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咱说 2019-05-04 10:12:30

首先,自古以来,儒家历代大佬们对这句话的句读和理解是保持一致的,跟杭州公交车上的白话文释义差不多。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里对这句话的解释就是:“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历朝历代作为精英的读书人和士大夫也都是一路这么理解过来的。所以甭管孔子当年说这话到底是啥意思,既然后世主流都是按这个意思理解的,那么它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就这样传承下来了。至于其他几种句读方式,则是到了近现代,以康有为为首的尊孔派,还有后来那些妄图把孔子思想与现代观念进行穿凿附会的人,按照自己的立场给出的强行解读,不足为训。

然后,新考古证据的出现为这句话的解读创造了新空间。也即1993年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简《尊德义》篇,它至少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研究者普遍认为它是对孔子言论或思想的记述。相比之下,由于秦始皇的焚书,流传至今的《论语》反而是到了汉代经过整理修订后才成书的。在《尊德义》里有一句:“民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这里存在的一个基本疑问是,根据文言文的文法,这句话为什么要用“强”来解释“知”?对此,廖名春教授给出了一种逻辑上说得通的解释:“知”是“折”的通假字(想想“智”和“哲”的含义),那么这句话就可以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到引导(道/由),不能受到强迫和压服(折/知)。这个理解,跟之前有学者把《论语》那句的“知”理解成“灌输”相符。朱熹也在《答范伯崇》中表达过:“盖民但可使由之耳,至于知之,必待其自觉,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为循理,及其自此理而知之,则沛然矣。大抵由之而自知,则随其浅深,自有安处;使之知,则知之则必不至,至者亦过之,而与不及者无以异。”

然而,不论采用何种解读,是不让老百姓知其所以然,还是老百姓没法被强行灌输知识,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都是出自精英阶级的愚民思想(在朱熹那里还两者兼容了),只不过前一种解读的“愚”是动词,后一种解读的“愚”是形容词。宋永培通过《论语》中具体用词及其关联含义还有词频的分析,发现了“人”与“民”的截然对立:“民”的词义特点是 “下”,“人”的词义特点则是“上”。可以说,孔子对“民”有着清晰的定位,《论语》以地位低下、心智愚昧、道德瑕疵作为“民”的核心词义和常用词义。整体来看,孔子的基本观念之一即是由“天子”治理“庶民”,由“上智”管理“下愚”,由“君子”教化“小人”。对此,今天的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必要为他避讳,否则,真不知道中国精英们普遍存在的“人民素质太低不能施行民主”、“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类思想是从何而来的了,总不会又是别处舶来的吧?

最后,即便再退一步,回到诸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曲里拐弯的句读,它也仍然跳不开愚民思想的窠臼。比如一个坏的政策,如果老百姓认可,那就让他们配合它施行,如果老百姓不认可,那就教育他们来接受它。这样的操作与“洗脑”无异。换句话说,这种句读背后预设的前提是,天子、圣人向老百姓推行的毫无疑问都是好东西。但是抱歉,真理是独立于天子和圣人而存在的,且不为后者的主观意志所变更。这样的句读恰恰只有在现代社会才具有成立的可能性,那就是,教育者首先教授给学习者的是价值无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不会受到来自权威的操纵,学生先有了方法论作为工具,再去独立判断事实的真伪与观点的善恶。批判性思维正是这样一个工具。而孔子所处的两千五百年前那个时代,断然不存在这样的现代观念,但这也真的没有什么可耻的。反倒是那种强行给孔子捆绑现代观念的做法,流露出一股“先贤早已站在山顶”的崇古迂腐气。

在今天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该批判性地来理解孔子这句话以及作为整体的儒家思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五四运动”的命名者罗家伦先生写下这段话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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