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于连形象分析——外国文学课程笔记(2)

黑,泽明Araby 2019-03-12 20:23:56

老师:

深夜打扰!这是我的第二次作业,在阅读原文之外,我参考了一些文献,也融入了自己的批判与见解,因为在我看来,针对于连形象的分析都带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分析这种局限性的成因或许会有更有趣的发现(除了阅读各个理论本身,我对于“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这个命题很感兴趣,例如我最近常为一个问题困扰,这个问题来自于伊格尔顿,他认为文学理论有害于文学作品。我尚未仔细研读伊格尔顿的作品,希望到时可以再向老师请教)。

因为这次写的原文较长,我首先列出一个提纲,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于连的形象:

一、被排斥的资产阶级青年一代(这种观点最为经典)

二、反叛者与同谋者(关注于连矛盾的性格)

三、焦虑的“中间人”典型(强调于连这一形象的普世价值)

四、斯丹达尔的“英雄”(联系作者分析人物形象,但要避免陷入作家决定论与心理分析的误区)

文末附上原文。晚安!


一、被排斥的资产阶级青年一代:

国内对于于连形象的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1949年到1966年的研究、1966年到1978年的研究、1979年到1990年的研究以及20世纪以后的研究。将人物形象与时代背景相结合,这种分析方法可以说贯穿了我们的小学到大学语文教材。20世纪前的研究中,随着国内意识形态的改变,于连形象前后经历大幅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似乎指向一个问题,即“将人物形象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容易走向误区,文学作品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举例说明”。这种方法在分析所谓“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时的滥用尤其严重,其结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对于文学作品,它造成文学形象的同质化;另一方面,也带来相关文学研究本身的自我重复——

我所见到的一些2018年的文章,例如董佳欣、张泳《封建王朝复辟下的悲剧人生:<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命运评析》、饶玮《论<红与黑>中于连的典型性》,文章分为3个部分,几乎是这类论文的模板:于连生平的简介,于连复杂矛盾的性格归纳,于连性格的成因。典型的时代环境决定论的套路文章。事实上,任何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分析,因为人物都具有典型性,这些“典型性”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同质性,也带来了文学上的平庸和不断的重复。所有的这些研究文章都做了同一件事情:成为19世纪中期社会现实的一种神话书写的一部分。这些文章的参考文献同样也只有国内同主题的已有文献,这是一种在封闭的学术环境下的同质化书写,就像是面对着镜中的自己作画,成品只有可能是对于自我的重复。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出于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的相互作用,大量写作者在这种方法无形的影响或有形的指导下,生产出数学公式般的作品(这种现象在“批判现实主义”中尤其普遍,大多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更是将写小说看做是研究社会、揭露社会真相、探讨社会问题、甚至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来进行的),这对于文学某种程度上是不利的。

但退一步讲,初读《红与黑》,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典型人物分析是无法忽视的。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事实: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一样,是自觉地为当代社会谱写历史小说的,这种自觉性从小说副标题“一八三零年纪事”就可以看出。

作为一种社会典型,于连属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在王政复辟时期,是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中小资产阶级“才智之士”的代表,这类人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为拿破仑的丰功伟绩所鼓舞,早在心目中粉碎了封建等级的权威,而将个人才智视为分配社会权力的唯一合理依据。他们在智力与毅力上优越于在惰怠虚荣的环境中长大的贵族青年,只是由于出身低微,处在受人轻视的仆役地位。对自身地位的不满,激起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憎恨;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望,又引诱他们投入上流社会的角斗场。

于连从少年时代起就幻想像拿破仑那样,凭着立功于战场摆脱卑微贫困的地位,然而在王政复辟时期,平民甚至没有穿军官制服的可能,唯一通向上层社会的途径是当教士。当于连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场无聊的纠纷中被一个小小的教士所击败,一个四十多岁的神甫就拿到三倍于拿破仑麾下名将的薪俸,他就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而发奋攻读神学了。他想:“在一切事业里,都需要聪明人....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我会是一名军官;在未来的神甫当中,我将是一位主教。”

因此,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形象——无所依傍的“世纪病”患者、逃避现实的塞南古的奥倍曼或夏多布里昂的勒内,在爱情中寻求排遣的贡斯当的阿道尔夫或缪塞的沃达夫,除了名利之外没有其他信仰的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于连属于新兴市民阶级,这类人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对来世的恐惧,生活对于他们是一场残酷的搏斗,要么为荣誉、地位、财富及一切现世幸福而生,要么粉身碎骨而死。在《红与黑》中,于连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种种新观念的代表,其对立面是复辟势力。他狂热地崇拜拿破仓,因为拿破仑的成功意味着等级制度的破产和个人价值的获胜。他以平民阶层的平等意识对抗封建等级观念,以个人价值对抗高贵的出身;他崇尚自由独立,认为人应当拥有对自己的一切权力,个人的行为只需接受自己心灵的指挥,只要认为自己的目的正当,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因此任何习俗和社会法规对他都失去了约束力。他只承认自我,只考虑自我,既不顾及传统,也不考虑“道德”。他高傲、敏感,时刻不忘维护尊严,全部生活目标是要摆脱低贱的地位、登上社会的顶层,他为肯定自己的价值去爱,为抗议对自己的侮辱而杀人,最后为保持自已的尊严而拒绝乞求赦。

总之,于连的全部心灵都体现着一种与封建观念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一种以个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决定了他和那个行将灭亡的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也决定了他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斯丹达尔以这个人物作为生气勃勃的平民阶层的代表,并以他的受压抑和抗议来揭示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的原因。虽然这一类型人物作为个人并非不可收买、并非不会堕落,但作为一个被压抑的阶层,却是贵族社会的掘墓人,在他们当中总会不断产生丹东和罗伯斯庇尔。


二、反叛者与同谋者:

受野心的驱使,于连不得不生活在一连串矛盾痛苦之中:他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却需要装一副热烈的虔诚的面孔;他把全部《圣经》看作谎言,却将整部拉丁文《圣经》和《教皇论》读到能够背诵;明明憎恨贵族的特权,却不能不用包藏着“痛苦的野心”的热忱去料理侯爵的事务,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的秘密会议送情报.....然而这一切努力仍不能填平等级的鸿沟,在贵族眼里,于连至多是个服务得很好的仆人罢了。种种无形的刺激,只能加深于连的痛苦和嫉恨,他鄙视贵族阶级的僵化保守、平庸无能,痛恨耶稣会教士的伪善、贪婪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寡廉鲜耻,他把巴黎视为“阴谋和伪善的中心”,把神学院称作“人间地狱”,在内心咒骂华勒诺之流是“社会蠹贼”和“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不过,于连对社会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人受屈辱的感情出发,他对统治阶级的特权表示愤既时,并非不想和他们分享特权的一部分:他指责官场的腐败时,自己也不知不觉仿效他们的行径;当他获得十字勋章时,他想到的是“我必须感恩图报,为政府办事”;当他为父亲谋求官职而损害了一个正直人的利益时,他想“这没什么,如果我想出人头地,这种味良心的事还得干不少”;而当他征服了侯爵小姐,接受了侯爵赠予的领地、封号和骑士头衔,以为即将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时,他大喜过望,当即盘算着在三十岁当上司令。这样一来,于连实际上肯定了许多被自己否定过的东西,追求着自己所诅咒的对象,他自身的行动与他对社会的指责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使他自己也成为被讽刺的对象。

但是,于连毕竟来自受排斥的那个阶层,他的才智受到某些人的赏识,却招来更多人的仇恨。人们千方百计给他的成功设置障碍,终于完全粉碎了他的幻想,迫使他在绝望中公开与统治阶级决裂,他在法庭上那段自杀性的发言,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全书的主题:“我是一个出身卑微而敢于起来抗争的乡下人。”他尖锐地指出统治者之所以如此严厉地对待他,只是为了使那些出身贫贱,但有幸受到良好教育,敢于混迹于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永远丧失进取的勇气。


三、于连形象的现代意义——焦虑的“中间人”典型:

高尔基有过一个精辟的论断:“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和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乃是跟社会、国家、自然界对立着的个人。”斯丹达尔的卓越才能就表现在他能够比别人更敏锐地感受到,捕捉住,而且以鲜明强烈富有挑战意味的姿态点明这个主题。更了不起的是,在其他作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命题的历史价值的时候,他已经以成熟的思想和艺术,通过塑造一个孤立的、反抗的“个人”典型,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这一主题。尽管在当时他没有被理解,但他深信自己日后会获得成功:“我将在一八八O年为人所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一九零零年被重新印刷。”如此坚定的自信,说明他对自己的时代做过深刻的、历史的、哲学的思考。

这种与社会对立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自我”的观念日益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个人幸福、个人价值、个人意志、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冲击着封建时代的一切道德观念。这既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又包含着对自身的反动: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既唤醒了个人的能动性,释放出人们潜在的创造力,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个人的孤立。个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抗争成为这一时代最富特征意义的历史现象。民族史诗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个人史诗,形形色色的个人苦难必然成为作家们描绘的主要对象。

因此,在“于连是王政复辟时代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这种观点之外(朱维之《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4页;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还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解读倾向:侧重强调于连这一形象有着超越时代的典型意义,视其为积极通过个人奋斗争取成功的社会“中间人”的代表,认为斯丹达尔的深刻性体现在《红与黑》穿透了时代政治的局限,通过于连的奋斗史揭示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社会现象。

所谓“中间人”,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中项”,既不同于代表主流的正项,也不同于代表边缘与反主流的异项(即标出项,markedness),而是“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由正项、中项和异项组成的整个社会是一个中项偏边的社会,中项偏向对决定何者为正项有着决定意义,中项偏向的一边即为正项。异项之所以成为异项就在于被中项与正项联合起来排拒,从而被标出。而正项之所以被视为“正常”、“合法”,也正在于它能为中项代言,从而联合中项共同成为非标出项。

如果说罗伯斯庇尔、丹东等革命者是王朝复辟后法国社会的异项,那么于连就是社会中项,是一个积极向社会正项靠拢的中项,准确来说,他的追求是社会中项的一种普遍诉求。这种身份处境使其具有强烈的身份焦虑,为了成功地实现阶层晋升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戴上了人格面具,一度变成了忠心为权力阶层效劳的一分子。但是,作为竭尽全力向主流靠拢的中项,他并没有被接纳,而是被排斥。至此,于连走向彻底的异项和反主流。

这种解读方式更关注所谓“永恒不变的人类天性”,事实上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人文主义立场的解读:它将于连从厚重的政治语境中解放,转身又把它投入诸如“普世价值”“艺术的超越性”“人类的普遍境遇”此类的宏大叙事中。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文章使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的三重理论”(认为于连身上的矛盾性格取决于自我、本我和超我三个系统的强弱;同时,分析了斯丹达尔本人对于连的投射关系,认为于连是作者本我的宣泄,是作者超我的承载)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镜像阶段” 这一概念,认为于连在“镜像阶段”形成的理想自我将于连性格进行了自我异化,在自我迷恋的同时又加深了误认,从而必然导致想象性身份的幻灭,最终在镜子破碎时失去依照,而不得不真实地重新看待自己,实现自我的回归)进行分析,这是一种结构主义主导下的分析,将于连作为几种人格的复合体,将文学理论的任务视作拆解这种复合体。

这些心理分析事实上是另一种“文学创作”,是用斯丹达尔的文本去验证文学理论。这或许是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的差异,也是文学理论的通病,即文学作品成为理论的附庸,理论先行者们(尤其是20世纪的法国理论家们)使用生僻的词汇、自造的概念、繁复的文风,使文学理论看起来更像是乔伊斯的作品,理论学习者一边抱怨理论的艰涩,一边效仿前人,就像写作八股文或者高考作文的应试考生一般,丝毫不顾及自己使用的理论与文本是否适合。这一病症在心理分析中尤为明显。


四、斯丹达尔的“英雄”

一种解读认为,于连是斯丹达尔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塑造的个人主义“英雄”。这种解读有其切实之处——

斯丹达尔本人就是一个直言不讳的自我中心论者,在他心目中,“利己”是人的本性,为荣誉地位、财富和爱情奋斗是人生在世无可争议的“伟大事业”。在他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社会好比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那个阶级则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爬上去。”这句话非常明确地概括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斯丹达尔是十六世纪以来人本主义学说的继承者,人的价值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基本价值:人的才智能否发挥,人的价值能否得到承认,理所当然是衡量社会正义与否的唯一标准。

从上述观点出发,斯丹达尔笔下的于连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正面英雄形象,代表着正义的呼声。尽管这位英雄我们今天看来未必伟大,可在作者心目中肯定不渺小。即使这个人物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他却是作者所赞赏的那种勇于为自已的幸福去冲锋陷阵的人。他敢于公开捍卫自己的权利,敢于蔑视封建等级和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以个人的价值及两次“不道德"的爱情对传统观念提出大胆的挑战。

于连是斯丹达尔匠心独运的杰作,这个形象特有的魅力和作者的个人特色是分不开的。

魅力往往与独特联系在一起:没有特色意味着平庸,而平庸是不可能产生吸引力的。斯丹达尔无疑是十九世纪法国最有个性的作家之一。尽管他生活在浪漫主义的极盛时代,还曾以浪漫主义者的名义发表过一个讨伐古典主义的小册子《拉辛和莎上比亚》,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不曾顺应浪漫派的潮流。他从来不曾染上湘漫派中流行的“世纪病”,也从来没有沾染浪漫主义的感情泛滥和语言形象的夸张。

斯丹达尔的思维方式和浪漫派作家不同,他对形象的感受力不算很强,但对心灵的理解和判断力却非常人所能及。和巴尔扎克一样,他在成为文学家以前,已经或多或少是个哲学家。他从小在信奉启蒙思想的外祖父身边长大,曾悉心钻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学说和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蒙田、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是他最敬佩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憎恶一切宗教呓语和似是而非的幻梦,只喜爱准确无误的真相和充满睿智的判断,他对法国大革命比其他作家更有感情,政治态度也更加激进。他赞同雅各宾派的革命主张,而且从来不曾怀疑革命给社会带来的进步。他是同时代作家中唯一真正了解拿破仑时代的人。他十七岁投身军界,三次随拿破仑远征欧洲,亲身参加过马朗戈战役、耶拿战役,曾经进驻米兰、占领柏林,目睹过莫斯科的熊熊烈火,经历过撤离俄罗斯的大溃退....他对拿破仑的功过并非没有自己的评断,但拿破仑之于他,首先是一个“伟人”,人本主义者关于“人”的理想,似乎在拿破仑身上实现了。他始终忠实地追随拿破仑,而且在军中备受重用。拿破仑的失败使他丧失了一切,他倒不像有些并无损失的人那样怨天尤人。王政复辟也没有使他丧失信念。侨居米兰期间,他因与意大利烧炭党人来往而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返回法国以后,很快义和复辟王朝的反对派建立了联系。他甚至敢于把自己的《意大利绘画史》题献给因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总之,比起其他作家,斯丹达尔更有政治信念,他不像浪漫派作家那样由于英雄年代的清逝或“理性王国”的破产而苦闷,而是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寄希望于下层青年。在他看来,“只有在那些为实际需求而奋斗的阶级中,才能找到魄力。”

七月革命对斯丹达尔来说是意料中的事,他似乎早就期待着这场革命的发生。他久已打算写部书来表现法国下层青年的处境和思想,《司法公报》上的一桩案件给他提供了现成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让他获得了一个表达思想的框架,于是《红与黑》产生了。这部小说是作者对大革命以来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对人的处境及心灵进行历史和哲学探讨的成果;他将自己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念注人于连的头脑,将自已强烈的爱憎和敏锐的判断力赋予于连的灵魂。总之,他成功地使他笔下这个人物成为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深刻地反映着法国社会新旧交替时期的观念更新。从这个角度看,斯丹达尔的确是一位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

另一方面,斯丹达尔本人奇特的个性,也是使于连形象生辉的一个原因。斯丹达尔是十九世纪性格最难捉摸的一位作家。他外表冷峻,内心却充满激情;看上去玩世不恭,其实对生活无比热爱;分明为人坦率真诚,偏偏喜欢掩掩藏藏。他具有意大利人那种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无论爱憎都格外强烈而鲜明,而法国式的轻松幽默在他身上却是不多见的。他讨厌虚荣、浮夸,崇尚热情、刚毅、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英雄业绩和冒险行为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厌恶平庸,时时刻刻都在追求超群出众,他笔下的主人公全都不同凡响,具有超人的智慧、强烈的个性、乃至完美的外表。《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马修道院》中的桑塞伐利夫人,还有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有这样的特点。斯丹达尔本人复杂的个性,使他所塑造的人物也都带有某种震慑人心的气质,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个极富浪漫色彩的作家。

此外,斯丹达尔在艺术上也是独具一格的。他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与巴尔扎克有相通之处,他们同属热衷于探索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的作家,他们对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伟大历史转折具有同等敏锐、同等深刻的判断,而且同样重视运用典型化的方法来反映这一伟大转折。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是大不相同的。巴尔扎克想要奉献给读者的,是通过人物群像反映社会全景的巨型壁画,斯丹达尔却只想通过几尊塑像来概括时代精神的本质特征。巴尔扎克时刻不忘分析纷纭繁复的现实关系对人物性格的影响,斯丹达尔则全神贯注于表现人的心灵。因此巴尔扎克认为至关重要的那些琐细的描写,在斯丹达尔的作品中是完全见不到的。他不关心一切外在的东西,街道、房屋、服饰、自然景物.....所有这些,斯丹达尔都略去不谈,他着意刻画的,仅仅是人物内在的感情和心理活动。虽然巴尔扎克在心理描写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但像斯丹达尔这样,以刻画内心世界作为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在十九世纪初叶的法国还是相当罕见的。正因为斯丹达尔以他独到的艺术功力细致而充分地展示了于连丰富的内心世界,才使这个形象具有了独特的丰采。

至于艺术风格,斯丹达尔那富于理性的逻辑头脑,必然与浪漫派浓厚的感情色彩及浮夸的文风格格不人。他受不了那些作家的长吁短叹和言过其实的热情,尤其讨厌夏多布里昂矫揉造作的感伤情调。在这方面,只有梅里美和他的趣味最相投。他们看重的是客观事实,主张让事实术身说话,而不要多余的描写或辅陈,尤其坚决排斥作者的主现抒情成分。斯丹达尔很留意不让自己在作品中露面,尽管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仍然很容易让人感觉出作者炽热的情感和爱憎。斯丹达尔自称是从《民法》中学习语言的。他的文风简洁明确、朴素严谨,像口语般自然,没有丝毫雕琢和修饰的痕迹。他的作品结构紧凑,情节十分集中,没有任何枝节,仅仅突出主干,这在当时也是颇富特色的。

总之,斯丹达尔是一个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家。也许由于他太与众不同,很难为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所理解(人们往往不喜欢与自己差别太大的同类),维克多·雨果和圣伯夫甚至不认为他是一位作家。他在文坛仅有的两个知音是巴尔扎克和梅里美。巴尔扎克是唯一理解他的创作思想并真诚地公开赞美他的人,但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艺术;梅里美是唯一理解他的艺术并衷心敬佩他的人,却因世界观和视角的差异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思想。他在当时的法国文坛一直是个鲜为人知的“陌生人”。但在历史拉开一段距离以后,斯丹达尔的睿智和准确的历史眼光终为世人所发现,他那别具一格的艺术终于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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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泽明Ar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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