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与小说家

啦啦啦我 2019-04-19 20:05:46

要想在清朝做一名优秀的官员,就必须先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

不妨以鸦片战争为例,在这场中国必输无疑的战争中,前方“奋勇杀敌”的清朝官员们就为皇帝编撰了许多精彩的故事。

就来看看伊里布同学的作品:

“我兵丁初四日午刻齐抵定海,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舟山英军的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纷纷退出。我军整众入城,登埤看守,并将城外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次打理(即安突得)等释令领回,并饬赶紧起绽。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1)

上面这段话无一字为真的言语。实际上,伊里布根本就没有出兵收复定海的勇气,反而是竭力去与英方达成妥协,希望以交换军俘(即安突得)的方式换回失地。在琦善主持的广东谈判取得进展之后,伊里布为了与即将顶替他的江苏巡抚裕谦抢功,匆匆忙忙与英军谈判,收回定海,并在奏折上大话连篇,虚构了所谓定海进攻计划,并编造了这样一个收复定海的美丽故事。

真正的收复过程却是十分滑稽可笑。当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到达舟山,试图以安突得为筹码,与英军唇枪舌剑驳斥辩难之时,“只见安突得驾小舟而归。过后,押解安突得的清军两名下级官员赶到,称途中英军劫走安突得,清军尚未跟进。本以武力为后盾是张喜,顿时成了孤身求情的乞儿。24日下午,英方同意撤军。”(2)而此时接收定海的只有张喜三人,两名下级官员四处寻找熟人,代为看守城门和仓库。而随后赶来的葛云飞等部,为了何部率先进入空城而争功,以至一连三天都无收复定海之准确信息。

要将这样一场滑稽可笑的丑剧,改编为一出堂皇气派的正剧,不仅需要创作者拥有非凡的想象力,更需要一张铜墙铁壁般的厚脸皮。一旦创作者具备了上述素质,定能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混的风生水起。

此中最杰出者莫过于靖逆将军奕山。他编造的有关英军撤出广州的故事,就连茅海建先生读罢也不由得惊叹“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真正愧煞戏剧家,小说家”!而奕山更厉害之处,就在于尽管他数次违旨,罪孽最重,却凭借高超的叙事技术,逃脱了一切指责,甚至获得交部优叙,白玉翎管等赏赉,并且保举了“出力”文武兵勇共计554人优叙,升官,补缺,换顶戴,以至“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3)

奕山,伊里布,以及之后的牛鉴,耆英等人,都可以说是朝廷的心腹干将,深得道光皇帝信任。可是他们在鸦片战争中的种种表现,除了证明他们确实拥有足以媲美小说家的想象力和写作技巧外,无疑是对前方真实战况的隐瞒,是赤裸裸的对皇上的欺骗。故事固然精彩,但是一旦被写在奏折上,当作真实情况上报,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一经查实,官员必然受到严惩,并且将在道德上遭到人们严厉的谴责。既是如此,这群官员究竟是哪来的自信,一次次地欺君罔上,而不怕被人检举告发?皇帝又是如何地被一瞒再瞒,蒙骗在天朝的迷梦当中?这样的瞒骗,对国家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是一场中国必败的战争,对此茅海建先生已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有过详细的阐释。但是,道光皇帝却是大力主剿,所以伊里布的任务本是收复定海,而奕山的任务则是剿灭英军,收复香港!这些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身为臣子的奕山们,又怎敢冒犯龙颜,对天子说个“不”字?琦善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中比较诚恳的官员了,当他向皇上上奏奏明广东谈判的情况时,道光帝龙颜大怒,下了一道严旨,拒绝继续与英人交涉,表明主剿的决心。这项决定明显是可笑而不现实的,琦善只好以谎言应付皇帝,继续和谈,最后终于被罢黜。

在天朝这样一种不容半点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之下,官员本来并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松展手脚。只是由于信息传递的不发达,才给了官员们造假蒙骗的机会。正所谓“天高皇帝远”,地理上的差距是作战官员们欺君的资本,而皇上那罔顾现实的胡乱决策,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风气。于是我们看到,在大黄滘口一战,天朝官员竟然与英军合作,联手演了一出战争戏来应付道光帝,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不合理的体制是无法为奕山等人的贪欲开脱的。其实欺君早在鸦片战争前就成为了中国政治的常态,官吏集团们凭借着对信息的绝对垄断,报喜不报忧,从而为自己邀功,为将来升官发财铺平道路。奕山和伊里布等人便深谙此道,将功劳全揽于己身,而说了些实话的琦善却被贬为斩监候。“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谎话收益高,风险低,占了皇上便宜却照样领工资,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说官员们全是白眼狼也有失偏颇,像是闽浙总督颜伯焘就曾经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但是奇怪的是,处于战区的广州官员们却一个个闷声不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身处前线,已经看出清朝毫无取胜之希望;而另一方面,由于奕山的保举,几乎当时在广州的所有官员都受到了皇上的“恩宠”。既是如此,这些人又如何能不结成死党,竭力维护奕山的谎言呢?

吴思先生对此现象的思考则更为深刻。在他看来,监察官员,包括御史,给事中和宦官,“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说来,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4)如此一来,这些人就难免同流合污,官官相护,而皇上则被糊弄得像个傻冒,真心地认为天朝只是败在了几个蠢才手里,只恨自己用人不明。

一个不想当小说家的官员不是好官员,听起来是句玩话,但是却又无比切合实际。很难想象一个不会编故事,只会说真话的官员该如何在险恶的官场上生存。而看似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皇上,自以为掌握奖惩之道便可驾驭众人,自己却成为了提线木偶。大清国虽然已经灭亡,但是这种陋习又是否真的已革除?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万斤,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震惊全球的毒疫苗事件,难道一定要战舰打到门前,我们才能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这种官僚体制得不到改变,我们跟天朝民众又有何区别?176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从愚昧中走出,走入了中国人的世纪?

(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第207页

(2) 同上,第206页

(3) 同上,第288页

(4) 吴思:《潜规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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