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与《情人》

《情人》是这样开头的：“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我记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广为人颂，他是这样开头的：“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可是我觉得马尔克斯在这里输给了玛格丽特·杜拉斯，他的文字神秘，伤感，却并不绝望。杜拉斯让人有灭顶的绝望感，所以她的《情人》让人无比动容。

其实算不上重读，因为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读《情人》时并不坚定，没有读完。我不知道那些支离的语言，冗沓的架构和绝望的基调被那么设计出来，意义何在？于是我不再看了。我没有真正读完《情人》。在某一天，我从书架上看到这本《情人》，猛可间被震动，心想这是一本非看不可的书。我为我当年的放弃而羞愧着，同时我相信对于这书，我开始滋生一种迷信的向往。

从十几岁开始写作的杜拉斯，一直写到七十岁那年小说《情人》出版，并被拍成电影后，她的名气才开始大起来，这位年老的女人就此在法语文学中声名鹊起。也正是从这本小说开始，让我们忘掉了以前那位总是写一些昏昏欲睡的文字的杜拉斯。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认识真实的杜拉斯，第一次读懂她。

《情人》的故事实在简单至极，甚至有些简陋。可是要写出来又很艰难，如同绣像小说中的描画，数笔寥寥，却不是任何人都学得到的。小说写了在殖民地背景下，一个贫穷白人姑娘与一个富贵的中国抚顺青年之间万般绝望的爱情故事。在小说中杜拉斯加入大量家庭生活和殖民地生活，并照她的意思，小说中绝大部分是以往说过的话，因此可以把《情人》看成是杜拉斯的总结，是七十岁杜拉斯一次充分地交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全部的杜拉斯，也许正因为此，它获得了一九八四年的龚古尔文学奖。

《情人》的语言是吸引人的，让人欲罢不能的。杜拉斯以俯览的姿态来洞察历史，横贯光阴，表现出巨大的张力，在文字间形成悲壮而惊艳的意味，读后让人禁不住沉重地唏嘘。

在中国无数人爱上了这种语言，争先恐后地仿效，于是有了安妮宝贝，有了格非，有了余华，有了苏童等人。这已经不可阻挡地形成了“杜拉斯现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全是王道乾的译笔。这位以翻译《情人》蜚声海内外的翻译家，创造了中国翻译上的神话。他在汉语的世界中创造了“另一个玛格丽特·杜拉斯”。他第一个在另一种语境中充分演绎了自己的情感，换句话说，他在借杜拉斯写自己。

唯美华丽的场景是《情人》让读者折服的地方。 玛格丽特·杜拉斯本身便是个唯美的实验性作家，她把一切的行为、事件、冲突等统统处理得柔媚而精致，又恰到好处，流水般不着痕迹。她让整部《情人》看起来像一团雾，大，浓，白，而且无比神秘。

在《情人》中避开绝望，就等于错看了这本小说。它就是绝望的，让人要死地绝望，不必避讳。我们要说的就是它的绝望。这是《情人》的主色调。在这本关于爱、生死、理想等的小说中，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这个调子，从此一路流淌，不可逆转。这种绝望表达得不庸俗，不肤浅。它同样被美化了。小说的湄公河、渡船、白人姑娘与中国男人做爱的房间、喧嚣而混乱的街道以及那双镶金条带的高跟鞋，全部附着着深深的绝望，它们在我们眼前回旋，摇曳，抖动，狂奔，然后消失，从来都是温文尔雅。能这样写的，只有杜拉斯了。

读《情人》时，我一直想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颤抖的笔写着自己逝去的华韶光阴，那个场景就此定格，深深嵌在那里，从此让人动容，流泪。七十年过去了，杜拉斯把她的爱情写尽了，要说的话全在这本《情人》里。时过境迁，到今天为止，我们同样能从小说中体会出那种爱和孤独，更重要的是绝望。这样用心的作家里，我想，不该遗忘玛格丽特·杜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