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钱钟书

哲空空 2019-02-19 09: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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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钟书是个毒舌男,特有文化的那种。

他嘲讽众生,同时隐藏自己。

有个读者,看了《围城》,惊为天人,打跨洋电话,要求见面,钱钟书说,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非要见下蛋的母鸡呢?

如今,这只下蛋的母鸡,已经仙去。作为读者,只好见字如面,在他老人家的传记里,聆听教诲。

事实上,为钱钟书写传记是有风险的。

这位毒舌大师讲过,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

按照这个逻辑,给钱钟书写传记的人,写的不是钱钟书,而是他自己。

不得不说,钱夫子此言甚毒。

那些想为钱钟书立传的人,听到这句话,99%都绝了念头。毕竟,按这个说法,给钱钟书立传,等于给自己立传,谁的脸能那么大呢?

可偏偏有人敢写。

这个人就是汤晏,纽约大学的历史系博士。

他无惧钱钟书的毒舌水逆,网球不打,电影不看,白天睡觉,晚上写作,从半夜干到天明,开了整整两年夜车,才完成这部传记作品——《钱钟书》。

在此书第三版自序中,汤晏对钱钟书的“毒舌”做出反击。

他上穷碧落下黄泉,用最新材料,澄清了关于钱钟书的四个扑朔迷离的事件:

1.钱钟书考清华时,数学确实得了鸭蛋。
2.钱钟书在牛津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
3.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是被解聘的。
4.《围城》里的唐晓芙,就是杨绛。

多年前,汤晏写罢传记,给杨绛去信,请她作序。

杨绛是个乖人,在回信中,先赞了汤晏的执着精神,然后话锋一转,称自己未能从头至尾细读原稿,不知材料是否可靠,且两人观点不尽相同,因此不方便写序。

而汤晏呢,也有点小滑头,在本书第三版中,将杨绛的信函搁在自序后面,其功能,跟序也相差无几了。

细读《钱钟书》,你会发现:在钱钟书面前,杨绛的大滑头和汤晏的小滑头,都不够看的。

2

贾宝玉抓周时,抓了满把的耳环项链,被老爹贾政鄙视,说他将来不过是酒色之徒。

钱钟书抓周时,抓到一本书,举家欢庆,遂按照“钟”字辈排下来,取名钟书。

虽然抓周的时候,手气不太一样,但钱钟书跟贾宝玉有个共通点,他俩都不是循规蹈矩之辈,性格里有叛逆因子,用贾政的话说,这叫做“精致的淘气”。

钱钟书的奶妈,是个寡妇,身体壮硕,奶水充足,她有时会发呆,被大家称作“痴姆妈”。

家里人说,钱钟书爱“胡说八道”,就是因为吃了痴姆妈的奶。

钱钟书的老爸钱基博,见儿子嘴里没个把门儿的,便给他取了个字,叫“默存”。典出自《易经》,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按旧时习俗,钱钟书一生下来,便出嗣给长房,由大伯钱基成抚养。

钱基成是个名士,每天要上茶馆。

每到这时,他就花一个铜板,给钱钟书买个大酥饼,再花两个铜板,向书摊租一些《说唐》《七侠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给他看。

酥饼饱腹,小说悦目,但这些都无法满足钱钟书。作为一个爱思考的骚年,他往往能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比如,若关公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80斤重,如何敌得过李元霸那对800斤重的锤头?如果李元霸进了《西游记》,又怎能敌得过孙悟空那13000斤的金箍棒?

这种冷血杠精般的童子功,形成了他日后的治学特色。

这么说吧,钱钟书搞学问,正如他的毒舌,都不是出于任何复杂目的,是因为趣味。

3

1929年9月,钱钟书进入清华大学,坊间传说,他属于“非正常录取”,因为他数学考了零蛋。

关于零分的传言,钱钟书后来有两次回应。

第一次是1979年,钱钟书随中科院代表团访美,有记者问起清华的“鸭蛋往事”,钱钟书予以承认,表示确有其事。

第二次是1980年,钱钟书访日,在京都座谈会上,又有人问他同样的问题,钱钟书则改口,称自己数学没有考零蛋,而是考了15分。

零蛋跟15分,看似半斤八两,实际上关乎排名,比他低一班的季羡林,数学考了不到10分。

当然,钱夫子能进清华,不是因为他数学考了鸭蛋,而是因为他的中英文特别棒,这才被破格录取。

进入清华后,钱钟书的“毒舌人生”正式拉开序幕。

钱钟书在课余时间写文章,发表在《新月》《大公报》等杂志。文章口气不小,拿古代圣贤开刀,说“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

钱基博读了儿子的文章,大皱眉头,觉得这是对古人的不敬。他回信说,这些话太轻狂,我希望你成为诸葛亮、陶渊明那样的人,不希望你学胡适和徐志摩。

其实,钱钟书虽然为胡适办的《新月》写文章,但也经常在文章里嘲讽胡适。

1930年7月,钱钟书刚念完大一,还不到20岁,就接了个“大活儿”,替父亲捉刀,给钱穆的新书《国学概论》作序。

钱基博让未及弱冠的儿子捉刀,是慧眼识珠,看出钱钟书的才华,更胜过自己,同时,也给儿子一个试练的机会。

钱钟书也不推辞,洋洋洒洒千余字,一挥而就,甚至在字里行间,对钱穆书里的不当之处,有所褒贬。

序文写好后,钱基博一字不改,交付钱穆,而后者竟未看出,还在自序里,再三致谢。

20世纪80年代,钱钟书名满天下,杨绛写了篇《钱钟书与围城》,把这件事捅破了。

钱穆得知钱氏父子整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在随后出版的钱穆全集中,将这篇序言删除,同时将自序里感谢的话也一并拿掉。

4

钱钟书毕业以后,赖以谋生的职业是教书,他在光华大学任教时,讲授西洋文学。

说是教书,其实跟脱口秀也差不多。

据光华校友回忆,钱钟书上课,左手拿一本牛津小字典,右手拿一支粉笔,旁征博引,妙趣横生,逗得学生不时大笑。

1935年,《人间世》的主编林语堂,在第19期,搞了个“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专栏,邀请一众名家赐稿,撰稿者包括周作人、沈从文、老舍、叶圣陶、钱钟书等。

当时的钱钟书,年方二十四,跟前辈作家同题竞技,毫不怯场。

他那篇书评叫《马克思传》,是这么写的:

书看得太少了,又赶上这个善产的时代。1934年大作早已上市,自己还在看1933年甚至1393年的东西。只记得几天前看到一本《马克思传》颇有兴味,倒确是今年出版的。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像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

写完后,钱钟书发现自己看错了题目,并不限于1934年出版的书。对此,他潇洒地加了个附记:宽题窄做,悔之无及,懒得重写,由他去!

1935年8月13日,钱钟书偕新娘杨绛,搭一艘英国船,去牛津留学。

海外留学的经历,给钱钟书那本堪称“毒舌宝典”的《围城》,提供了大量活生生的素材。

当时,很多中国学生到了欧洲,像《围城》里的方鸿渐那样,在大学里随便选几门课,混个几年,就以留学生的身份回国。

有一些学生,除了镀金,还积极参与一些香艳的社交活动。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那时德国的留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只有孟真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留学巴黎期间,钱钟书将他跟石遗老人陈衍的聊天记录整理出来,题为《石语》一书。

在这本书里,石遗老人和钱钟书,一老一少,两个毒舌,火力全开,对当时的大名人尽情Diss。

在他们眼中,严复是“半路出家”,林琴南是“一代宗匠”,梁启超是“东涂西抹”,章太炎则“才薄如纸”。

更绝的是,这两位还经常一问一答,仿佛相声里的逗哏和捧哏。

石遗老人说,王闿运人品低劣,长得也丑,小钱童鞋,你知道否?

钱钟书回答,王闿运是个矮子。

石遗老人问,何以知之?

钱钟书说,王闿运去世时,上海报刊登了一则滑稽挽诗: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

从《石语》中看,当时钱钟书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其毒舌段位,要比石遗老人更胜一筹。

石遗老人推崇陈宝琛的书法,钱钟书则不以为然,他认为,陈宝琛的字,像放脚娘姨,不甚自在。

对于钱钟书的不护短,不苟同,石遗老人丝毫不以为意,还格外激赏。

这同气相求的一老一少,甚是投缘,听他们摆龙门阵,仿佛看东邪黄药师跟小东邪杨过臧否人物,直来直去,毒来毒往,不亦快哉。

从欧洲返国后,钱钟书应聘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1938年春,清华大学迁到昆明,并入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钱钟书为自己的毒舌付出了代价。

5

28岁的钱钟书,能在西南联大当教授,领着月薪三百的高薪,原因无他,全凭才华。

作为联大最年轻的教授,钱钟书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老成一些,特意留了小胡子,买了根藤杖,俨然一老派绅士。

据许渊冲回忆,钱钟书讲课,幽默风趣,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颇受学生欢迎。

当时,昆明电影院正放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钱钟书笑嘻嘻地说,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

钱的宿舍,在昆明大西门文化巷,空间狭小,钱钟书称之为“冷屋”。

在冷屋里,钱钟书写了不少毒舌文章,题为“冷屋随笔”,有很多都被收入在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其中,有一篇《说笑》,是嘲讽林语堂的。

钱钟书写道,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幽默。

在文章里皮一下,无甚大碍,但在那个齐聚四海英豪的联大,似钱钟书这般童言无忌,还一语中的,那就有一定的风险了。

当时联大的外文系主任是叶公超,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外文系教授除了钱钟书,还有吴宓、陈福田。这几位,都是钱钟书的前辈老师。

据说,对于这几位老师,钱钟书的评价很毒舌: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1939年暑假,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探亲,书籍及衣物均留在昆明,但他返沪后,却再也没有重返联大。

为什么?

《钱钟书》的作者汤晏,从吴宓的日记中,找到了蛛丝马迹。

1940年3月8日上午记:闻超(叶公超)与F.T.(陈福田)对钱钟书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

过了几天,吴宓又在日记里写道:陈福田拟聘张骏祥,而殊不喜钱钟书。

由此,汤晏推断出,钱钟书离开联大,不是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是因为被炒了鱿鱼。

6

钱钟书因为毒舌,在现实中碰壁,从此说话做事,收敛许多,但在小说创作上,依然不改毒舌本色。

钱钟书的短篇《猫》,被认为是《围城》的前奏,在这篇讽刺小说里,随手一翻,都是绿油油、香喷喷的大瓜。

从吴宓等人的日记中可知,小说里的角色,影射的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

下面,让我们逐个来吃。

小说里的曹世昌,影射沈从文,钱钟书这样形容他:

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妩媚可爱,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而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腻腻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

钱钟书吐槽沈从文是“娘炮”后,又调侃了他的复杂经历:

他过去的生涯布满了神秘性。假如他说话可信,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弟兄,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

小说里的袁友春,影射林语堂。

且看钱钟书这段描写:

袁友春从小跟着外国传教士出洋,传染上洋气里最土气的教会和青年会气。此人的烟斗有名,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有人说他抽的怕不是板烟,而是鸦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像鸦片瘾来的直打哈欠。

对于周作人,钱钟书的讽刺更甚,他借小说人物陆伯麟讽刺道:除了向日葵,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在平时,他是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就成了“通日本”。

小说里的建侯、爱默夫妇,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

爱默是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女,建侯则是名门之后。

有一次,建侯有外遇,结识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爱默知道后,非常错愕,便对雇来的男仆颐谷暗送秋波,可惜,后者年纪太轻,无法应对,爱默一气之下,将颐谷赶走。

毒舌自有毒舌磨。

有个旅美女作家陈若曦,仿照《猫》和《围城》的笔法,写了一篇名为《城里城外》的小说,嘲讽钱钟书。

小说里的秦徽,影射钱钟书。

秦徽跟朋友逛图书馆,看到自己的书本本精装,非常开心,朋友抽出《围城》,书里夹着两张借书记录,盖满了日期。听说它是热门小说,秦徽喜气洋洋地直叫:“年轻时代的游戏之作!”

秦徽自己又抽出一本书,是50年代出版的《宋诗选注》,一瞧借书记录寥寥无几,便不动声色地放了回去。

看了陈若曦的小说,钱钟书说,陈女士当时也在场,于弟虽加卡通式描绘,尚属笔下留情也。

1982年7月,陈若曦游大陆,拜访钱钟书,向其“请罪”,钱钟书哈哈一笑,说读后很开心,无罪可请。

7

汤晏说,他写《钱钟书》这本书,有个主旨,即是想把钱先生当“人”看,不是当做“神”。

确实,坊间关于钱钟书的“神话”颇多,说他看书等于扫描,一目十行,永久储存,相当于一部“活电脑”。

按照这些描述,钱钟书即便不是“神”,他也不属于人,而是像X-MAN系列里的“变种人”。

林林总总的噶吹,模糊了钱Sir的真面容。

钱钟书的天才和毒舌是怎样练成的?答案其实远没有那么夸张,除了时代因素,再就是嗜好读书,勤奋加上用心。

清华校友许振德回忆,钱钟书是在校借书最多的一位,他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

钱钟书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

每到图书馆借书还书,他必怀抱五六巨册,满载而归,而且每看完一部,必做札记。

钱钟书看得起劲,曾将图书馆里的书,逐排横扫,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用粗铅笔画上竖线。

Bodleian Library是牛津总图书馆,藏书500万册,钱钟书留学牛津时,管它叫“饱蠹楼”,将这里当做他的第二个家,大部分时间都消磨于此。

饱蠹楼有规定,所有图书,概不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钱钟书没办法,只好带着笔记本,边读边记。

利用这些读书札记,钱钟书写出了《谈艺录》和《管锥编》。

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钱钟书。

钱钟书超强的记忆力,他的妙笔生花和口吐莲花,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被某个UFO扫描过产生了功能变异,而是长期以来不断练习的成果。

钱钟书的毒舌,大抵基于趣味,不含恶意,更没有名和利的算计。

吴忠匡说,在为人处世方面,钱钟书极其单纯,像水晶球似的远近自然,外内如一。

其实,钱钟书很简单,他人如其名,是一个爱书的人。

他的几部大作背后,是古今中外无数典籍浇灌出的深厚学养;他的犀利毒舌背后,则是一颗有趣的灵魂。

钱钟书读过的书,普通人可能几辈子都看不完,但那颗有趣的灵魂,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

哲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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