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90后

维舟 2019-03-29 10:14:41

遭受误解可能是每一代人不可避免的命运。独生子女刚出现时,社会上满是对“小皇帝”的讨伐,直到他们成了社会主流,这些声音才渐渐消停。读中学那会儿,我们常听到班主任用遗憾乃至痛恨的语气说我们不如他以前带过的学生那么刻苦、努力,但后来些年遇到他,他又叹息“现在的孩子还不如你们当年”。这种观感似乎也是全社会的共识,以至于前些年涌现出来许多段子,诸如“70后是冰,踏实稳重,但推一下动一下;80后是水,要顺着他们引导才能向前;90后则是汽,看得见摸不着”。

另一些惯常看到的指责,是说90后不成熟、冲动、爱享乐、不负责、玩起来不要命、花钱如流水,甚至是“垮掉的一代”;但仔细想想,这些其实大体都是年轻人的共性,每一代人差不多都是这么过来的,并不是这一代人特有的——如果我们看不惯这些,那很可能只是证明我们已经老了。如果要理解一代人,最好专注于那些“时代共性”,也就是他们特殊的时代经历给他们带来的有别于前人的代际特征。

当然,就个体而言,一个人出生在哪个年份不必然就带有某种心理特质(虽然有好多信奉星座理论的人相信出生在某个日期就会有相应的性格),所谓“80后”或“90后”可能只是一种伪概念,一个方便的指称;但这些年中国社会差不多十年一大变,确实难免潜移默化地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带来不同的影响,塑造某些群体性的价值取向。就这些年我所接触的同事、亲友来看,90后中也不乏相当稳重者,并不像外界所夸张传闻的那么不靠谱,他们身上的某些特质与其说是“退步”,倒不如说正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在向前“进步”。不夸张地说,有时正是他们身上的一些变化,让我感觉到有希望。

有选择的一代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当年曾在《代沟》一书中感慨:“与青少年打交道或作为一个青少年,目前都是最艰难的时期。”当前些年90后进入职场时,很多管理者都不知道怎么应对他们。因而这两年流行一句话:老板你尽可以骂中年人,但轻易切勿骂90后,因为他们说辞职就辞职,不像中年人会忍辱负重。这确实不完全是笑谈,去年我们组里一个96年的实习生,来做了一个月,工作倒也尽责,只是有几分社恐,很少和组里同事说笑,甚至说“我觉得和你们吃饭压力就很大”,他的组长因而轻轻说了句“你这样可不行啊,我们这一行是要和人沟通的”,他当即就接口说:“那我辞职吧。”

这些事,常被人有意无意用来嘲讽现在的年轻一代“吃不起苦”或“不知生活艰辛”,但换个角度说,这也意味着他们选择比以前多了——而且在做选择时,也更有安全感。我身周围70后、80后的朋友在跳槽前,往往都预先找好退路,但90后的许多人却可以根本没找方向,做得不开心就提辞职,有时理由就只是“世界很大,我想出去看看”。在这种“不知深浅”的话语背后,有着一种特殊的勇气和信心,不像前辈们那样忧虑自己一步踏错就会堕入深渊,因为他们原本就有退路。

作为70年代出生的一代,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生活大多是缺乏选择的(每餐桌上只有一道菜,“妈妈做了什么菜就吃什么,不要挑食”),又或者给你的只是假选择(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但妈妈最终只给你买他们看中的那件),而90后却是在一个丰裕、宽松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史明智在《长乐路》一书中所说的:“中国的90后从来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没有匮乏记忆的人,会更容易有一种安全感,相信自己有得选择,并且更重要的是——就算选错一次也没关系,再选一次就是了。

社会学者翟学伟曾提出,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首要特征是“捆绑性纽带”(bundled tie),这是一种“持久而缺乏选择性”的纽带,生活在这个结构中的人不能逃离,只能面对,无论屈从还是死斗,都是结构中的一份子,还要顾忌到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得不屈抑自己。事实上,人们对所谓“现实”的态度也是如此:哪怕自己过得苦不堪言,但还是劝亲友子女“忍”下去,而指责那些“脱离现实”的人。就此而言,近一百年来对这一传统社会结构最大的破坏力量可能既非革命,也非新思想,而是伴随着现代交通、城市化进程而来的流动性。人一旦流动起来,这种基于静态社会秩序的捆绑性结构就很难维持了——直至今日,最需要“忍”的,通常还是那些流动性较低的单位或社会组织。

在这一点上,90后堪称第一代真正为自己活着的中国人。他们生来选择更多,也不畏惧流动,不认为死守在一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在我所生长的环境中,“能吃苦”是一个受到正面肯定的价值观,但90后的看法则会是:“我可以吃苦,但你先告诉我为什么?”尽管他也许不直接说出这句话,但仍然期望你回答。仅仅告诉他去做是不行的,他需要知道是不是值得自己做,否则何必呢?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

也因此,很多默认的规范对他们就失去了效力。以前很多规定人们习以为常,或即便有意见,看到别人不反对自己也不愿冒头反对的,现在他们就敢于一个人站出来撂挑子,换言之,那些不再理所当然,“给个理由先”。规则不合理,为什么要忍?他们也不推崇深明大义、顾全大局,这些对他缺乏约束力,而以自己的感受为准:“为什么要顾全大局?大局顾全到我的感受了吗?”这种常被呵斥为“不负责任”的表现,反过来看岂不也是对不合理规范的挑战?师长、上司的很多判定其实都基于他们以往的价值观,但在社会发生巨变的当下,对这些价值观循规蹈矩的人就一定能成功吗?却也难说。

对他们的另一类指责是“没有事业心”,但他们生长于一个相对丰富多元的环境,除了工作之外的确还有很多别的重心。一个人抱着“我没有野心就是想有份工作”的心态也无可厚非,本来一个人在本职上合格就行了,但国内很多用人单位的思路是:工作上不仅要达标(具体怎样才叫“达标”,往往也没有清晰的界定),你还得表现得“主动积极”。也就是说,制度上的漏洞,要依靠人的能动性来补足,而这种“超标溢出”的表现,基本上都是没有报酬的,得到的只是领导眼里的“加分”。

这是很多当下的90后不愿意去做的事。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境也不算富裕,但眼界已开,何况就算在家躺着也饿不死,既然这样,何不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活法?工作对他们而言远不是生活的全部,工作开心就工作,不太开心就辞职在家,不想工作就出去读书,读得没意思就玩,玩够了又想工作一下。这种宽松的气氛下往往亲子关系倒也和睦,未必想着“逃离家庭”或“维持生存”,也不指望大富大贵,似乎一切催人奋进的驱动力都不存在了。有些人嘲谑这是所谓“佛系90后”或“宽松世代”,但这种相对安逸的生活状态其实也正是大部分人想要的,日本大正时代的文化“教养”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多一些这样的人未必是坏事——从某个角度上说,往往倒是这样的人最富有创造力,也最能丰富一个社会的文化。

不可否认,很多90后在面对选择时也感到迷茫,尤其是遇到高房价的时代,压力更为巨大;但即便如此,这也意味着他们有选择——没有选择的人是谈不上迷茫的,因为反正根本没得选。这种“迷茫”,倒不如说是因为当下的人们遇到一个不断加速、极其丰富、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不知如何抉择。就像一个乡下人进城,看到眼花缭乱的场景,不知挑啥好,也不知听谁好。照此来说,其实忙碌反倒可说是一种逃避,要停顿下才能反思自己的状态。

和我们这一代人不同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即便还未必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他们却大抵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并且往往表现出非常坚定的态度。一些朋友因而和我感慨,说感觉90后的员工很固执,离职时没法劝诫,哪怕你真心为他设想提出建议也没用,他无动于衷。确实,这一点我也感受过,有两位下属离职时很坚决,更不会为了团队感情好就留下,那会让他们觉得是“情感绑架”。这种时候他们似乎显得现实到可怕,对人际关系之间的温情不抱幻想,无所谓和上司之间的忠诚与友情。但至少,他们想清楚了,也愿意承受代价,尝试失败后也不会怨人;并且,这也意味着他们更看重的是个人自身能力的发展,这和以往那种依靠在组织里营造关系来获得晋升的模式完全不同了。

就我的接触来看,很多90后并不懒散,反倒有着更强的奋斗精神。因为在他们读书的年代,大学扩招已成定局,很多人甚至觉得早先的好机会都已被70后、80后早早卡位,因而自己面临着激烈得多的竞争。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意味着当下的社会,上升空间更为拥挤,此时按以往模式继续“努力”、“奋斗”未必导向成功,而需要不时反思反省之后另辟蹊径。那些不肯走寻常路的新一代,在知识的吸收、创新精神等方面,往往都更勇猛。他们不是不愿意努力,恰恰相反,他们太清楚竞争之激烈、市场变动之快速,因而不愿意吊死在一棵树上,浪费无谓的精力和机会,最终损害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不是不负责,只是更在意为自己负责。

争夺“自我”

在一个变动的环境中,这一代的年轻人可能比之前的任何一代都具有更鲜明的自我意识——对比贬斥的说法是“自私”,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那是一种新型的自我。

这种自主性往往并不表现为激烈的抗争,而是一种看似消极的抵触与“反介入”。很多人都注意到,年轻一辈的抗争精神反倒更弱了,因为既不需要养家,也不想在什么地方做长久,干得不爽走人就是了,打官司多麻烦。他们愿意为实现自我而拼搏,但如果不是被逼急了,通常都选择成本更低的方式用脚投票。他们以退出来保持自我,而不是改变自己来保住职位,以至于有时“一言不合就辞职”,不免给人感觉似乎可塑性差了,但对自我的坚持无疑大大强化。也就是说,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内心的边界逐渐明确,进而抗拒外力的介入,但这种抗拒主要表现为“反介入”,重视自己的个人领地(包括隐私、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这在很多细小之处都能看到迹象:相比起以前的世代,他们不那么愿意和人“打成一片”,更不愿意“向领导交心”,别说是心里话,朋友圈都未必愿意向上司开放;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姿态,以此撑开自己的隐私空间。他们可以保持表面上的不冲突,但也不喜欢粘缠,不会主动靠你那么近。中国社会有一个难以反驳的逻辑:如果你没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要怕交代,进而“抗拒组织审查”?但新的意识是:不管我的个人兴趣见不见得人,只要无害于人,哪怕是很正常的爱好,也犯不着公开出来让你知道。

这是在以往都很少看到的现象,因为传统上中国人的边界感大抵特别模糊,但没有清晰的边界,你的自我空间就撑不起来,也就谈不上隐私和权利意识。去年百度CEO李彦宏宣称“中国用户愿意拿隐私换便利”,这可能表达了他身为60后的价值观,但现在的90后只要有可能,就强烈地坚持自己的知情同意权。不仅如此,一旦感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他们不那么像前辈那么选择隐忍,而往往会不留情面地爆发出来。近些年对“油腻中年”的声讨,以及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性骚扰、剽窃、人格侮辱被普遍曝光讨论(最典型的无疑是去年的me too运动),与90后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恐怕并非巧合。

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这种反介入普遍以消极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甚至完全放弃争论、回避争论,一副“跟你说也没用”的神情,不抱幻想,甚至都不抱怨,知道抱怨也改变不了什么,改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消解,这有时反而让人非常头痛。这是一种相当吊诡的发展:他们明明很有主见,但正是因此,最终却倾向于减少互动、拒绝表达自己看法,甚至是“懒得和你说”。如今老师、上司在台上演讲时,即便他们试图迎合年轻人的口味,也比以往更难得到台下的反馈,难免产生误判。在这些方面,年轻一代似乎很世故冷静,乃至“套路”很深,但反过来,倒不如说他们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都懒得装,一切以省事为原则。

乍看矛盾的是,很多时候父母一辈又多指责他们看不懂复杂的人际关系,不通人情世故,但按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我为什么要懂”,对于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来说,只有有助于自我实现的才值得投入精力。以前看媒体上总嘲笑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无知,倒是对棒球比赛了如指掌,后来才意识到,一个人能生活得单纯,多点精力放在个人爱好上,这是好事。社会其实应当努力保障这样,而不是要人活成人精一样。

早有人说过,中西家长制的主要差异是:西方的父家长制强调“个人”的最终优位,而中国的父家长制则是强调“角色”的最终优位;所以,西方的父家长制强调父亲的权威,而中国的父家长制则强调儿子的孝顺。但由于每个人又都是独立个体,因而传统上中国人在追求个体利益时,总是尽可能地以群体要求的面目出现,最终出现的情况就往往是拉帮结派,以实现群体利益的名义之下,曲折地达到个人利益。

相比起来,现在的年轻人毫不掩饰自己的个人追求,不再以别的名义遮遮掩掩。有时甚至给人以一种非常急躁的印象,因为流行的价值观似乎是抓住一切瞬时的体验:有出国的机会一定要出;有爱的人一定要抓紧爱;有喜欢的东西赶紧买,不要错过、遗憾、后悔。总之,想体验的东西就不要等待,不愿延迟到将来,这是一种“想要一切,并且马上就要”的现代精神。外界环境不断变动,稍纵即逝,长远规划毫无意义,这既是浮躁也是解放,既是短线但又即时满足,中国从未有哪一代人过得这么自在而不压抑。

四年前公司旅游去北海道,导游在车上导购,已经到观光店了,她还在讲,我终于忍不住说:“导游,既然到了就让大家下车去看吧,我们自己会判断的。”她说:“不是,你让我讲完。我的工作就是介绍清楚这些产品特点,要把好在哪里和你们说清楚。”硬是又讲了5分钟。过后她下车说:“哎,我做导游三十多年了,被你说得老脸都挂不住,你们现在这些90后,说话这么直接,那让我工作怎么做下去呢?”事后两位同事悄悄地说:“你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另一位则开玩笑说:“恭喜你逆生长为90后——这就是你发言的主要目的吧?”

这固然是笑谈,但可以想见在老一辈的眼里,90后的特点之一就是说话直接、不留情面,甚至是不注意他人感受的——但在我们心里,不注意他人感受的难道不正是她自己吗?这种“直接”倒不如说是年轻一辈不像以前那样碍于他人观感而自我屈抑、不敢表达。

敢于表达自我,与一种对自我的肯定结合起来,使得这一代人看上去更为自信。这种自我展现与那种隐私的捍卫并不矛盾,因为他们展现的都是自己愿意展现的一面。由于现代社会中,人际之间的交往很难再是长期、稳固的联系,因而“外表可见”的形象变得更为重要,但势不可免的是,这会助长一种竞争的心态,以及更重视外在的倾向。其结果是很多人如孔雀开屏一般急着展现自己,所谓“潜心兴趣爱好的很少,展示自己的爱好却是要紧事”。

至少,相比起以前几代人那种谦虚、屈抑乃至否定自我的心态,他们更倾向于喜欢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的欲望也更少掩饰(“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了品质舍得花钱,因而常常直接谈“买买买”甚至颜值歧视。注重外表似乎常给人“浅薄”的印象,但这其实也不过只是一种趣味。更进一步说,注重外表本身也是现代性的体现,近代京剧、越剧的明星文化、舞台美术得以在上海充分发展,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上海主要的戏剧受众多是女性,她们更看重这些艺人的颜值、扮相、美观。当然,一个人也可以手机里装着15个美颜APP,同时工作尽责、举止如仪,具有相当成熟的权利意识与平等观念——这并不矛盾。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90后看脸,很注重美,但这种美不是为了取悦他人,更主要的是为自己。

不仅如此,他们也更看重“真”,拒绝改变自我,要改变也是因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不像以前那样照顾别人感受,或屈己从人,有时甚至有一种蛮勇:“我就是这样,你必须接受。”这当然不见得是好的,很多人说到“做自己”时,其实有一种防御性的固执心理,意思是:“我就这样了,不会改变。”这往往成为拒绝自我改善的理由。

问题在于,人们所坚持的“一生只做一个人”也很难。以前的人很多都是“成为别人希望他们成为的那个人”,现在倒是有很多人要“做自己”,但这句话本身似乎常常意味着那是他们的目标而不是现状,真实情况是他们想“做回自己”(现在还不是“自己”),即退回到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因此,“自己”不是一个已有的状态,而是有待完成的理想状态。作为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的第一代人,很多人心底里想到的那个“自己”的理想形象,与其说是一个深刻理解内心的自我,倒不如说更可能是物质主义塑造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从未有一代人像他们这样,“自我”变成一个政治、传统、消费主义等诸多话语交相争夺的场域,因而他们所认为的“自我”,常常也在不知不觉中是这些无形力量塑造的产物,而这又反过来使他们更敏感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不论如何,这是值得期待的新一代人。在日本近代史上的大正时期(1912-1926),随着国家在三四十年的发展,民间逐渐富裕起来,开始盛行“物质的拜金主义”以及“个人的利己主义”,社会上出现不少迷茫、烦恼、怀疑的青年,这普遍被认为与自我的觉醒有关,个人的内心世界也终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熟起来,人们在远离政治的地方发现了孤立的“我”。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下的中国也是如此:新一代人终于能在埋头日常生活之余又能坚守精神自由。与其将之视为传统价值观的偏离、消逝或衰退,何不正视它为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新价值观——这不如说是个人主义逐渐得以确立的一代,或许意味着正有更多人从传统的紧身衣中挣脱出来。在当代语境下,“时代不同了”常常不仅仅是事实陈述,也是一个价值判断,隐含着“时代不同,做法也应不同”的潜台词,或许也可以说,正是在新的一代人身上,我们看到并确信:时代真的不同了。

*已刊“腾讯·大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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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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