往往表现在婚姻问题上,《棘心》的女主人翁则为了尽孝道就宁可放弃自己所爱的人,而投向母亲为她选择的丈夫,那可以说是一部反反封建之作。”

就在这一时期,孤独的庐隐又恋爱了。这一次是小她九岁的青年李唯建,两人于1930年秋结婚。这次婚恋仍旧没有得到同学的认可,认为“更不应该”。庐隐对周围的声音是有感知的,但仍选择奋不顾身。然而命运没有放过她,四年后,她因难产死于上海,终年36岁。

庐隐与李唯建

庐隐的死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女作家袁昌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苏雪林告知噩耗,苏雪林感到非常震惊,回忆往事深感痛心,提笔写下了长文《关于庐隐的回忆》,为研究庐隐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文中,苏雪林对庐隐做出了自己的评价:“生在二十世纪写实的时代却憧憬于中世纪浪漫时代幻梦的美丽,很少不痛苦的,更很少不失败。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这也是发自同龄人的追问。庐隐去世后两个月,茅盾在《文学》上发表长文《庐隐论》,从创作层面评判庐隐的文学成就,阐释了庐隐与五四的关系,提出了“庐隐的停滞”的概念⑳,同时借庐隐笔下的人物总结了五四一代青年的时代特质:“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这些青年,是‘五四’时期的‘时代儿’。”

苏雪林终于未能在包办婚姻中坚持下来,选择了离婚。她曾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与凌叔华、袁昌英并称“珞珈三杰”。后离开大陆,最终定居台湾,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笔耕不辍。四公子中的王世瑛与陈定秀先后于1945年和1952年离世,唯有程俊英继续着自己的教学事业,并成为诗经研究领域的专家,其《诗经注析》一书广受好评,至今再版不衰。晚年,程俊英续写了庐隐的《海滨故人》,完成长篇小说《落英缤纷——“五四”四女性肖像》,为当年的青春岁月谱写了终篇。1993年,程俊英离世,四公子的故事最终完结。1999年,苏雪林病逝于台湾,享年102岁,女高师的五四故人们挥手告别人间。她们和那个时代已然远去百年,她们的声音早已消亡,即便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字如今也乏人问津。正如庐隐在《海滨故人》中所感叹:“从此以后,往事便都不堪回忆!”

注①:庐隐撰《寄燕北故人》。

注②③④⑤:苏雪林撰《关于庐隐的回忆》。

注⑥:苏雪林撰《我的父亲》。

注⑦:谢冰莹撰《送雪林告别杏坛》。

注⑧⑨⑩⑪:苏雪林撰《关于庐隐的回忆》。

注⑫:庐隐撰《寄天涯一孤鸿》中详细叙述了两人的相遇时间、地点和经过细节:“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正是我将要离开学校的头一年春天。你与我同学虽不止一年,可是我对于新来的同学,本来多半只知其名,不识其面,……我所看见很活泼的你,便是常在报纸上作缠绵悱恻的诗的你。直到那一年春天,我和同级的莹如在中央公园里,柏树荫下闲谈,恰巧你和你的朋友从荷池旁来,我们只以彼此面熟的缘故,点头招呼……”另据其《郭君梦良行状》一文叙述:“民国十一年,庐隐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其毕业年份为公历1922年,“头一年”当为1921年。

注⑬:苏雪林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中提到:“民国八年秋季,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庐隐与我同为错过考期的旁听生”,可见苏雪林与庐隐为1919年入学无误,故当年国文系不招生的说法似不准确。石评梅可能并非该年入学。

注⑭:庐隐撰《郭君梦良行状》:“筹思半载,始划一策,盖即以君与庐隐相爱之情形,诉之于翁姑,并恳其许吾辈结婚,卒蒙其赞同。然不可不商之林女士及外家也。此中大费周折,故君之不能成眠者月余。最后虽庆成功,以同室名义与庐隐结婚于上海远东饭店……”

注⑮:苏雪林撰《关于庐隐的回忆》:“谈到庐隐近况。二人(舒畹荪与吴婉贞)异口同声地批评她太浪漫,并说她从前与使君有妇的郭君结婚已是大错特错;现在又与年龄相差甚远的李君(李唯建)恋爱,更不应该了。 ”

注⑯:石评梅《寄海滨故人》。

注⑰:庐隐撰《寄天涯一孤鸿》。

注⑱:石评梅撰《露沙》。

注⑲:苏雪林《儿时影事》。

注⑳:茅盾认为,“庐隐她只在她那“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回去了以后,她就不曾再打定主意想要出来,她至多不过在门缝里张望一眼。以后三四年中间,她的作品的生产量比前两期多了,可是内容还只有那么一点。”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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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玲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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