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女子学生亡国论”

AOI 2019-04-06 13:30:15

1967年5月 东京目白学习院大学校园中的女大学生

前几天围观了一场关于日本文科女大学生是否太多的问题的争执,这里没有对双方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只是觉得挺遗憾,网络本来可以作为打破不同群体日常局限而相对平等进行交流的一个平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盲区,但是实际上更多情形是,一旦出现争议,往往会在没有深入了解对方的观点时,就凭只言片语开始划分敌我,最后只能回到同温层自说自话,无法真正打破原子化的隔离状态。

其实,光从数据来看,双方并没有冲突之处。姜老师提供的数据表明的是地方大学、私立大学文科系女性比例远大于男性,而豆友提供的东大、京大的数据,说明的是顶尖大学(包括文科院系在内)都是男性数量远大于女性。这两项数据合在一起,才真正反映出日本大学教育性别比例的现状。因此可以说在事实层面,双方认知分歧不大,但冲突在于对于这些数据的态度认知。二者都认为这里的性别比例不正常,只是姜老师认为地方大学女性比例过高,但也有很多人会觉得顶尖大学女性比例太低不正常。其实不妨倒过来想,比如, 姜老师是否认为顶尖大学女生比例太少,或者说,反对者是否会认为地方大学女生比例过高?这样把问题倒过来问,可能会更容易看出当事人对这一问题的真正态度。

不过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作为论据引用的早大教授暉峻康隆的《女子学生亡国论》。引用这篇发表于60年代的文论被不少人认为是时代错误,但姜老师也解释说“暉峻康隆教授指出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歧视女性。即高度成长下入学率急速扩大,本来只进短大即可的大量女子学生进入大学,几乎都集中于文学部。其结果,学问研究的场所变为提高教养的场所,导致毕业生素质(研究素质)下降。半世纪前的此评论一针见血,其现象逶迤至今。”这也激起了我的考据癖,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由于资源限制只找到了些二手资料,仅供参考。

“女子学生亡国论”始末

日本女大学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正二年(1913)的8月16日,当时的东北帝国大学(今天的东北大学)公布了三位女性入学考试合格的消息,由此诞生了日本最初的女大学生。(8月16日后来也被定为“女大学生之日”)。不过一般认为,日本女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是从战后的50年代开始,并随着60年代大学扩招的潮流,大量涌入校园,不少学校的文科系甚至出现女性学生比率高于男生的情况。比如1962年,学习院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文学部女学生比例分别为89%、86%和78%,庆应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也分别达到44%和33%。其中学习院大学尤为严重,次年(1963年)文学部女生入学比例更是攀升到94%(317人中294人为女性),甚至出现史学科30名入学者中只有1名男性的情况。所谓的“女子学生亡国论”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产物。

暉峻康隆(1965年4月)

被认为是这一言论的始作俑者的暉峻康隆(1908—2001)是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被称为井原西鹤研究第一人,同时也因为经常在电视、电台等媒体上出现而为大众所熟知,可以说是一位相当活跃的明星学者。不过,要说“女子学生亡国论”这样在今天也能轻轻松松能达到十万+的阅读量的标题是出自一位大学教授的手笔,总觉得有些奇怪,查了一下果然是媒体弄出来的噱头。暉峻康隆最初发表相关言论是1961年11月的《新潮周刊》上,说到“现在私立大学的文学部都已经被女学生占领,简直变成新娘学校了。”。正式发表后来被称为“女子学生亡国论”的文章则是发表于1962年3月号的《妇人公论》,原题是《女子学生世にはばかる》(女学生当道之世),该文被《新潮周刊》转载介绍,并加上了“女子学生亡国论”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果然引起舆论轰动,成为一时的话题。

由于资源限制,找不到这篇文章原文,只能从二手信息间接还原其内容。找到一篇教育类记者小林哲夫今年一月针对此前东京医科大学提高门槛以限制女性入学事件的批判性文章(跳转),小林也将这一问题根源追溯到60年代的“女子学生亡国论”,并且引用了暉峻康隆原文的一部分内容。(出自1962年3月号《妇人公论》)

“在日本这个国家,男性没有职业就无法生存,这是事实。然而,以结婚为目的的教养群体仅仅因为学科考试分数高,就堂堂入学,还占了学生过半的比例。这也造就了相应数量的男性会因找不到职业而成为落伍者。然而这就是当下男女共学的大学现状。作为这一事态下的当事人之一,我始终无法释然。”

当时,早大入学考试中有面试的环节,暉峻老师问应试的女学生来大学学习的目的和未来愿景,女生回答:

“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将来不工作也可以的。”

“也就是说,因为结婚前还有四五年时间,想趁这个空档增加一些修养?”

“是的。”

虽然说不出未来愿景,但也没法因此就把人家刷掉,因为人家考试成绩确实优秀,暉峻老师虽然心不甘情不愿,还是勉为其难将其招了进来。(不过光这点就比此前爆出的我国某些大学好很多了)

此外,在向女学生母亲询问让女儿报考动机时,有的母亲回答说:“因为相亲时媒人会问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

还有,毕业典礼的谢师会上,有女毕业生发言说:“大学四年间,什么也没学到,不过,找到了出色的另一半,也是收获。”一边说着一边拉出自己的未婚夫介绍。

如此种种都让暉峻老师很崩溃,深感女学生考大学就是为了镀一层金,没有真心向学的想法。他认为这些女性只是为了填补高中毕业后到结婚前的四五年空白时间,就跟学个茶道、插花什么之类的一样,一时兴起也去考个大学玩玩,结果占用宝贵的大学入学名额。与其招这些半途而废的女生,不如要那些考试成绩差一点,但是有志向将一生奉献给学术的男学生,也更有利于“家国天下”。他也奉劝女生,如果只是为了提高修养,完全不必要付那么贵的学费进大学,在家看看电视上的教养节目还划算得多。“大学可不是什么新娘培训的教养节目。”

1962年《妇人公论》的广告

这一言论经媒体以“女子学生亡国论”为题转述发酵后,果然引来诸多关注,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应和,比如庆应大学教授池田弥三郎在1962年4月号《妇人公论》发表的《大学女祸论》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另外还从私立学校财政收入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家长对女儿的教育热心不足,表现在女生家长给学校的赞助金款较少。

二、在大学教育阶段,男性往往会集中于特定专业领域不断深造,而女性往往涉猎较广、浅尝辄止,因此从学科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太能寄希望于女学生。

三、女性挤走男性占据学校教育份额,但大学毕业后却不能作为一个社会人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多数女性认为结婚就是人生的终点,而男性却不会如此考虑,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四、女性和其他大学的毕业生结婚后,要改变大学时代的旧姓,也不能期待她们给学校带来捐款。

有趣的是,这位池田老师事后辨明,所谓“女子学生亡国论”其实是出于他自己发音不准,导致媒体把“亡校”听成“亡国”,他实际想说的是,由于女学生增加会导致给学校的捐款减少,对于私立学校而言,这会造成经营上的困难,也是性命攸关的问题,仅仅在这一意义上有可能导致“亡校”(《池田弥三郎著作集 第十卷》角川书店 1979年出版)同时,他还调侃过同为国文学者的暉峻康隆说,“可能早大的女学生不太成器,庆应可不是这样。”

另一位积极应和的学者是池田的同僚,庆应大学文学部教授的奥野信太郎。这位奥野老师表达的观点也差不多,话却更加辛辣,他在1962年6月29日号《朝日周刊》发表的文章里写下这样的话:

“女人蜂拥而至,但是却不顶事,在教室里上课也是,只会埋头记笔记。虽然考试成绩很不错,可是专业选择对她们来说,法文专业也好国文专业也好,就像吃饭凭心情挑个菜式一样,过于随机,根本没有深思熟虑,反正毕业后结婚就算完事。私立大学必须靠有实力的校友、前辈的经济援助才能运营,然而女人天性小气,结婚后又只会听丈夫的,根本不能把希望放在她们身上。……总之,女性合格率高,学习成绩也不错,一门心思记笔记,却不想当学者,只想着以结婚为目的,抱着参加一个大型派对的心情进了大学的门。”

综合以上这些发言者的话,基本可以了解所谓“女子学生亡国论”的主要论点:一、女学生大量进入学校,占用了男学生的教育份额(导致更多男性将来失业、失去生路);二、女学生只会记笔记和考试,专业研究上不如男学生深入;三、女性毕业后终归要嫁人,既不能延续学科发展,也不能作为社会人发挥作用,是教育资源的浪费。但,真是如此吗?

日本六十年代的教育背景

日本六十年代初年已经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当时也是大学扩招,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转变最迅猛的一个时期。大学学生数量激增,校舍扩建速度赶不上,校园拥挤,食堂爆满,大教室授课效果差……对于当时的一般学生来说,还抱有对旧制帝国大学精英教育的憧憬,同学间相互探讨哲学问题、与教授进行学术对话、探究真理,毕业出来“不是博士就是部长”。然而经历了激烈的高考竞争进入大学,却发现授课含金量低,别说和教授探讨问题,就是跟身边的同学也没有深入的话题可以聊,而毕业后往往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上班族,很多人因此被空虚感俘获,失去求学的动力。从教师一侧感受也是类似,学生数量大量增加,校园变得拥挤不堪,生源质量参差不齐,教学方式也不得不面临调整……这一种种弊端凸显的转变期,正好和女大学生涌入校园的时期重叠,以至于不少教师产生了是女大学生的大量涌入才带来这些问题的感觉。

60年代女大学生大量涌入,改变了大学校园传统以男性为主的氛围 京都同志社大学 1965年6月

这一感觉之所以在文科学部格外明显,原因其实不难解释。旧制大学原本具有强烈的教养主义倾向,哲学、文学作为大学生教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普遍受到重视,这一倾向的终结也正是在60年代。随着大学的社会功能从精英培养转向“职业预备校”转变,越来越多人从有利就业等角度来选择专业,因此想要出人头地的男学生大多转向了理工、商科、法律等具有可预期的良好职业前景的专业,对他们而言,文科学部原本就是近乎末选。因此和女大学生竞争文科学部入学名额的男学生,就整体而言,在男性学生中也不算竞争力很强的群体。说得更难听一些,这些被女学生“挤掉”名额的男学生,原本就不是质量有多高的“生源”。女性之所以难以挤入竞争激烈的热门专业,也正是因为男女教育基础不平等的结果。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日本1960年大学入学率为8.2%(以三年前中学毕业人数为基数,约200万人),其中男性的入学率为13.7%,女性为2.5%前者是后者的接近五倍。可以说在这一不平等的前提下,她们拼尽全力努力,才在文科学部占据一席之地,却被视为对大学这一教育场所的“冒渎”,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不公平的评判。

当然,当时这些大学老师产生的忧虑也不难理解。首先大学教师也从来没有过面向这么多女大学生授课的经验,当时女性的成长环境、培养方式都与男性极为不同,如何将这些从未接触过的学生导入教学的正轨,对很多教师来说都是棘手难题,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原本更应该做的是如何引导女大学生从只会做笔记转向更深入的学问研究,而单纯地谴责女大学生素质不行,等于是过于轻易放弃了教育者的职责。其次,社会大环境也没来得及跟上改变,一方面面向女性开放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却又都固执地认定女性的归宿就是结婚生子。女大学生对未来方向性的茫然,也正是转变期冲突的在个人层面的体现。同样,作为教育者,也应该将视野放得更长远,将改善大环境视为自身责任的一环。

也有人认为,暉峻康隆教授的话其说是歧视女性,不如说“激将”的成分更大一些。60年代初也正是日本战后民ZHU浪潮风起云涌最鼎盛的时代,许多家庭妇女都走出家门,加入到社会YUN动的队伍中,女大学生就更不用提了,60年在反安保YOU行中发生的东大学生桦美智子死亡事件对当时日本造成巨大冲击,也可见一斑。以“开明”著称的早大教授说出这样的保守言论,未免很有些奇怪。当然,这样的话也反应了当时日本的现实,虽然女性的社会参与度正在逐渐提高,但是整体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参加工作的女性数量原本就不多,工种限制也很大,多是做些辅助性、事务性的工作,而且即使就职,结婚后也要返回家庭,很多企业甚至设置了女性25岁或35岁退休的潜规则。即使女性教育程度提高,一般社会上也都认为,学历只是点缀,因为女性的主业始终是“家庭”,所以学习的投入度肯定不如在事业上“孤注一掷”的男性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女子学生”的“无心向学”,正是其社会参与度不够的表现,其解决方向并非是将女性赶回家庭,而是创造出也能让其可以将“学问”作为一生志业的环境。这既需要社会环境、大众普遍认识的改变,也需要女性自身更积极、更主动的意识转变。事实上,“女子学生亡国论”发表后引发的种种激烈反驳,一定程度上也起到这样的效果。加上这位早大教授有意将这样的文章首发在《妇人公论》这样女性读者为主的杂志上,将其言论视为一种“激将”法,可能更恰当一些。

而当事人的回应,某种程度上也应证了以上的推测。20年后,在回顾当年这场舆论纷争时,暉峻康隆如此说道:

“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媒体擅自给它加上了‘女子学生亡国论’这样煽动性的标题,把我推上始作俑者的宝座。但事后我也没抗议,也是希望能引起当时的女学生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且考虑到从能激发起她们反驳的角度出发,用这样的标题可能会更好一些。

不过今天看来,很多当年的女学生都令人刮目相看,有的虽然是家庭妇女,却同时也是自己所住区域的社会活动领袖,有的既组成家庭,也在自己工作的行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就结果而言,没有出现‘女子学生亡国论’担忧的事态。”(出自『証言の昭和史9』学研,1982年11月出版)

这位“始作俑者”毋宁说是用一种欣慰的口吻回顾当年敲响“警钟”的结果,也许老先生当年的出发点并不是太坏。不过,即使发言者存在出于对女性的善意,就结果而言也是双刃剑,既有激发女性和其他支持者的抗 争而推动平 权发展的一面,也有助长保守势力的一面,这也再次说明了公共言论结果的不可控性。

从“东大女子”看今日女性高等教育困境

话说回来,“女子学生亡国论”、“女子大学无用论”等在日本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说源远流长,明治二十九年(1896),围绕女子教育问题,成濑仁藏提出“女子大学设立论”,就招致了当时诸多学者、教育家的反对,认为“女性不具备适应高等教育的能力”、“此举将引发女子男性化、不愿结婚、喜好独立等歪风横行”云云。明治四十一年(1908),又有“女医亡国论”之说兴起,认为“让女子接受医学教育,会招致晚婚、独身现象,带来国家的危机。”而一百多年后的2018年,东京医科大学等又爆出女性入学考试一律减分,以此提高学生男性比例的黑幕,引发一片抗议。可以说过了一个多世纪,对女性教育根深蒂固的歧视,依然没有彻底扭转。

抗议东京医科大学入学考试中歧视女性的不当操作 2018年8月 朝日新闻

前文提到,很多地方大学、私立大学文科院系女学生比例大于男性,而顶尖大学(包括文科院系在内)都是男性数量远大于女性,有人认为后者才正常,但事实上,这两者都是失衡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甚至可以说互为因果——正因为顶尖大学女性比例太低,才造成一般大学(文科院系)女性比例过高,或者说,正因为女性要进入顶尖大学困难重重,所以才选择了困难度较低的地方大学,特别是文科系,也就造成姜老师所任教的学校文院系女生占七成以上的现状。放在社会更大的背景来考察的话,其实还是说明了教育资源在性别比例分配的不均衡,而文科教育被视为“花嫁修养”,也更表明了日本长期以来男女社会参与度失衡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改善。

如果想要了解以学术为“志业”的女性在日本社会的生存现状,也许考察位于金字塔尖的“东大女子”这一被贴上特殊标签的群体,是最为恰当的。她们身上,既可以看到了日本女性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争取平等而付出的不懈努力的结果,也可以看到日本社会积重难改的沉疴遍地。

怀旧日剧《龙樱》名场面

东京大学是全球大学排名最高的亚洲学校,也是日本的最高学府,被公认是名校中的名校。在东大每年入学的3000人新生中,只有约600名是女性。“东大女子”在日本社会中是一个带有特殊意义的标签,一方面意味着这些拥有日本最高学历的精英女性在智商、能力上的出类拔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高冷、强硬、缺少女性魅力等固化形象,暗示着她们背离了日本女性相夫教子的传统道路,闯入男性主宰的社会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

以下数据来自东大官网对2018年度毕业生就职去向的统计,从考察“学术为志业”这一角度出发,这里将本科毕业生数据忽略不计,主要以硕士、博士(含期满离校)数据进行分析。原始数据如下:

表一 东大研究生院毕业生去向统计部分截图(2018年5月)

这里选择人文社会系和综合文化研究科这两个文科院系作为对象,以毕业后继续深造、从事学术、教育研究三项数值汇总作为参考。表格中括号内为女性人数,括号外为总人数,不是很直观能看出男女比例,重新整理表格如下。

表二 东大两大文科院系毕业生去向统计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文科院系确实女性比例相对其他院系为高,但是女性继续从事学术的比例和男性相差并不如一些人想象得那么悬殊,其中男女性别比例相差最大的人文社会系的博士毕业生去向,这也间接反映出在传统的文科领域,学术主导还是男性为主,但在新兴的综合文化科,则可以看到相反的趋势,甚至博士毕业生中女性继续从事学术、教育的比例超过男性。可见在相对有自主权的女性群体中,以“学术为志业”的比例并不比男性低。

不过从整体数据还是可以看出,东大依然是个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地方。这些年,为鼓励更多女性报考东大,学校甚至为女性学生提供了专门的生活补助金,然而很多家长依然不支持女儿报考东大,觉得女生读读早稻田之类学校就可以,没有必要挤入东大这样最高级别的学府,尤其担心最后会因此结不了婚,这使得报考东大的女性往往要有比男性更强的决心和努力。

《校对女孩》中出身东大的资深校对藤岩的形象,反映出不少日本人对“东大女子”的刻板印象

东大女性结婚难也是长久以来众所周知的问题,由于存在“男强女弱”的传统社会结构,处于学历顶点的东大女性在国内找不到比自己更高学历的男性,有七成都是与同为东大毕业的同学结婚,更有高达19%的女性不婚,远高于日本女性平均的6%的水平。此外,已婚的东大女性也极少像多数日本妇女一样成为专业家庭主妇,在家庭中也和伴侣有更为平等的关系,但同样,如何在家庭和工作中找到平衡也是她们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社会工作方面,东大女性也经常遭遇学历上的“逆向歧视”,在高校工作的姑且不论,进入企业就常因上司学历不如她们的自卑感而受到潜在刁难,又因为东大女性独立性强,难以融入论资排辈、讲求集体一致感的日本企业氛围,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更是最先碰撞到“玻璃天花板”的一群人,往往需要做出更大的业绩才能获得认可。前两年任职于电通广告公司的东大女毕业生的过劳死案例,就是这样文化氛围下的一个牺牲品

不过,日本当下正面临着“以事业为重心”的工作方式改革与“依赖专业主妇”的家庭生活改革。面临低生育率、少子老龄化的社会趋势,长久以来男主外女主内,工作为主家庭为辅的传统模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双职工家庭、专业主夫家庭、男性育儿假等提出,都是这一趋势下的反映。而东大女性正是处于这两大变革大潮尖端的先锋群体。如果这群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因而也本应更有选择余地的女性都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社会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的实现更是无从期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东大女性的生活状态正是日本未来社会的先兆。正如学者中屋健一所说,只有当东大男女性别比例达到1:1之时,才是日本真正变革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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