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底层

忘乎 2019-02-14 13:01:26
铜锣湾时代广场,对面就是一排唐楼(图片来自网上)

我对香港的底层太熟悉了。我的家族就来自于香港的底层。

我的太婆,也就是我外婆的妈妈,曾是香港某上流社会家庭的奶妈和佣人,在香港生活多年,曾服务于某前国民党高官家庭。国民党高官一家本来在广州,为了躲避抗日战争全家迁至香港,我外婆随后也在香港出生。高官家庭有三个女儿,我外婆与一起长大,情同姊妹,我们这一辈的孩子一直都叫她们“姨婆”,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那些不是真的亲戚。各种机缘巧合下,外婆抗日结束后回到了广州,我太婆却留在了香港。我的太婆是旧社会的文盲女性,同时也是“职业妇女”,年轻时就守寡,起初以洗衣为业,后来进了大户人家当佣人,一个人打工养活了两个孩子和一个养子。

很少人会注意到在光芒四射、摩肩接踵的铜锣湾时代广场侧面的一排排“唐楼”,所谓“唐楼”就是香港60年代的建筑,去香港购物的游客就像玩极品飞车的玩家一样,很少会注意背景。然而,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这不是背景,是生活。

长期以来,TVB港剧对香港市民的刻画都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工薪阶层单身女子住在兰桂坊旁的80平米公寓或工薪阶层一家五口住在150平米的公寓里,这些画面只存在于将军澳电视城。“唐楼”是香港最为有代表性的民居,“唐楼”之于香港,就如胡同之于北京或弄堂之于上海。

典型的唐楼(图片来自网上)

我第一次去香港,就去了其中一幢“唐楼”,时光仿佛倒流到60年代。拉开手动门,升降机里及其狭窄和昏暗,走廊里是暗绿色的墙壁和马赛克地砖,仿佛世界上风起云涌的变革和进步无法进入这个空间内。走廊里传来麻将碰撞的声响,进去公寓后出现了四个在搓麻将的老人,看见我们打了声招呼,但眼睛没有离开麻将桌,这些应该是我太婆的“室友”。我太婆的房间,简直叹为观止,我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但据我外公的描述,他一进去就大了个喷嚏。狭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密密麻麻的杂物,仿佛是一只勤奋的工蚁筑起比自身大一百倍的蚁巢。我连床都看不到,更别提下脚的地方了。把那一堆“货”扔出去,耗费了我姨妈和我妈一天的功夫。屋外车水马龙,屋里乌烟瘴气,无法想象她平时的生活。听姨妈说她甚至会去麦当劳捡别人吃剩的薯条吃。

铜锣湾有着全世界最贵的租金(当然,不是指我太婆住的这种唐楼),也有最令人心酸的角落。铜锣湾时代广场里有着最能激发人购物欲商店,一个应有尽有物欲横流的购物中心,然而,跟这个广场隔着一条街的唐楼里,住着我贫困潦倒的太婆。

她有一个习惯,每次上大陆的时候都给我们带一些有钱人家不要的衣服和用品,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每次她回村的时候老乡们都欣喜雀跃,而且她是当年全村为数不多的肥女人,她绝对是全村的希望和骄傲。(后来有一次过年去了那条村,富裕到瞠目乍舌!)直到她80多岁还不忘给大陆的亲人带二手货,直到糖尿病夺了她的脚才停止。她是一个对自己很刻薄,对别人却很慷慨的人,每次见她都会给我们利是,给我们带一点她的“存货”。

唐楼我只去了一次,因为之后太婆辗转去了老人院和医院,最后也在2012年病逝了,享年93岁(实际年龄应该为95岁,当年为了工作报少了年龄)。后来家族成员因为她的遗产(她竟然还留有一笔不少的遗产!)撕破了脸。哎,我更希望她在生的时候能享用自己的遗产,但她没有。

在没有退休金的香港,那些白发苍苍还在开的士、传菜、卖报纸的人多得去呢,手停即嘴停,各行各业都是这样。这些蝼蚁般的市民在推动着资本的巨轮旋转,也被资本的巨轮碾压。

每个人的命运会因所处的环境而不同,家族里有不少背井离乡的海外华侨,他们的故事甚至更传奇的,只可惜,慢慢地,到我们这辈,已经不再来往了。

我尽我所能地还原了我太婆的生平,但我对她了解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与她交流,但太婆对贫乏的恐惧和储物的习惯刻画了在我们家族的基因里。无论是我外婆还是我妈,都有把旧的衣服鞋用品存储起来的习惯,就是喜欢存,多旧的东西都舍不得扔。底层出身,会养成一种对收入的分配呈现对自我消费苛刻和对子女消费慷慨的特征、对匮乏的恐惧不安以及实践极端省钱行为的习惯。例如时至今日,我妈仍然会把洗衣机出来的水接下来循环使用,据她说这样每个月可以省下好几个立方(水价2.88元/方),我希望她可以把那点功夫花在美容美发上,哎。

忘乎
作者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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