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 100 年后,塞林格还在守望我们对青春与童年的认知

好奇心日报 2019-02-28 13:54:59


本文作者: 蔡一能

如果霍尔顿·考菲尔德还活着,今年已经 84 岁了。1951 年,这个 16 岁的少年从美国作家塞林格(J. D. Salinger)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走出,成为继哈克·贝利·芬之后最著名的逃学生和流行文化中最著名的反英雄形象。

他因为四门功课不及格(除了英语文学)而辍学,整天游荡在街头,却又和成人世界格格不入;他最爱说的两个词是“假模假式”(phony)和“该死的”(goddam),可以用于从人类到非生物的所有事物;他对原子弹的发明有点兴奋,“再来场战争的话,我他妈会端坐到原子弹的弹头上”。

当然,最出名的,还是他的梦想职业:

“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像童话中的彼得·潘一样,霍尔顿拒绝长大,对虚伪、造作的成人世界毫无信任。评论家对他不以为然,但众多从二战走出的美国


本文作者: 蔡一能

如果霍尔顿·考菲尔德还活着,今年已经 84 岁了。1951 年,这个 16 岁的少年从美国作家塞林格(J. D. Salinger)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走出,成为继哈克·贝利·芬之后最著名的逃学生和流行文化中最著名的反英雄形象。

他因为四门功课不及格(除了英语文学)而辍学,整天游荡在街头,却又和成人世界格格不入;他最爱说的两个词是“假模假式”(phony)和“该死的”(goddam),可以用于从人类到非生物的所有事物;他对原子弹的发明有点兴奋,“再来场战争的话,我他妈会端坐到原子弹的弹头上”。

当然,最出名的,还是他的梦想职业:

“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像童话中的彼得·潘一样,霍尔顿拒绝长大,对虚伪、造作的成人世界毫无信任。评论家对他不以为然,但众多从二战走出的美国读者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共情。不止 1951 年的美国,直到今天,《麦田里的守望者》依然以每年 20 万本的销量位居世界各地的畅销榜。

但如同小说结尾暗示的,霍尔顿终将长大。作家本人——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揭示了一种可能的命运。

1919 年元旦,塞林格出生于曼哈顿,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小儿子。从一所中学退学后,他被送往福吉谷军事学院,也就是小说中赶走霍尔顿的学校的原型。1937 年至 1941 年,塞林格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随父亲在奥地利和波兰学着做生意,在德军占领前一周回到美国,上过夜校的写作课,试着给文艺界富有盛名的《纽约客》投稿。

混乱于 1941 年结束,塞林格应征入伍,前往欧洲战场从事情报工作。1945 年,他因战争带来的精神问题入院。战后,他搬回纽约的父母家,继续写作。

《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废物,但没有人会否认,这部小说为塞林格本人在文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这个地位之重要超出了当时人们的预期。包括厄普代克(John Updike)等文学偶像在内,同时代和晚辈的美国作家都深受塞林格的影响,至今仍活在“霍尔顿”不散的阴魂之下。

    
《麦田里的守望者》。图片来源:Blog dei Lettori Estinti
《麦田里的守望者》。图片来源:Blog dei Lettori Estinti


这种持久的魅力,部分源于塞林格揭示的青春期的价值。过去,人们赞美儿童的纯真,或是同情其不幸,同时用另一套逻辑来描写成人世界,却不太关心中学里的男生在关心什么。他们童稚未散,又过了可以戳破“皇帝的新装”的年纪,不得不学着接受成人社会的种种规则,收敛起满脑子“中二病”的叛逆意识。

用美国作家罗斯(Philip Roth)的话说,塞林格“比任何人都更贴近时代,并且捕捉到了自我与文化之间正在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较量”。他活跃的 1950、1960 年代,也是“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等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兴起的年代。较年长的读者有了凯鲁亚克,有了来自东方的神秘宗教,来对抗从教育到政治的整个主流文化建制。

他们的乐观与介入精神或许会令塞林格不安。他笔下的角色除了愤世嫉俗,也深陷幻灭与忧郁。

早在 1948 年,塞林格就在《纽约客》上发表了《逮香蕉鱼最好的日子》,引出了格拉斯(Glass)这个被他反复书写的大家族。这家的孩子们普遍智力超常,少年时代就主动或被动接触了从耶稣到老子、乔达摩·悉达多的“伟大思想”。对他们来说,宗教启迪带来的“智慧”,远胜学校里津津乐道的“知识”。

然而,也正是这种柏拉图式的洞见,让他们一再与社会发生摩擦,承受撕裂般的痛苦。成年之后,格拉斯家族的孩子有的自杀,有的从事并不热衷的工作,有的既对社会抱有警惕,又在和这种警惕背后的自我意识较劲。1957 年出版的《祖伊》(Zooey)中,大二的弗兰妮·格拉斯按照神秘主义的方式祈祷,同时困扰于祈祷的动机:

“我想要的是启迪,或者心灵的宁静,而不是钱、特权、名利或者其他这类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寻找自我,我跟所有人都一样。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当下被不断庸俗化的“做你自己”,塞林格早就作了尖锐的预判:如此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并不成立,甚至比他们想解决的问题更坏。

2010 年,塞林格以 91 岁高龄去世。讣告令很多人恍如隔世——过去半个世纪,他基本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隐居在新罕布什尔州。他要求出版商从封面上撤下自己的照片,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仍在写作但不再发表;另一方面,他对一些年轻的女粉丝报以特别的热情,有过几段关系;他视隐私为神圣,但那些针对记者、传记作家“侵犯隐私”的诉讼,也反讽式地曝光了他的生活。

这是塞林格本人给出的解答,极端,却未必令人满意。

无数读者受到塞林格——或者霍尔顿的影响,《好奇心日报》从中选取了 7 个人。事实上,他们经历迥异,对塞林格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富于时代精神的作家总是面临被误读、被盗用名义的风险,只是塞林格从来不会站出来,宣布他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100 岁的塞林格大概还是会对那些纪念他的文章不屑一顾,除了嘲笑“又一个假模假式的作者”,或是怒气冲冲地发去一封律师函。

艾伦·金斯堡的六十年代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1955 年,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用这个掷地有声的开头抓住了年轻读者的心。

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嚎叫》被主流价值视为异端,关于性——尤其是同性恋的描写更招致了保守派的攻击。1956 年,执法部门查没了《嚎叫》;次年,法庭判决《嚎叫》并非淫秽作品,并且反问:“如果作家不得不将语汇局限于枯燥、安全的委婉表达,出版和言论自由又在哪里?”

1926 年出生的金斯堡将资本主义对个体心灵的毁灭性写进诗里,迎合了一代人的幻灭感和变革意识。这些人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他们的圣经是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57 年出版的《在路上》,其中一个角色正是金斯堡。

《在路上》的主角们厌倦了东海岸的中产阶级文化,穿越美国,寻找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论起毒品和性,他们比霍尔顿出格得多。塞林格笔下的角色,无论多么叛逆,都不会决绝地与家庭、道德一刀两断。

“垮掉的一代”之后,美国迎来了更激进的 1960 年代。金斯堡依然是这个年代的旗手。他和 “LSD 专家”利里(Tomothy Leary)一道,出现在旧金山,鼓励人们享受音乐和致幻剂带来的自由。在另一个演出现场,他和“灵修大师”帕布帕德(Prabhupada)念了一段印度教祷文。他们试图在印度教、道家、禅宗等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力量,就这一点而言,他们都是格拉斯家族的长子——西摩·格拉斯的学生。

    
1967 年,美国反主流文化拥抱东方宗教。图片来源:Wikimedia
1967 年,美国反主流文化拥抱东方宗教。图片来源:Wikimedia


如果说金斯堡、利里等人在 1960 年代扮演了塞林格的角色,塞林格本人却不属于这个年代。他是远离尘嚣的看客,乐趣来自纯粹的写作,而非发表、发声。人声鼎沸的旧金山大概会让他眩晕——会有粉丝要他签名,或是邀请他去共享公寓里小住几日。

你仿佛可以听见格拉斯家族的孩子们(在家里)大声抗议:不,沟通是困难的,甚至是有攻击性的。比起一大群人组成的乌托邦,他们更适应孤独。他们对政治也没什么兴趣。是的,“二战”是格拉斯家族和塞林格本人的阴影,但塞林格擅长和迷恋的是对日常场景的细腻描写,是琐碎、微妙的家庭对话中埋伏的生活真相。从这个角度来说,“爱与和平”的宏大叙事也是异化的一种形式。

今天,《嚎叫及其他诗歌》从禁书变为美国文学的经典,对教育没几句好话的霍尔顿被列进了中学语文课本。所有反主流文化,都具有成为主流文化的潜力,或者说,都面临被主流收编的风险。而这,正是“自我与文化的较量”的一部分。

威廉·肖恩和他的《纽约客》

“我敦促我的编辑兼指导和(上帝保佑他)最亲密的朋友威廉·肖恩——《纽约客》的大天才,长镜头爱好者,低产作家的保护者,华丽文笔的捍卫者,最过于谦虚的天生的伟大艺术家兼编辑——接受我这本漂亮的小书。”1961 年,塞林格在短篇小说集《九故事》的献词里这样写道。你看,在真正的知己面前,塞林格不会吝啬那些美好到浮夸的词。

肖恩 1907 年出生于芝加哥。他的名字和一本杂志紧紧连在一起:《纽约客》。1945 年,肖恩说服创办人哈罗德·罗斯用一整期杂志刊登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广岛》,一部反映核爆幸存者生活的长篇报道。这是一个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它肯定了文字的力量,肯定了作家地位的崇高。

从那之后,《纽约客》从一本充斥着漫画的、幽默向的文艺刊物,变得更严肃、更有分量。当肖恩 1952 年接手主编时,《纽约客》已是作家成名的捷径。它向美国读者迅速介绍了塞林格、卡波特等年轻作者。

    
《纽约客》。图片来源:socomic.gr
《纽约客》。图片来源:socomic.gr


支撑《纽约客》神圣地位的,是肖恩作为编辑的工匠精神。1950 年代的美国,电视尚未兴起,纸媒是人们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文字依然具有一门技艺的尊严。在肖恩手下,一篇稿件的编辑可能会耗费一年以上,直到完成所有细节的确认。他会亲自给作者打电话,工作之细致、投入精力之巨大令作者感到吃惊。

在编辑这个行当里,肖恩被誉为“圣徒”,这也来自他坚持的办刊原则。他出版了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引发了对农药生态问题的世界性关注;以色列审判纳粹战犯艾希曼时,他派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到场旁听,稿件后来集结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平庸之恶”这样的主题或许无法取悦许多读者,但肖恩坚持说:“他们需要读这些。”

这种“不让营销部门进编辑室”的编辑之道当然不怎么赚钱。一开始,凭借难以替代的权威性,《纽约客》还能维持财政健康;随着电视和追踪电视明星的《人物》杂志的崛起,《纽约客》的订阅量走上了下坡路。

1987 年,新老板强迫肖恩退休。他没有参加告别仪式。矮小、沉默寡言的肖恩,像塞林格一样,是个害羞、害怕人多的人。

在塞林格出版的所有作品中,《九故事》被认为最具文学性,其中 7 篇都首发于《纽约客》。《纽约客》成就了他,而他也塑造了纽约的城市形象。被这个形象吸引的,就包括伍迪·艾伦(Woody Allen)。

伍迪·艾伦与文化人的自嘲

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响起,镜头穿梭于曼哈顿的高楼间,坠入热闹的街头,和中央公园打个照面,再融入夜幕下橄榄球场的灯光和百老汇的霓虹灯。画面外,叙述者——一个男性中年知识分子——不断修改他关于这座城市的描述:

“第一章。他热爱纽约,尽管对他来说,它是当代文化腐朽的隐喻。在一个被毒品、喧嚣的音乐、电视、犯罪、垃圾麻木的社会生存该有多难!”太愤怒了,不是我想要的。“第一章。他和自己热爱的城市一样坚韧而浪漫。在他的黑框眼镜之下,是像丛林猫一样充沛的性力量。”我喜欢这个。“纽约是他的城市,并且永远都会是。”1979 年,44 岁的伍迪·艾伦自导自演了《曼哈顿》,一部有关中年知识分子感情生活的话痨片。这个来自布鲁克林、作家出身的导演毫不克制地表达对纽约的感情。他在 18 岁时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眼中的纽约,与他“对曼哈顿、对上东区、对整个纽约市的幻想形成了共鸣”。

伍迪·艾伦惯用反讽的方式谈论城中的知识分子。《午夜巴黎》中的艺术史“专家”,在女伴面前炫耀对艺术品的肤浅见地,却被穿越至 1920 年代、拜访过毕加索的同行好友啪啪打脸。而在《安妮·霍尔》中,一位男士嘲笑费里尼的电影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传播理论,此时,麦克卢汉本人神奇现身,实实在在地羞辱了那位男士。

对于充斥于文化界的虚伪、势利,伍迪·艾伦的鄙夷不亚于塞林格。他们也在不同作品中嘲讽了“百无一用是书生”——那些咖啡馆、酒吧里的高谈阔论,或是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或是想在一夕之间解决某个几百年未解的难题。

但别忘了,伍迪·艾伦的立场始终是文化界的局内人。即便富于讽刺,他对大部分角色都不失同情。也只有他会想到邀请麦克卢汉这样的学者,进入一个充斥着迷影元素、作品清单和哲学思辨的电影世界。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讽刺恰恰维护了知识的权威,而这显然不是塞林格的兴趣所在。后者就算能收起对电影的反感,真的不会嫌伍迪·艾伦掉书袋吗?

    
《曼哈顿》。图片来源:豆瓣
《曼哈顿》。图片来源:豆瓣


马克·查普曼的致命误读

1980 年 12 月 8 日,25 岁的夜班保安马克·查普曼(Mark Chapman)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一栋大楼前,用一把 .38 口径左轮手枪刺杀了前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John Lennon),接着在路边读起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查普曼被当场逮捕。警察在通讯中将其描述为“本地混混”,虽然事实上他来自夏威夷。

随后的庭审中,查普曼当众朗诵了霍尔顿的那段经典宣言。刺杀列侬之前,查普曼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热爱已经走火入魔,甚至把签名改成了“霍尔顿·考菲尔德”。据他解释,之所以要刺杀列侬,是为了保护他正在失去的纯真。

查普曼被判终身监禁,鉴于其“危险性”,他的保释申请已经被驳回了 10 次。

查普曼并不是唯一受霍尔顿“启发”的刺客。1981 年,26 岁的辛克利(John Hinkley Jr.)击伤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并导致一名新闻官身亡。警方在他的酒店房间找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

尽管律师们喜欢用“精神疾病”为杀手辩护,检方则以“为了出名而杀人”的动机来强调罪犯的危险性,但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作者 Charles Taylor 看来,查普曼的刺杀行动象征了塞林格与列侬这两种文化“图腾”的碰撞。他们之间的张力真实存在。

1970 年代,列侬开始了单飞生涯。他于 1971 年发布了风靡世界的《Imagine》,畅想了一个没有宗教、没有冲突、没有私有财产的世界。他和小野洋子结婚,生了孩子,1980 年刚刚发布的《Double Fantasy》由两人共同创作,洋溢着爱情的甜蜜气息。

不知道这种连乐评人都看不下去的秀恩爱是否也激怒了查普曼。但看到列侬唱着“想象没有私有财产”,走进纽约市中心的高级公寓,“假模假式”四个字一定闯入了查普曼的脑海。

说到底,无论是披头士还是列侬,都在追逐某种积极的东西。他们假定世界会变得美好,你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自认为霍尔顿附身的查普曼,来不及等到原作者的授权,就用一把左轮手枪对这种世界观说了“不”。

    
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图片来源:socialsciencecollective.org
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图片来源:socialsciencecollective.org


比尔·盖茨与叛逆成功学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对霍尔顿的解读则要乐观得多。

在一篇只有两行的博客里,据说“每晚都会读书”的盖茨将《麦田里的守望者》称为自己的“最爱”。在他看来,这本书“认可了年轻人有些困惑,却可以很聪明,并且以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看待事物”。

“不是人读书,而是书读人”,盖茨的经历为此提供了又一例证。

翻开《麦田里的守望者》时,盖茨 13 岁,正好入读西雅图著名的私立学校湖滨中学(Lakeside School)。父母的这个决定一度让盖茨有些犹豫,他不确定自己能否适应天天穿制服、打领带的生活,管老师叫 “master”,每天早上去做礼拜,仿佛像小说中的潘西中学一样,要“把男孩培育成出类拔萃、善于思考的年轻人”。

据盖茨回忆,他是个挺会搞破坏的孩子,质疑规则的合理性,不断和家长闹别扭。父母带他看过心理专家,后者说服他读些心理学和弗洛伊德之类的著作,不再挑战父母。

霍尔顿对潘西中学印象糟糕,湖滨中学却有种新鲜事物足够吸引盖茨。1960 年代末,学校引进了一批价格不菲的计算机。盖茨很快发掘了对编程的兴趣,制作了电子化课程表,还黑进排课系统,把自己排进了女生班。他也在那儿认识了保罗·艾伦。

1975 年,盖茨成了辍学生的又一个代表。只不过,他的母校是哈佛大学;并且,离校当年,他就和艾伦联合创办了微软。

回顾中学时代,盖茨流露的全是温情一面。他在 2005 年的返校演讲中说,“湖滨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事实上,他也得感谢 1960 年代。1960 年代加州开放、自由的氛围,吸引了一批技术精英,他们用“个人电脑”的概念挑战了以 IBM 为代表的大型计算机文化。日后的微软,也是这股潮流的一部分。

学术界甚至对这背后的心理机制产生了兴趣。有研究发现,像盖茨这样抵抗权威、不易妥协的青春期表征与成年后的高收入存在相关性。

当主流文化把离经叛道和创新潜力联系在一起,整个生产方式与工作伦理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假如霍尔顿有台电脑会怎样?这个不断生产出新的次元、新的亚文化、新的逃避出口的世界,超出了塞林格 1950 年代的想象。

村上春树迷失东京

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称村上春树为 “1980 年代日本的塞林格”。1987 年,村上春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挪威的森林》。《巴黎评论》认为,这本关于青春、恋爱与感伤的小说使村上春树成为文学界的“超级巨星”和“时代之声”。

村上春树和塞林格有过更直接的接触。2003 年,白水社邀请他重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村上春树完成了译文,长篇解说却被塞林格的代理人否决。这不该令村上感到意外,一直以来,塞林格排斥出版商的营销行为,也拒绝带有官方背书性质的序言。《弗兰妮与祖伊》中译本出版前,塞林格方面同样要求删去任何照片与作者介绍。

“不屈不挠”的村上春树后来合著了一本书来解读塞林格。这本《塞林格战记》收入了“消失过的长文解说”,弥补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日译本的“缺憾”。

翻译,如同电影《迷失东京》的英文直译“迷失于翻译”(Lost in Translation)所暗示的,总是于细微处映射着权力。塞林格无法阻止村上用自己的语言讲述霍尔顿的故事,或是在译文之外拐弯抹角地“夹带私货”,而翻译了卡佛、菲茨杰拉德和塞林格、曾经在美国长住的村上,也被日本文学界视为外人。

从 1950 年代的《老人与海》《白鲸》,到 1970 年代的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布罗提根(Richard Brautigan),再到村上译介的塞林格们,战后日本读者的口味就像按英文系学生的购书清单调教过,尽管其中伴随着或长或短的时间差。

还是那个问题:霍尔顿的经验适用于美国之外吗?或者,用《纽约客》作者 Reed Johnson 的问法,你能想象一个说俄语的霍尔顿吗?

《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于冷战初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小说被引进苏联,成了 1960 年代苏联的畅销读物。根据当局的解说,这本书揭露了美式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普通读者则将霍尔顿视为一个抗拒服从的反叛形象,在俄语中代入了他的腔调。

并不完全是霍尔顿的腔调。Johnson 指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俄文译者修饰了塞林格的语言,使之更符合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当出版社于 2008 年推出新译本时,许多俄罗斯读者注意到,译者有意保留了美式语言习惯,强调了那种被诠释出来的反偶像主义。而这,正是塞林格看不惯的“假模假式”。

人们很快把这个译本扔在一边。

韦斯·安德森镜头中的纯真童年

有一个美国人试图融合塞林格与日本文化:导演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

2018 年,动画片《犬之岛》上映。故事中,靠腐败和恐惧统治的小林市长以自导自演的“犬流感”为由,将所有犬类流放到“垃圾岛”。市长的养子、12 岁的小林阿塔里独自驾机探访垃圾岛,找到爱犬,带领犬类揭穿了小林市长的阴谋。

正如《新共和》杂志评论的,电影中的少年英雄用善与恶来理解世界。他的理想主义简单而纯粹。他具备纯爱的能力,却尚未经历现实中性爱之混乱。他的男子汉气概尚未演变为攻击性。他的真挚既可爱,又有点幼稚——当然,这些都是对成年人而言。

安德森从不掩饰对塞林格的热爱。塞林格去世后,他套用菲茨杰拉德的话说,塞林格的文字展示了现实中永远无法到达的救赎时刻,其中的创伤“连最神奇的药也无法愈合”,其中的美好“连最锋利的剑也无法抹去”。

    
《天才一族》中的“浴缸对话“。图片来源:豆瓣
《天才一族》中的“浴缸对话“。图片来源:豆瓣


事实上,安德森也不断从塞林格那儿“偷”来灵感,用于电影创作。2001 年的《天才一族》介绍了名为特伦鲍姆(Tenenbaums)的大家族,这家的孩子个个都是天才。你从中文片名就能猜到它和格拉斯家族有多相似。电影中的“浴缸对话”场景,更完美复刻了《祖伊》中的经典情节。

不同于塞林格笔下挥之不去的忧郁与自我挣扎,安德森为世界赋予了更明媚的色调。小林阿塔里这样的儿童似乎无所不能,天生就是要改变世界。2012 年的《月升王国》中,童子军山姆和“问题女孩”苏西竟能逃脱教官和家长的看管,一同私奔,被抓住后又在小伙伴的帮助下再次出逃。

对了,他们同样是 12 岁。

某种程度上,安德森从塞林格的成长文学后退了一步,回到了童话传统。儿童世界的纯真,再次被用来反衬成人世界。《月升王国》男女主的“私奔”逗乐了观众,但成人世界看似井然有序的男欢女爱,又何尝不充斥着荒谬?

1969 年出生的安德森无法体会二战带给塞林格的创伤,但他显然明白当代人对治愈的渴求。我们早就告别了视脏话为禁忌的年代,却没有因此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多谢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研究,我们习惯了用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对付青春期,明白这个阶段终将平安度过——父母们也可以松一口气;随着“早熟”越来越普遍,我们事实上正在失去童年,就像塞林格笔下的早慧天才一样。

于是,我们宁愿从霍尔顿变回安德森镜头里的孩子。

题图、Banner 为电影《天才一族》(2001),来自:豆瓣

长题图来自:Time magazine archive/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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