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我任人宰割,却从不等待观众

深焦DeepFocus 2019-03-23 19:28:56

采访 胡旻旻

念文化研究的观影者,下一步计划是没有计划。

编辑 XL

写在前面:

以下采访完成于第十三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礼前夕的香港。去年,陈果的新作《三夫》亮相金马国际影展,震惊四座,这部影片随即在亚洲电影大奖颁奖礼上,获得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新演员三项提名。伴随着《三夫》的亮相,陈果对自己的“妓女三部曲”进行了一次剧烈的收场,而现在也许是一个恰当的时候,来和他一起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

深焦:您早期的作品,特别是《香港制造》(Made in Hong Kong, 1997)、《细路祥》(Little Cheung, 1999),选择草根的群体去切入,他们身上的什么特点比较吸引您?

陈果:因为我是草根出身,拍电影总是先从最熟悉的一个环境开始。难道你第一天叫我去拍上流社会?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懂这个东西。草根本身是跟我的生活是有点像,或者息息相关的;所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特别是《香港制造》这种讲年轻人,对吧?如果你叫我拍一个富二代的上流,也是青年,其实也好拍;但是,我要做很多资料,比想知道这种草根的人会花更多时间。当然,将来有没有机会拍一些更富有的年轻人?OK,我可以拍。不过,那些功课不是你熟悉的时候,你拍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别扭,没那么顺畅。所以,草根当然是最重要,是我比较熟悉。

香港制造(Made in Hong Kong, 1997)海报

草根群体很多姿多彩,它好看,东西拍的时候比较顺手。如果都是跟你息息相关事物,你就不用重新去来过。我觉得底层的故事还是蛮多的,拍也拍不完。

深焦:另外一个问题是,比如说,您电影《细路祥》和《榴梿飘飘》(Durian Durian, 2000)都很现实主义那种风格;但从《香港有个荷里活》(Hollywood Hong Kong, 2001)开始就走上了相对来说戏剧化的路子,更多的黑色幽默穿插其中,荒诞感也很强烈。您觉得,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两种不太一样的风格?

陈果:没有,这又回到所谓的“底层”的这个族群。这个为什么说这么多姿多彩?因为,它实际上跟社会有很强连接关系。

在社会上发声最多的永远都是底层人。对社会的控诉也好,对社会的和谐也好,对社会的不满也好,大部分都来自他们;无论是哪个年龄段,无论是小孩子,还是中学生。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自然了。当年我拍《榴莲飘飘》和《细路祥》的时候,对于所谓现不现实还没有分得那么细,也不知道说自己到底是用什么手法在拍。

细路祥(Little Cheung, 1999)海报

如果你看我的作品,那种现实手法和欧洲的现实拍法不一样,它有特别强的电影感在里面,《香港制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不是那种纯粹地往写实里面走,只不过用写实作为开始。而这部影片在技术上的处理是不写实。《去年烟花特别多》虽然用了真实一些人物或者案件,但它拍法也是很具电影感的。

但我觉得,每部片子的拍发不一样,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题材。《细路祥》涉及到小孩子,比较难搞,比较难掌握,小孩子不好演戏,你叫他演就很容易穿帮,很不好看。所以,那种拍法往往就变成一种偷拍的方法,引导他们做什么自然。

当我拍《细路祥》的时候,就碰到了《榴梿飘飘》的女孩子。我做资料的时候,也发现《榴梿飘飘》用写实方法拍比较好,但不完全是百分之百的写实,它还是有一些形式上的戏剧性,这点又跟很多人不一样。而且,拍完《榴梿飘飘》,到《香港有个荷里活》,又完全是魔幻式的拍法。

去年烟花特别多(The Longest Summer, 1998)海报

《榴莲飘飘》讲的是妓女,得用相对写实的方法去拍,但拍了几部就比较容易重复,我觉得很不好玩,没有创造性了。后来拍《香港有个荷里活》的时候,我就用一种魔幻式。当然,整个调子也是基于在一种底层生活的这层面里面,(去看)他们所会产生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是要在创作的时候认清路线怎么走。

所以,当年拍完《香港有个荷里活》,我就知道《三夫》)是要怎么拍,千万不要又重复上面的。所谓写实,也不一定要写所谓魔幻。所以,其实我也不管电影语言,或者其他大师。就是说,只跟它自己的一种方向走,不那么贪心。但是,我作为导演来讲,我就喜欢创作不一样的方法,或者形式感。这种东西,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

三夫(Three Husbands, 2018)海报

我喜欢挑战不一样的东西,还是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比如说,你用比较荒诞、比较魔幻的手法去拍摄,就整个故事的氛围,它表现出来的主题,就和相对来说写实的手法不太一样。如果你是香港人会比较清楚,身处的香港如此弹丸之地,人人都知道当下在发生什么;所以,电影里面的社会议题,就不能太离谱。虽然,它或许是一个幽默故事,但怎样去演绎他会更强烈?这就需要琢磨。我的电影故事里面都是悲剧人物。但是你看电影时候就没有那么悲,看完之后才会感到悲伤,看的过程中反而是特别享受的那种。一部电影的娱乐性就出来我了,这才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东西。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玩,对吧?就没那么沉闷。问题是,每个电影的题材不一样的时候,你就需要做出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你怎么用什么方法处理这个电影,把它变成一个好玩的东西?我就没有那么介意,把它当成什么艺术品不艺术品的。那这种东西说不通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也问过很多导演,为什么你老这样拍?他说,对不起,观众喜欢我这样,我也不会变。

但是,我就觉得奇怪。其实电影形式变来变去,也有很多东西,特别是内核的东西,不会那么轻易被改变的;因为,人的个性也不是说变就变的。所以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你当然可以玩一下,试试看新鲜的东西。如果这一下没有玩好,玩下一招就是。

榴梿飘飘(Durian Durian, 2000)海报

深焦:那您会怎么定义《三夫》的风格?

陈果:其实很难说《三夫》到底什么,你说它是一部很综合的电影也行。但是问题是无论怎么样,这就是陈果的东西,你就很容易知道。我的标签是很明显,已经成型了。观众已经认了,看到这种东西都是你。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将来我拍一些老老实实东西的话,大家可能就不会看了,这就麻烦了。

我每次拍片都是一个冒险过程。因为,你在拍戏的时候会发现,基本上剧本阶段设想的很多东西都是不成立的;但是,你琢磨一下,你可以尽量把它搞得合理些。所以,每一次都是踩钢丝。行走在钢丝上面,我也不知道这个玩意会不会成功,也有可能会被摔得很惨。把尽量每次都做的比较不一样,这是我的希望。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The Midnight After, 2014)海报

深焦:您的很多电影都是围绕一个特定的空间去展开;比如《香港有个荷里活》里的大磡村;还有《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The Midnight After, 2014)里的小巴……故事好像都是绕着一个空间,然后慢慢延伸出来的。

陈果:其实并不全然是这样。你有这个感觉,主要是因为我们拍的是低成本电影,小制作的话,往往都会考虑如何能最大程度地省制作上的麻烦,写剧本的阶段就要开始考虑场景究竟设置在哪里,因为那些花费很大的景,你是用不起的。

这种考量,会变成我们的一种自律的习惯。所以说,我的很多作品会有你刚刚描述的特点。当然,那个东西也不是我自己去。比如说《那夜凌晨》写的是一辆车和车里的乘客。这些人到了一个地方,突然就消失了,他们害怕起来,只能躲在一个茶餐厅里面,商量怎么涛声,这就是冒险。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这样设计,跟我没有关系。我的工作是如何把做得更丰富一点。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剧照

拍电影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如果没有资金,你搞那么大干嘛。但空间感营造的好坏,其实和资金多少不成正比。反而,你顺着某一个环境的特点,尽量做得好看,我觉得也不是坏事。比如说《那夜凌晨》,开始只是在一个车里面,然后发展到街道。但是在香港很难有没有人的街道,拍起来很贵,所以拍两场就要赶快躲起来,就又进了茶餐厅。

黄昏未晚——后九七香港电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

深焦:您是香港比较独特的一个电影导演。彭丽君(Laikwan Pang)在《黄昏未晚》里面也谈到过您电影里的“香港主体”的问题,您觉得您怎么看待香港身份?你的本土电影,和主流对香港的想象不太一样,有您自己的特色。

陈果:大家看香港电影,一般都是看主流电影比较多。你看到的人物都是我们司空见惯这些黑社会、警察,来去都是那几个套路;所以,香港真正这种独立电影,或者说人文精神电影,基本上很少。其实这几年才开始有。如果这个东西一旦做起来的话,你就看将来不只是陈果在做这种;其实有很多导演都在做这种社会关怀的东西。

而且,在香港做这种电影也难,非常难生存。这几年,因为政府的资金帮助了很多年轻人,他们才迈出创作的第一步。回到刚才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拍底层人物,也是因为这种题材的影片永远题材都相对比较低,成本比较容易控制。有一大批导演拍了这些内容,它们聚合在一起,甚至有慢慢变成主流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在艺术片这一领域,大家都是拍残障人士,或者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

但这个东西你说好不好?我觉得,它里面会有一个自然调节、调整。比如说,今年有几部戏,都是这样拍;明年又拍,人家就会问你,为什么你老拍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五年可能有太多重复的地方,往后可能会慢慢地更多元化一些。我拍的香港,当然比他们又多了一个层面。我的思考比起他们,相对来说还是更丰富一点。

深焦:您觉得丰富是指?

陈果:丰富是人物的丰富美,我拍的人物跟他们不一样,起码不等于他们。现在很多后起之秀,还太年轻,看东西还没那么生活化;虽然每个导演的观点不太一样,但我觉得现在不少同仁在面对生活的时候还是有一个观察障碍。

深焦:您会把自己的电影定义在香港电影的哪一个版块上?

陈果:我现在每次出作品都有很大的争议性。当然,我觉得有好有不好。如果都好,那就变成是label了,只能做这种东西。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不懂拍主流电影。如果我拍一个非常安静、非常不喧闹的电影,人家可能就不看。因为,他们觉得那不是我的风格;我的风格必须是这种。所以,很多社会上,很多观众都会把你定死在某个层面上。

还好,香港导演是不管这些东西,什么都拍,不要拍太烂就行了。因为,这边赚钱不容易,我们不像贾樟柯,他永远可以他自己拍。我们这很难。

深焦:您拍片子会考虑大家的期待吗?

陈果:你自己去选择拍电影的时候,你首先得对自己有期待,不要过度考虑别人的期待。自己对自己有期待之后,观众才会对你有期待。

往往主流电影就要票房定生死。这个很残酷。你卖不上去,大众就觉得你不行。这个很难。所以,观众和市场在某些程度上是很残酷。所以,我大概更关心自己喜欢的,能做的。我从不等待观众,我自己反而会更看中一部电影给自己带来什么。作为导演,每一部电影都是他的一次征途。或者说,他不能像平常人一样:我走出沙漠就行。相反,创作者在沙漠里走过之余,还玩出什么招,这才是最难的。所以,每次都要希望有突破。作为导演来讲,就完全是任人鱼肉,已经变成被批判的一个对象,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种压力也好,也不好。但我觉得,我还好,我不搭理你就行了。

香港有个荷里活(Hollywood Hong Kong, 2001)海报

深焦:再回到香港身份那个问题。您的电影,特别是早期的作品填补了主流香港电影的一种空缺;更接近大家的日常生活。您觉得,您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好地代表香港人,或者说香港吗?

陈果:我代表某些香港人。因为有些角色就是从社会里面找来;当然,因为创作,很多东西未必是现实里面有。比如说,《三夫》这个故事,人家也问到底社会上是不是真有这种情况。我说,如果要问,你就别拍电影了,是吧?你只能说,这个电影好不好玩,成不成立?如果说服力不够,那就是这个电影的失败。所以,你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要把故事调整到让观众没有这种疑问让大家都相信。所以说,我每拍一部香港电影,其中的人物都只能接近某些社会人士。这写角色,就是往往你说得够真,他就是有的,如果做得不够好,那就是没有。我不是艺术家。艺术家更执着一点,更顽固点。

深焦:从”香港三部曲“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今天如果再来拍类似的作品,您觉得自己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想法?

陈果:在我看来,是没有“今天再来拍”这样一种说法的。电影一过就不值钱了,除非你留下经典。这很残酷的。当时我会拍”香港三部曲“,就因为当时我所感受的那种灵气和冲动,那种当下的那种状态,我就直接就拍出来了。很多东西,往往回过头再去说,会是不一样的结果。以前香港人或者香港电影是很自我的,从来不离开”香港“这个地域。觉得来去都是香港,因为很自我;也有可能是太幸福,不愿意走。

记得有一部叫《8 Mile》(2002),电影的主角是一位饶舌歌手,他会说,”我不能留在这里,我要去纽约。“以前的香港里,是没有这种显示”要离开“的意愿的对白的。

深焦: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

陈果:现在开始有了。或者说,以前可能香港电影里的人向外流动,都是去美国或英国,到那边读书,读完书,直接在那边结婚、工作,这是一个惯常的路径。但现在这个社会不一样。你如果单纯留在香港的话,你的工作就比较死,机会没那么多。所以,现在开始有了。电影里的人会说,”我要去北京“,”我要去上海“,”我要去广州“。

所以,香港其实是在变。那这种变,其实我也觉得是正常。因为香港太小,我们到最远,到荃湾,坐两个小时就能打个来回,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是,现在视野在慢慢扩大扩大,特别是这几十年,大家都开始有了这种地域上的一个反省。

深焦:您之前给西西拍过一部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我城》。拍摄纪录片和剧情片,您感觉创作上有什么区别?

陈果:这是我第一次拍纪录片,我也正正经经不知道怎么拍;而且,主要是老人家不合作。“你别问我啦”,他每次都这么说。这因为我没拍过,我才接这个活,我要挑战自己,虽然钱很少。我拍的时候,我挺享受的过程;虽然,那个过程非常不愉快。

因为,那个纪录片跟别的纪录片很不一样;别的纪录片可能更多的是等事情发生,这部作品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对于这样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怎么去记录它的过程,特别是,在人物不愿意配合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抓取素材。当时我只能找一些学者来讲,或者找到自己一个自己的观点,再用别的什么方法去劝她,去,或者是”偷袭“她,所以很痛苦。但是,还好拍完了,我觉得拍得还算不错。

我城(My City, 2015)海报

深焦:这部作品最后您还使用了一个比较魔幻镜头,西西本人有做一些玩偶,然后,您把工作人员也按玩偶打扮起来。

陈果:对,这个她特别喜欢。因为拍到后来她已经不想说了,“我不想回答问题”。她都觉得你烦,你知道吗?但是我发现,只要有玩具,有动物,她就开心。所以,我们还是要掌握某些人的个性,去讨好他们,这样反而能捕捉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深焦:那让我们来聊聊《三夫》,您最早是怎么想到这个题材的?

陈果:拍完《香港有个荷里活》的时候已经开始想了。但是,那时候想的不是这个故事。后来,我们看了一个沈从文的短篇,叫《丈夫》。他里面其实写到他老家凤凰城的吊脚楼。我们就跑去吊脚楼看了一下;然后发现,在大屿山,也有这种东西。我们当时想,怎么能够用到这种建筑和生活的方式。

深焦:可以请您透露一下新片《九龙不败》(The Invincible Dragon, 2019)的情况吗?

陈果:这个先不聊了,是商业片。别骂我,我们不讨论商业片。为了要拍,继续我的独立电影,我可能还是要拍一些赚钱的电影,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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