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交集：乔伊斯和普鲁斯特

乔伊斯和普鲁斯特是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也许是最伟大的）。前者写下两本“天书”：《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号称要让评论家忙上300年，后者写下一部“长卷”：《追忆逝水年华》，4300多页300万字；一个深不可测，一个广阔无边，分别在难度和长度上，达到所有时代中的极致。

在文学世界里，他们的“伟大”是两根平行线，各自的无限延伸，并不妨碍对方的光彩。在现实世界里，这两根“伟大”的平行线，曾有过交集。

他们生在同时代，一个1882年，一个1871年，乔伊斯比普鲁斯特小11岁。空间上，两人的国家也不远，乔伊斯在爱尔兰，普鲁斯特在法国；1920年起，乔伊斯开始定居巴黎，这时，距离普鲁斯特去世还有两年。

他们见过面。1922年5月18日，乔伊斯在朋友聚会上见到了普鲁斯特。当乔伊斯正因为没有穿晚礼服而道歉时，穿裘皮大衣的普鲁斯特忽然出现在门口。经朋友介绍，两人坐到了一块儿。关于这次会面，亲历者和转述者众说纷纭，但基本都同意，他们俩根本没谈文学。

一说乔伊斯和普鲁斯特明确表示，没有读过对方的作品。一说他们像病友似的，互相抱怨身体状况。乔伊斯说自己“每天都头疼，眼睛难受极了”；普鲁斯特说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怜的胃，疼死了。”一说普鲁斯特只问了乔伊斯，是否喜欢吃块菌，乔伊斯说“我喜欢”。交谈到此为止。当晚两人同坐一辆出租车回家，没有对白流传出来。

这次会面后过了半年，1922年11月18日，普鲁斯特去世了，乔伊斯参加了他的葬礼。

在写作层面上，两人似乎没有任何共鸣。普鲁斯特没读过《尤利西斯》任何章节，乔伊斯对普鲁斯特的文体也不感兴趣，称“读者等不及读完句子就会打住”；并且坚持认为，普鲁斯特的作品和自己毫不相似，尽管评论家喜欢把他们俩放在一起。乔伊斯唯一羡慕的，是普鲁斯特的生活：“舒适的住房，地面和四壁都装着软木隔音”，而他只能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写作。

当我连续阅读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传记，我发现了这两个伟大作家的相通之处。这些“相通”比“差异”更加迷人，让人感到，世间万物自有其联系，即便是两个看上去很遥远的人。再没有比河流更好的“相通”意象了——“百川东到海”——当两条河流相通，它们深入感受彼此，就会发现，两者的血液是相似的。

根据阅读的发现，我提炼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共有的特质，它们有的相似，有的相反相成。我把关键词、结论和细节罗列于此。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细节，主要来自企鹅人生系列传记《乔伊斯》和《普鲁斯特》。

如果当年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知道他们有这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聊，见面时就不会只是问对方是否喜欢吃块菌了。

1、童年睡前妈妈的亲吻。乔伊斯读小学时，同学戏弄他，问他睡前要不要吻妈妈，他起先承认，后来一再否认。相比之下，小男孩普鲁斯特，更急切、更真实、更坦诚地需要妈妈的亲吻；没有它，就无法入睡。他有时用“歇斯底里”的表现，来迫使父母在这方面妥协。“妈妈的亲吻”，也成了《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贡布雷”的重要意象，普鲁斯特写道：“我上楼去睡，唯一的安慰是等我上床之后妈妈会来亲吻我。”

2、血统/精神上的犹太人。乔伊斯不是犹太人，但认同犹太人的特质，将其视作“第一个在全世界流浪的民族”。对于流亡，乔伊斯感同身受，他有名言：“流亡，是我的美学。”就血统而言，普鲁斯特是半个犹太人（因为母亲是）。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还因为一家报纸把他当做犹太作家而大为光火，在小说中他也从不提及自己的犹太出身，简直成了一种忌讳。

3、放荡的生活。13岁时，乔伊斯被一名妓女当街拦住后，就与守身如玉的禁欲生活无缘了。他对妓院的迷恋，持续了一生。他认为它是任何城市中最有趣的地方，并在《尤利西斯》中赋予它“令人战栗、令人迷幻的生气”。如果把作家的情书做一个排行榜，乔伊斯写给诺拉的情书，可能是最淫荡的。他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回忆妻子身体的每个细节，想象他在她的身体里进进出出，而她用长长的手指摩挲他。论放荡，普鲁斯特不输于乔伊斯，只是更加隐秘地进行。他一生有过十多位同性恋人，召过男妓，把秘书当作情人。他对此绝口不提，但身边的人其实都知道。后来他告诉纪德，为了达到高潮，他需要集齐许多罕见的元素（就像集齐纸牌），包括窥视和手淫。

4、贪婪而严厉的阅读者。乔伊斯几乎什么都读，书，小册子，手稿，街头指南。他死后，书房里清点出1000本书，包括古希腊悲剧集，柏拉图、尼采的哲学作品，爱尔兰歌曲集，弥撒书和伦敦精品店商品目录。尽管口味兼容并包，乔伊斯批评人起来也毫不留情，他抱怨“英国小说怎么会这样乏味、无聊”，爱尔兰作家只擅长描写“湖水之类的乡村风景”。普鲁斯特的阅读视野是国际的，趣味是古典的，包括莎士比亚、歌德和乔治·艾略特。他读的最多的，还是巴尔扎克。这些相互交织、卷帙浩繁的小说，让他也渴望写出一部描写巴黎社会的全景式作品。而即使面对自己的文字英雄福楼拜，普鲁斯特也敢于地指出其缺陷，即缺乏创造隐喻的能力，“我相信，仅以隐喻就能造就不朽的风格。但在福楼拜的作品中，恐怕连一个像样的隐喻都找不到”——普鲁斯特说到做到，他的确靠隐喻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风格。

5、天才的语言模仿能力。乔伊斯喜欢模仿卡莱尔（哲学家）、麦考利（历史学家）或红衣主教纽曼的风格写戏剧评论，作为一种消遣。《尤利西斯》是众多文学风格的大杂烩，融入了弥尔顿（诗人）、托马斯·布朗（医生作家）、理查德·伯顿（探险作家）、班扬（宗教作家）、斯梯尔（剧作家）、艾迪生（散文作家）、黑人英语、伦敦方言、爱尔兰英语和酒馆里的粗话，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艾略特评价这本书彻底暴露了所有文学风格的无用。普鲁斯特也自豪于语言模仿的才能。他很喜欢撰写仿作，甚至专门发表过一部仿作集，以致敬自己崇拜的作家，包括巴尔扎克、福楼拜、龚古尔。他说“有意模仿”，是为了控制前人的影响，“为了以后再次拥有独特性，而不是终其一生无意识地模仿”，深入其中，细心分析，全身而退，重新创造。喜欢模仿，终究是为了摆脱模仿，抵达前所未有的原创性。

6、（几乎）放弃了第一本自传体小说。乔伊斯22岁开始写自传体小说《斯蒂芬英雄》，屡次中止，等写完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后，他才重新掉转头来，大力删改，使之成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从《斯蒂芬英雄》到《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间隔了10年。在改写之前，乔伊斯一度觉得写得太差，要把它焚毁，后来经家人抢救出来。《斯蒂芬英雄》的原稿在乔伊斯死后发表了。普鲁斯特有类似的经历，但最后无疾而终。23岁时，他开始写《让·桑特伊》。这本自传体小说历时3年，后来也被弃置了（逝世30年后才发表）。跟乔伊斯不一样的是，对于这本不成功的书，普鲁斯特尚未完成、也没有进行任何修改，就主动放弃了。

7、生活和写作互相模仿。乔伊斯用文字建造了属于自己的都柏林，力图描绘“每一个脚印、每一声鸟啼、每一片干或湿的叶子”，“街道上的马蹄、人走动的声音和它们不同的回响”，空气里各式各样的气味，以及一天之中光影的变化。乔伊斯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自信，说假如都柏林被毁灭了，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他的小说来重建。普鲁斯特在小说里，也仿佛造物主一般，把自己的出生地——巴黎南部夏尔特尔附近的一个村子“伊利埃”——重新命名为“贡布雷”。他将这里的风景与记忆，“城镇，花园，教堂，盥洗室里鸢尾花的味道，多年前初次感受到的性的悸动”，都通过琥珀般的写作，完美地呈现。由于《追忆逝水年华》的不朽，当地成了全世界普鲁斯特迷的朝圣地，所有蛋糕店都在卖著名的玛德莱娜蛋糕，普鲁斯特全家消夏的房子成了博物馆，村子的正式名称变成“伊利埃-贡布雷”，“真实-虚构”就此合二为一。

8、漫长而艰苦的工作。乔伊斯每天工作10小时，有时用两只眼睛工作，有时只能用一只，并反复吸食可卡因为自己减轻痛苦。《尤利西斯》耗费了他7年2万个小时的创作，为此经历神经紧张、忽然昏厥和顽固的眼疾——“青光眼、虹膜炎、白内障、结晶白内障、瞳孔云翳、结膜炎、视网膜破损、积血、脓肿”。在为期14年的马拉松式写作中，为了自我振奋，普鲁斯特服用了大量的兴奋剂，包括肾上腺素和咖啡因；为了安然入睡，他又长期服用镇静剂，如鸦片。暗无天日的写作，让他身心交瘁，有时因眩晕而跌倒，有时瞬间失语。

9、细节控，奇闻轶事的挖掘者。乔伊斯的写作，离不开韵书、地图、吉尔伯特《都柏林历史》。他询问朋友和熟人们商店的名录、通往埃克尔斯大街七号的台阶数，缠着他们讲各种奇闻，“打听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飞翔的鸽子是否和都柏林的鸽子一样”，把学到的各个国家的神话传说，和当下柏林学童中间最流行的色情故事，统统写进书里。为了锻造博大的作品，普鲁斯特也对一切有价值的秘闻趣事孜孜以求，像炼金术师一样，费心挖掘、搜集整座城市的动名词。一战期间，他全身心投入写作，走街串巷寻访细节，有时深夜忽然拜访友人，为的是了解某个古老的逸闻，有时拜访豪华酒店的服务生领班，为的是求证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言。他还写下数千封信，只为了获知一些准确的信息，比如某人穿过的一条裙子，说过的一句俏皮话等。

10、狂热的修改者。出版《尤利西斯》前，乔伊斯坚持要了五份校样，频繁在上面修改，迅速把全书扩充了三分之一，上面布满星号和画线，修改的字迹密密麻麻，像蜘蛛网一样，快把印制商逼疯了。他有时会在两个单词之间，突然插进两百个词，把原来的一页纸，扩充成二三十页。这类“语言的雪崩”，也常常发生在普鲁斯特身上。1909-1911年，普鲁斯特只干了一件事，就是重新扩写《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他不断在手稿上增添细节和观察，就像“那些喜欢让整幅画布保持在变化中的画家”。边页上总是写满越来越多的新段落；新段落有时很长，普鲁斯特不得不贴上新的页码。

11、对书籍装帧的偏好。乔伊斯希望装饰第一版《尤利西斯》封面的颜色，是像希腊国旗一样的深蓝，封面的蓝底白字，要有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就像“白色的岛屿散布在蔚蓝的大海上”。而普鲁斯特的第一部作品《欢乐与时日》，延搁了两年出版，也是为了等待绘制装饰页面的花纹。

12、在意作品的销量和影响。《都柏林人》出版那年，只卖出379册。其中有120册，都是被乔伊斯自己悄悄买走的。那时，他还十分穷困潦倒，到处跟人借钱。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后，乔伊斯托人带话给艾略特，希望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帮忙写一篇书评。有作家声称“《尤利西斯》在人类思想和历史上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乔伊斯听说后，立即请他帮忙宣传。这种想办法扩大作品影响的手段，普鲁斯特同样做了，并且更加“无耻”。为了获得龚古尔奖，普鲁斯特用礼物和筵席跟评委套近乎，最终以6票比4票，赢得了这份“虚荣”。

13、艺术崇拜者和献祭者。乔伊斯把自己当成语言的上帝，表示“能用语言来做喜欢做的任何事情”。他认为所有的词汇都尽在囊中，他要做的，只是把它们以正确的顺序排列好。他把词语像核桃一样碾碎，提取内核，把一个词嫁接到另一个词上，把一种声音组合到另一种声音上，分解-叠接-变形，让“水像水一样说话，鸟像鸟一样唧喳”。他琢磨词本身，用尽全力感受每一个词，这样的行为，有时甚至会令他流下眼泪。艺术的真理对他来说是神圣的，哪怕在最细微的地方，他也讲究风格的完美，音韵的斟酌，音符的适当，诗意的精确。普鲁斯特同样是文学圣徒。他比乔伊斯还谦虚些，自称是一个无所作为的艺术爱好者，但内心始终把真理当成自己绝对的艺术标准，把真诚置于一切文学矫饰之上。“对真相的叙述，再加上长句子，大量的比喻，从每一主题发掘出最后一盎司黄金的决心”，使得他的写作持久地迷人与新鲜。普鲁斯特情愿把生命奉献给艺术，事实上他的确这么做了。

14、热衷于社交，又极端冷漠。乔伊斯不是一个甘于孤寂的人，生活越喧闹，他的状态似乎就越好，生活“四周需要有人围着”，没有出游和别人的赞赏，那实在太难熬。他的座右铭是“及时行乐，直到至乐”。人群的喧闹，根本打扰不到乔伊斯，因为他内心是无情之人。他坦承，“和别人交朋友总是有目的的”，这个“别人”，也包括家人。乔伊斯年轻时，就对家人的哀号充耳不闻，因为“他知道一旦倾听了就会被吞噬”。后来，他又相继成为失败的丈夫和父亲。无视亲身儿女的命运，只关心“艺术之子”——自己文学作品的命运。他打发孩子去巴黎的书店导出转悠，为的是看看《尤利西斯》第二版销量如何。极端的热情和冷漠，同样凝聚在普鲁斯特身上。一生混迹于贵族社交圈的普鲁斯特相信，一个艺术家有两面（就像一把折扇），一面是“社会人”，参加聚会、认识异性、讨好评论家，一面是“创作者”，埋头苦创小说、诗歌和散文。两面毫不相干：日常习惯、社交生活和恶行中是一个自我，“书是另一个自我”。长时间与语言的搏斗，克制的近距离观察，同样让普鲁斯的心肠特变得刚硬。对于世界和人群，他似乎做足准备随时置身其中，随时扬长而去。他说自己受够了虚伪和友谊，因为它们总是变成同一件东西。友谊一文不值，交谈代表着思想之死：“当艺术家放弃一小时的工作，同朋友聊天时，他知道他为并不存在的东西牺牲了现实……”

15、对巴黎的迷恋。乔伊斯年轻时，就梦想着童话一般的巴黎，认定那里是“恋人世界里森林的灯笼”。后来真的到了巴黎，也没有因为见到真相而大失所望，相反，他深信这是“全世界最后一座富有人性的城市”。他最后在巴黎生活了20年，占据他人生1/3长。如果说巴黎有很多伟大的代名词，那么显然普鲁斯特也是其中之一。他几乎一辈子都呆在巴黎，一辈子都在写巴黎。他每天夜晚在笔记本上描绘整个巴黎“微不足道和转瞬即逝的东西”，就这样把短暂变为永恒。

16、瘾君子和非长寿者。鸦片之于普鲁斯特，酒之于乔伊斯，都是长时间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慰藉物。他们原本脆弱的身体，因此变得更加脆弱了。普鲁斯特每年在药品上支出多达2万美金，乔伊斯每次酗酒，就“躺在桑葚色的、五彩缤纷的大量呕吐物当中”。他们俩最终都没活过六十，普鲁斯特是51岁，乔伊斯是59岁。

即使伟大如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也有种种相似的癖好，种种相似的弱点。这些构成他们的癖好和弱点，并不新奇，在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你我——身上也都存在着，尽管是以零零散散的方式，并不完整。

我们不妨说，“伟大”之人在“伟大”处相遇，也在“不伟大”处交集。这些“伟大”，叫普通人钦佩得五体投地；这些“不伟大”，则拉近了普通人和天才之间的距离，并让前者感到些许慰藉。

天才也好，普通人也好，这些可爱、可怜、可敬、可鄙的相通之处，让我想到，或许，每个人都从属于一个更为壮阔的灵魂谱系，而这些灵魂谱系，其实归于“一”。那个“一”便是“人性”，是人之为人所拥有的共同特质，历经千万年而不灭，甚至历久弥新。

这意味着，所有人可能只是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取自人性之海里的一瓢水。我们从这里出发，又终将汇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