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意见”中窥见古代政治一角(一)

无相 2019-04-16 17:41:15

谈及古代政治,离不开“人事”和“制度”两项,钱先生主张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背后有文化支撑,受“人事”影响,同时也和其他制度紧密相连。我们应该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在历史事实中找到评判古代制度的根据。 这小书不厚,但是论述有理有据,列举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选举、经济、兵役制度几项,驳斥了关于武断的古代中国是“封建专制”、“封建帝国”等说法,也反对一味抹杀排斥过去的做法。 下面简要列举钱先生的一些重要论述,以及个人想法,做记录之用。 汉代——较为理想的制度设立 1.政治制度—皇权、相权分离 这里纠正了我一直的一个认知误区,即古代是封建专制国家,皇权独大,甚至是独裁。 自从秦建立统一王朝之后,“皇帝”作为政治领袖便诞生了,而且这个领袖是世袭制,而非选举产生。从自然条件上来说这算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 古希腊、罗马的选举制度,是建立在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不多的基础上,将居民集合到一个广场上进行选举,必然是限于小空间范围内才能实行。中国在秦代时人口已有千万之众,市民选举不具可行性,这也是古代为何一直在民间提拔“士人”来帮助皇帝管理国家的原因,况且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也并非所有人都有选举权。 (这种西方民主在哈贝马斯那里更是成为一种形式,所以他才在国家和社会之外鼓吹“公共领域”的存在) 皇室与政府职权分配:皇室与政府分开,其代理人分别是皇帝和宰相,这是汉代政府设置的基本原则。皇帝、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分别为“六尚”和“十三曹”。基本全国政务都归属于宰相而非皇帝。 汉代主要政府组织为“三公九卿”,丞相、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下设御史中丞,掌皇室事务),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直接向丞相汇报。此时的政治大多从封建制度演变而来,是“化家为国”的体现。 中央与地方职权分配:钱先生认为汉代的地方政府设置较为合理。 汉代地方政府分两级:郡和县。郡长官为“太守”,地位和中央的“九卿”平等,自“三公九卿”到“太守”“县令”都由中央任命但是郡县掾属必须为本地人,任免权在直属长官那里。这种制度下官级分的少,官员升转极灵活。 在监察上,中央派到地方调查的为“刺史”,属于御史丞,中央则有侍御史核奏中央事务,全部向御史大夫报告,最后归于宰相。 2.选举制度——官员数量日渐繁冗 贵族世袭已被推翻,拥有世袭权利的只有皇帝,那么完善的官员选拔制度就必不可少。 汉代自汉武帝后逐渐定型,有了“太学”,考试毕业分两等,称为“科”,甲科出身为“郎”(属于皇宫侍卫),乙科出身为“吏”(下放郡县使用)。 此时选举分为: 无定期式:特殊时节(灾年问政、新皇继位等)不定期选举贤良。 特殊选举:出使西域的外交人才、军事人才、治水人才等,都可以自荐。 选举“孝廉”:从自愿推选演变为强制每年每郡推选孝子廉吏。 弊端:强制推举孝廉,人数日增,阻塞仕途;过分倚重长官推选,造成了魏晋门第社会兴起。 优点:分区定额选举人才,中国政权开放给全国,中央政府有了绝对的地方代表性;选举人才有了一定之规。 3.经济制度——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汉代土地制度:自由主义,耕者有其田,即土地私有。(十五税一,比孟子“什一而税”还要轻) 弊端:兼并盛行,自耕农成为佃农,租税高昂,政府“轻徭薄赋”政策,使地主成为直接受益人。 节制资本的缘由:汉代耕地私人所有,但是很多江河湖泊,山林池泽等属于非耕地,本该属于国家/贵族/王室所有,但是随着耕地开放,农民也逐渐侵入非耕地,获得“非法利益”,政府屡禁不绝,干脆设置关隘,征收一定赋税,即商税、关税之起源。同时根据土地不同所有权决定了其归属。凡耕地收入均归入九卿之一“大司农”(掌政府经济),充当政府公费,非耕地税收则归入“少府”(掌皇室经济)。 这种公私分税的方法看上去很合理,但实际在后来也发生了问题,在制度设立之初,商税仅占少数,但是战国之后盐铁之利大增,少府收入超过了大司农。 加上汉武帝时四处征战,军费浩繁,大司农积蓄用光,汉武帝便慷慨拿出少府费用,即自己的私房钱来捐献政府,并号召地方富户主动捐献,却效果乏然。 汉武帝不乐意了,自然要想办法,既然富户之财都来自原属国家的菏泽湖泊,让大家捐钱又不愿意,那么干脆都收回来由政府主办,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盐铁政策”。 4.兵役制度——全国皆兵 汉代兵役要求23岁服役其实体现了国家的一种道德考量。古代20开始独立耕种,“三年耕,有一年之蓄”,23岁服役实际上是考虑了减轻家庭负担的做法。 军队设置:中央卫兵(南军、北军);边军戍卒;原地服役。 弊端:军队数量多,训练简略,调动不方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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