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精致

昨天给校长培训的休息时间，有位姓左的校长坐到我身边，希望我看看他的稿子。他的模样像纯粹的庄稼人，好像刚从田里干完活，撸平了衣裤来参加培训似的。

他的文章里提到了自己做校长的经历以及目前学校的情况——“一切都是在无耐（原文如此）中炼成的”。年轻时曾经吃不上饭，现在做了小学的校长，就问自己，还有什么比吃不上饭更糟糕的吗？目前学校共有76名在校生，他与妻子两人承担了所有的课程，基础工资四千余块，有一些代课教师，但流动性很大，每月工资为1375元。我问他是如何到昆明来参加培训的，他说先要坐40公里的摩的到集镇，然后坐110公里的面包车到大理，最后从大理坐高铁到昆明。了解到他有女儿，我又问他对于女儿未来读的大学有什么期待，他说，不敢奢望什么985、211，有学上就行，他附近的两个寨子（分别叫做山头和小村）前年才出了第一个大学生，这所大学在云南省内排名都较为靠后。

由于培训内容是为校长们导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里有一句“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的活着”。左校长就在自己的文章里补充道：“为了自己心爱的教育事业，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我要卑贱地活着。”

来参加培训的校长，绝大多数都是云南各州县基层、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其中不乏九零后的年轻人，一脸的青涩，满腔的冲动，刚毕业就被“抽”到了校长的位置上，可见基层教育者之匮乏。去年接这个活儿时，我有些牢骚，觉得耽误了自己的教学进度，但今年有更多机会和这些老师们聊天，自己的经验被相当地增厚了。他们都笑称，这些培训就像是“洗脑”，多少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回去要想办法实施。比如左校长说，他们学校有个女孩患有多动症，正是因为这次培训读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他才意识到之前对待这个女孩的方式有多“粗暴”。

我同样被他们“洗脑”了——脑子更清楚了一些，也更趋近于“理解”了一些。从前读大江健三郎，总觉得他描绘的就是人被经验困住的窘境，每个人有限的经验像螃蟹壳一样卡住了我们。我们的批判性、情调、智力优越、讥讽的调子、自我感觉良好，无非都是自我经验微不足道的分泌物。因为陷在自负的经验里，才总觉得校长们素质不高，并不再去了解他们的经历轨道；因为陷在苛刻的经验里，才总希望学生们多读书、能考个985的研究生，但有的学生能考上一个本地的双非高校，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甚至是方圆百里年度最佳成绩。到了大学后，能不能多学点东西、愿不愿多读点书，其实也远超他本人的意愿与能力，更多地是延续从前的文化习惯。

有一次和wuweicuhk聊天，她说硕士毕业时，学法学的室友聊起为什么彼此要继续读博，她室友说：为了公平，她说，为了理解。这可能是她教给我最好的东西。

这些年是一个逐渐把绑住自己太久的“精致”消解的过程。有时候看看豆瓣上那些话题，比如“收集全世界的绿”、“我的马克杯收集”，就感到它们如此“精致”、如此“大城市”，但我猜测几千名来参加培训的乡镇校长们是一辈子都不会参与到这些话题中的。学术也一样，精致的学术应该是参与全世界飞的会议、发顶刊的经验、高端报告与演讲、名词与理论的博弈、智性的狂喜、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碰撞。

如果我在一个北上广的名校教书，这些精致的东西会自然而然的进入经验视野，全心投入它们也是值得尊重的敬业。但我恰恰在一个西南边疆的地方学校工作，真实而具体的世界剖面横插进了生命之中，重塑了经验世界，从前习得的那套“精致”令人无所适从，我也没法心安理得地去模仿这套行为模式。

会更加渴望粗粝的经验。

我面对的绝大多数本科生，是不会走学术之路的，他们基本上选择回到乡镇成为一名中小学语文老师，与鼓励他们往上读或者灌输一堆符号相比，可能更有意义的是期待他们带着全新的观念进入更多的孩子之中，成为一种催化剂般的存在，落地的种子不死。所以有些惭愧把自己认定为一个“维多利亚文学研究者”——虽然写论文发论文不是难事，但会更希望做一个粗粝的、把文学作品里的光挖出来、摊开来、让绝大多数普通人看到的载体。这里面有超越文学本身的东西。

今天和一位豆见面，他也谈到，以前以为自己的父亲之所以能走出大山、成为大学教师纯粹是因为天赋，但后来才知道，他父亲中学时遇到了一大批有学之师，先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党员、后来是反右时期被打倒的知识分子，先后被下放到了农村教书，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他。下午又收到了左校长发的一段视频，是前年刚出大学生的那个村子，大雨后一群人推着面包车在烂泥路上走，车里坐着要去上学的孩子，他们把推车叫做“八驱车”。他评价道：“我被这些婆娘的笑声和乐观感动了。”

我还是迷信，而且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