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

蘑菇酱[已注销] 2019-02-01 23:02:08

今年年初,一贯把作业拖到死线之前才交的我,居然破天荒提前交完了作业,缘由就在于想去为期三天的北京图书订货会(英文应该是Beijing Book Fair吧,下简称BBF——夏季的北京国际书展Beijing International Book Fair相应地叫作BIBF,两个有区别)。

本来我没有打算去BBF的,后来看到人文社微博说,他们将在BBF的现场开场《汪曾祺全集》的发布会,我才发现原来所谓的图书订货会,本质也是书展,那就去吧。

但是翻着各种公众号摘来的活动列表,我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仿佛我在看去年上海书展的活动列表——只觉得商业化气息浓重,而且多数活动的时长只有一小时,而非我在北京参与的其馀文化活动的两小时(另外吐槽一句,根据个人去年的经验,上海书展期间的活动,精华都在展区之外)。不过这么一来我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是书展rather than单纯的订货会,那就去呗。

而从我最初列的拟参与活动安排表就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此行不折不扣的主角——1.10的《汪曾祺全集》发布会,1.11的启功注《红楼梦》纪念版发布会和张炜《古船》手稿本发布会。虽然后来也没有全都去成(简单地说就是没能去成启功注《红楼梦》的发布会,但是后来才知道人文社的活动,在“文学好书榜”微信公众号上都有速记,所以后来还是“补票上车”学习了一下子),并且也参加了一些计划以外的活动(这个后面详细说),但是显然我最开始就是冲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去的。

不过BBF相比BIBF来说有个劣处。后者的举办地点是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天竺新馆/新国展),和地铁站正相连(而且这条地铁线的起点站离我就读的学校很近,出行非常方便且不用换乘);前者的举办地点是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旧馆(静安庄馆/老国展),附近三个地铁站都要走上三里路——我本来不以为意,谁知道我到了BBF照样剁手,大袋小袋提回来,这三里路给我的感觉,仿佛是登上三重天,不论是步行还是共享单车,等到得地铁站,都是力竭神疲了。嘛,毕竟犯了七宗罪中的贪婪(或者用一个颇有《游戏王》色彩的词,强欲)之罪,这点小折磨也是应得的报应吧。

显然,首日活动的重头戏是《汪曾祺全集》。虽然之前听参与过的人说对于这套全集还是不能太乐观,但是毕竟打磨了八年之久,应该多少还值得期待吧。

现场买书这种事我自然是买不起的,但是蹭了一位书店外派工作人员买的书,看了看前几册,觉得工作还是不彻底。确实,作为分类编年全集,按照初刊本或手稿本的年代先后,并严格按初刊本或手稿本为底本整理,这样操做的规范性和学术性大抵是有保障的。每篇都有聊胜于聊胜于无的题解,并且交代了原始出处和关于汪老何时何稿有修改的简单说明。但是我觉得,对于汪老这样同一篇作品有多个改动版本(而且不是简单的因为政治缘由所作的删改)的作家,“全集”应该尽可能往“汇校”的方向努力(当然,既然我都这么说了,那就多说几句,我对于《围城》汇校本的态度是支持的——前提是著作权方的首肯)。如果只是借助手稿恢复初刊本的“原始面貌”(比如回改手民之误,增补因为篇幅限制等技术原因所作的删节之类),我个人以为这不能称作“校勘”,充其量也只是在做“校订”而已。

虽然我对这套全集远远谈不上满意,但是不得不说,全集编者在编排和辑佚方面肯定下了相当大的工夫。之前曾经见到李建新老师编纂《汪曾祺书信集》,我后来在一些微信公众号上陆续读到关于汪曾祺的佚信啊未刊书信啊等等标题的推送,其中几篇我特别留心翻了一下那本几年前出版的《书信集》,发现那些佚信多是此书未及收入的篇什。这次的书信集分量,肯定比之前的单行本内容上会充实更多了。汪朗老师还跟当天出席现场的责任编辑郭娟老师打趣:“她肯定是染头发了,(之前)白头发添了好多。”季红真老师对《全集》的定位很清楚,她说道:“我们从统一底本开始,为未来更年轻一代的人们做更深入的校注方面的工作打下基础,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做就可以,不需要自己再去整理版本问题,这是我们在学术上有一点贡献的东西。”季老师将《全集》的工作定位为“基础”盖非谦辞而已,只能说《全集》并不是完结,而是新的起点。汪老作品的整理与校勘,还有待来者诸君多努力吧。

现场嘉宾不少,汪朗、汪明、汪朝三位老师都到了,所以《老头儿汪曾祺》我顺理成章地要到了汪老三位子女的签名。不过活动结束进入签售环节后,汪明、汪朝两位女儿不移时就离场了,留着长子汪朗老师给无尽长龙的队伍签自己的名钤老头儿的印。

第二天的活动,我后来鸽了启功注《红楼梦》的新书发布会,之后在“文学好书榜”的速记中补票上车学习,登时后悔自己的缺席——我没有想到柴剑虹和周绚隆的发言内含如此丰富且密度极高的干货,也没有想到胡文彬要谈的是关于程伟元、高鹗在《红楼梦》传播史与接受史的再定位问题这样颇有学术前沿色彩的问题,只能说好在有这篇速记,还能稍补阙憾。

另外,据说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准备再版。红研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也是有可能推出纪念版的。这个《红楼梦》旧校注本“开会”的做法,个人觉得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四大小说名著”的另外三部,恐怕很难有这样高的学术史价值的出版待遇了。

最后安排上了张炜《古船》手稿本发布会。虽然也是场面话较多,但是其中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刘方老师的发言颇为敏锐,他提到,我们见到的正式出版的本子,是“作者和出版者合谋的产品”,而手稿则更多地体现了作者本人“真正的创作意图”和“初始思路”。

现场,我把出版社编辑带来的“张炜中篇系列”全套买下并且要到了签名。但是张炜的长篇小说,尽管出版社编辑提到张炜老师的重要作品及其重要版本都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但我还是打算另买作家出版社的“张炜长篇小说年编”(不过话说回来作家出版社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嘛——曾经是,现在不是了,但是看2000s年代两社的选题重合度,总觉得两家出版社之间依旧有什么微妙的关系),因为这套年编中,每部小说之后都附有创作谈和后记之类的附录,私以为张炜老师在这类创作谈中表现的态度颇为诚恳,并且其中对自己的意图颇有逗露,都是不应该略过的。

我在BBF自然以搜集各大出版社的新书宣传册为乐,但是多数宣传册都是只翻翻其中数页而已,唯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宣传册,我细读了半册甚至更多的篇幅——不可能整本都读的,人文社从不可能让我热爱或偏爱到这个地步,况且我对现当代文学的态度就若即若离,不如对世界文学那般关注和喜欢。

重头戏自然是外国文学的出版了。我之前在豆瓣读书和万圣书园都看到新近出版的“萨特代表作”三种——《墙》、《死无葬身之地》、《什么是文学》。这次又看到《萨特文集》的即将再版。这是《萨特文集》的第三次出版了。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萨特文集》,当时是七卷本。2005年的再版本变成了八卷本(增收的一卷貌似是书信卷?《寄语海狸》?)。这次的再版本不知为何变成了十卷,究竟会增收些什么内容,实在令人好奇。还有一点好奇的地方在于之前的《萨特文集》,署名是沈志明、艾珉主编,这次在新书宣传册上却写作了沈志明、夏玟(按:艾珉是夏玟的常用笔名),但是夏玟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都以“艾珉”署名,这里何以突然写了本名,其中缘故虽然没什么可好奇的,但我就是很好奇。

《哈代文集》也要再版了,但是这次是做“减法”——原先是八册全套卖,这次是七册全单行,我这才发觉原来刘新民译《哈代诗选》被副本制作买去版权的事情,对《哈代文集》的再版还是有影响的。

此外还有“中国翻译家译丛”的添新,今年预计添入的有九种还是十种我是不太记得了,那就宁可算多,当作是十种吧。我记得是有季羡林译《五卷书》、金克木译天竺诗文、孙用译《卡勒瓦拉》、魏荒弩译《伊戈尔远征记》和涅克拉索夫诗选、王佐良译《爱情与自由》、朱维之译《失乐园》、赵少侯译莫里哀戏剧和莫泊桑短篇小说、钱稻孙译《曾根崎鸳鸯殉情》和《日本致富宝鉴》、盛澄华译《一生》和《伪币制造者》、曹靖华译《城与年》。其中一种未见于人文社新书宣传册上,我具体真的不记得是哪一册了。

之前在豆瓣只看到魏荒弩卷是《伊戈尔远征记》,这次把涅克拉索夫的诗选也加入进来了,只是魏荒弩已经译出过内容更多的《涅克拉索夫文集》了,这里却只再版《诗选》显得不够意思,这就好像方重卷只选了《坎特伯雷故事》却不干脆再版《乔叟文集》,朱维之卷只有《失乐园》而无《复乐园》、《斗士参孙》和《弥尔顿抒情诗选》,这类现象都让人觉得可惜。

王佐良译《爱情与自由》应该和之前出的冯至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类似,是选入其全部诗歌汉译作品,对应各自《全集》的译诗卷。

钱稻孙卷大概是《近松门左卫门选集》和《井原西鹤选集》合刊本的再版。没有收入《万叶集精选》虽然可以理解,总会有遗珠之感。话说回来钱稻孙都过版权保护期这么久了,上海书店不安排重印就算了,居然都没有别的出版社动议搜集出版其著译集,诚然可怪。

盛澄华卷不是将《地粮》和《伪币制造者》合刊,而是将《一生》和《伪币制造者》合刊,看起来有些违和。不过问了驻场编辑以后,编辑回答,这次出版会把盛澄华先生为《伪币制造者》写的长篇译序收入——之前出版的版本或因为篇幅限制都没有收录,只收入柳鸣九先生写的译本序——而我记得在民国初版本《伪币制造者》译本中,盛澄华的译本序是单独作为上册刊出的。

说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展驻场编辑几乎都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也足以显示他们的有备而来。比如盛澄华译《伪币制造者》会收入译本序,就是我问了以后他们给的答复。此外今年要再版高年生译本《安妮日记》,我曾购入高年生译本的2009年版,知道主要依托米莉亚姆·普雷斯勒编辑的本子,根据费舍尔出版社第七版(2004年)翻译的,书前有大量安妮·弗兰克的照片资料。201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二战记忆”丛书,其中收有这本,但是删去原书《前言》和书前全部照片。这次再版会如何处理,编辑告诉我,是根据费舍尔的新版重加校订的本子,插图之类的都会保留。

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也有些值得关注的新出版物。去年年底最重磅的新闻,当属宗璞先生《北归记》的完成,如此则《野葫芦引》系列收官了。我之前对此便有所关注,知道在大陆版出版以前,《北归记》和作为后传的《接引葫芦》就合刊在香港出版了。当天问起驻场编辑时,编辑说大陆版《北归记》书后就附了《接引葫芦》,外加《北归记》(2018)的装帧设计和之前创作的三本《南渡记》(1988)、《东藏记》(2001)、《西征记》(2009)是统一的,编辑说目前他们已经按照最初的封扉设计出版了四册合刊本,单行本正在安排重印。

还有巴金《随想录》的合订本。从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随想录》五册各自单行,后来又出版了五册合售带函套的版本,这次出版的是五册合订本。按照我之前的印象,《随想录》系列最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以后,曾经转到三联书店出了合订本,巴金并为此写了一篇《合订本新记》。我拿此事问人文社驻场编辑时,编辑说,这次这个合订本就有收这篇《合订本新记》。

值得感慨的是,人文社的书展驻场编辑如此优秀,可是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却运营得一团糟。后来和一位编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才被告知一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内幕,这才发现出版业界领导层的水原来不是一般深,以及微博和微信的运营方居然可以不是编辑。一系列骚操作猛如虎,这里实在不敢多说半句。

(附按:然而后来我在书店找到新出的《北归记》和《随想录》合订本,发现《接引葫芦》和《合订本新记》并没有如人文社驻场编辑所说的附在书里。如此“口惠而实不至”,实在让我想要谴责。同时也是给自己留个教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上述文字维持原样,特加此按,以志吾过。又按,照此说来,盛澄华译《伪币制造者》想必人文“中国翻译家译丛”版不会收录他的长篇译序了。再,经覆按,未列在人文社宣传册的那本“中国翻译家译丛”书目,是曹靖华译《城与年》)

接下来讲讲在其他展位的见闻(没错其实就是新书广告)。

既然说了人文社,那顺带讲讲九久读书人。本来九久读书人的长期合作方,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是我看人文社的企鹅经典,找了一家颇劣的印厂,后来我看到企鹅经典就转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去了(包括后来很多出版业务也基本上都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么一出,当这几年九久读书人的业务又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感觉人文社仿佛开始比较重视九久读书人了。不过,今年九久读书人的新书依旧有要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福克纳作品九本。说来现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天下大师系列和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系列都在出福克纳,都有一定的重合度,我个人打算以上海文艺出版社这套打底,然后再看天下大师系列和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系列还有几种值得入手。

九久读书人拟在人文社出版的值得关注的新书,个人觉得是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系列,想买的是李天奇译《人鼠之间》、《罐头厂街》和董衡巽译《小红马》、《月亮下去了》。《愤怒的葡萄》和《烦恼的冬天》,这回好像是引进台湾译本,不过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了胡仲持译《愤怒的葡萄》,但是《烦恼的冬天》却还没有重印,虽然斯坦贝克也进入了公版领域。个人更期待译文社《烦恼的冬天》再版,毕竟只要你也鼓吹吴钧燮,我们就是朋友。

译文社这次似乎没在BBF做什么大动作,但是之后我看到一条推送说的是译文社的新书推介会,点进去一看全是高能。钱春绮、荣如德、李健吾译文集,嗯我全都要(之前曾听人说荣如德译文集不拟收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癌病房》——尽管荣如德译本要比姜明河译本(译作《癌症楼》)高出不少——不知究是因为此书版权仍在译林社,还是有政治顾虑,希望原因不是后者)。菲利普·罗斯去世后,译文社着手筹备其全集,目前好像第一辑都面世了(倒是译林社的阿摩司·奥兹要加油啊)。杜拉斯也要出版作品全集。海明威也打算出版全集,不过这个事情并不让人意外,译文社早年就翻译出版了海明威的大多数作品,只是近年来每次重推海明威作品系列,都会筛选一遍,少出好几种。这次不晓得是不是被前几年河南文艺出版社突然推出《海明威全集》刺激到了,自己技痒也想做一套。

我心目中的译文社新书头牌当属刘象愚译《尤利西斯》,可能早在2013年,豆瓣上就有了这个译本的条目,然而往后再无下文,弄得《乔伊斯文集》的其他品种,已经颇有些时不时断货甚至不重印了,这本重磅作品仍无消息。我在译文新书推介会的推送中看到,刘象愚译本《尤利西斯》将附录以《〈尤利西斯〉的翻译》为题的札记,为数二十万字(那都可以单独成册了)。不过既然这本头牌作品要出版了,我倒希望《乔伊斯文集》的其他品种可以跟进重印一下。

不过也有些没有在推介会中被提到的事情,虽然目前差不多都确定了,比如《黑塞文集》打算成套再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顺便听说,先前杨武能译本《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版权转到译林社,译文又请了两位年轻译者(其中一位是魏育青)重译,译名《纳齐斯与戈德蒙》,我看这个译本与先前的译本相比,高下难见,各有所长。但是自从黑塞进入公版领域以后,各种新译本层出不穷,实在难说译文的《黑塞文集》有多少脱颖而出的把握。还有一种新书在我看来是译文社新书的无冕之王(之所以说“无冕”是因为新书推介会一句话都没提到)——《布罗茨基诗全集》。之前在看章乐天为娄自良写的一篇特写时知道娄先生在翻译这套书,现在终于是盼到了。想起先前读娄先生翻译的茨维塔耶娃诗选,那种热烈而雄壮的气节,从未在别的译本中领略过。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去年的上海书展表现还挺积极,驻场编辑颇多,但是北京这里的书展似乎不为他们所重视。我至今怀疑我在BBF上古社展位遇到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就是世纪出版集团的人,根本没有上古社的编辑在场——毕竟就新书问题相问,非唯一问三不知而只知搪塞,态度更不是一般的恶劣。不过我且关注新书好了。

这次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再版了几种,《李白集校注》、《东坡乐府笺》、《李清照集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海浮山堂词稿》、《袁宏道集笺校》、《谭元春集》、《纳兰词笺注》。感觉这套丛书接近收口,并且在组织系统再版。不过,这里的再版并不限于将绝版已久的铅排本改版重排,哪怕是本来就是电脑排版的本子,大概是因为出版“典藏本”(“典藏本”的版式更加疏朗)的缘故,后来干脆也都统一按照“典藏本”的行款进行重排再版了。

我还看到《曝书亭序跋 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 竹垞行笈书目》、《潜研堂序跋 竹汀先生日记抄 十驾斋养新录摘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三本书的精装本,料想“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也可能系统性地精装再版。但是问起在场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似乎对我的问题颇不以为意:“书卖光了还有需求那就再版嘛,很正常的。”口气颇为不屑,声调又高,并且也给人一种都不正眼瞧一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书的感觉。

我还看到了虞思徵点校的《汉学商兑》。去年末我曾读到虞思徵老师的论文《〈汉学商兑刊误补义〉发微——再论方东树〈汉学商兑〉之立意》,非常精彩,指出方东树初撰此书的立意有为汉学挽偏救弊的意思,实则此书与阮元的关系较与江藩的关系要大。当然,方东树撰著此书经过初稿、刊误补义和定稿的过程,倒极为有趣,我觉得在这过程中方东树经历了一段“黑化”历程。不过本来以为虞思徵点校本会做汇校的,但是拿来一看校记寥寥,大约因为漆永祥氏汇校在前,虞思徵不愿蹈袭做重复劳动吧。不过这个点校本的好处在于,将方东树行文中的明指与暗引,在校勘记中作了呈现,比如哪段说法是引用或化用了阮元的观点,如此之类。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和《楚辞章句疏证》的修订本也都再版了。不过我在现场没敢拆阅,所以细节方面不是很清楚。

此外我还翻到了朱杰人先生的学术论文自选集《桑榆匪晚集》(去年还真是朱杰人先生的丰收年,《朱子学论集》、学术论文自选集和时论散文集《中国结》都出版面世,多年为人作嫁,而今总算也为自己做了几本书),其中最惹我注意的还是《〈毛诗注疏〉修订版前言》。上古社十三经注疏中按说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毛诗注疏》和《礼记正义》,结果都存在整理编校问题,但是整理者的反应颇积极,《礼记正义》整理者吕友仁先生撰写了《校点本〈礼记正义〉诸多失误的自我批评》,并且在《儒藏》出版了修订点校本,不知上古社是和《儒藏》进行版权的磋商,还是说修订编辑的工作实在繁重,所以虽然多次预告《礼记正义》修订点校本即将出版,却至今仍未有确定的消息。《毛诗注疏》修订版前言似是早就完稿,想来修订版应该已经交给上古社了才是,朱杰人先生在修订版前言中的辞气颇为谦逊恳切,甚至将当初对其点校本作出最为激烈甚至是过火的批评的年轻学者的名字写在感谢指正名单中的显著位置。朱先生虽然委婉地表示,初版《毛诗注疏》疏漏颇多,其实编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仍然将大多数责任归咎于自己。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只希望《毛诗注疏》和《礼记正义》的修订版都可以尽早推出——而且一定要请尽责的编辑担纲责编。

之后又去了凤凰出版社的展位。凤凰社摆的书感觉和去年BIBF差别不大,要说有什么新书的话,自然当推江庆柏先生的《〈四库全书荟要〉研究》,稍翻翻目录就觉得有兴趣,之后又在凤凰社的推送中学到《四库全书荟要》的文献价值原来不小。可惜今年BBF带来的样书不供售卖(不供售卖就算了,更可惜的是今年没在BBF上见到俩俩大姐姐,非常不开心),没法先带一本回来学习。

此外,《诗毛氏传疏》点校本也是重磅新作,不过不知何故我只在现场看到第一册,第二三四册似乎没有摆出来。稍微翻了一下整理说明,感觉滕志贤先生对此书版本的梳理,似比《儒藏》本更为详尽且清晰一些。之前我在《汤一介与〈儒藏〉》中读到《儒藏》本点校者王承略先生的论文《论陈奂〈诗毛氏传疏〉的解经体例及校勘成就——谨以此文缅怀汤一介先生》(这篇论文和毛远明先生的《阮元校勘〈礼记正义〉引〈礼记集说〉非宋本说》是这本纪念集中我最喜读的两篇论文),文末提到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的《诗毛氏传疏》即拟请《儒藏》本点校者整理。希望今年这个点校本也能面世。

但若要说“失望之书”吧,肯定是有的。去年与前年的书展,我都在凤凰社遇到了个人觉得痛心的“失望之书”——前年是《管子补注》点校本,底本选用不善,校本选取不广,做出来的点校本私以为是“鸡肋本”;去年则是《近现代“忆语”汇编》,对《影梅庵忆语》、《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的整理还是太粗疏草率。

若说前两年的“失望之书”都是学术性欠缺较大的话,今年的“失望之书”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规范性方面留下了硬伤。《雕菰楼文学七种》,按说应该能给我更大的期待值(自从知道广陵书社出版了死贵的《焦循全集》之后,我总是不自觉地拿凤凰出版社的《焦循著作集》和广陵比较),且刘建臻点校本《焦循诗文集》也留下诸多经验与教训,按说后来踵事整理者应当能做得更好。但是,有些事与愿违。我翻开《文学七种》的头一种《雕菰集》,入眼就是正文,然而《焦循诗文集》我也曾读过的,其中的《雕菰集》,有徐熊飞序、阮亨序、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阮福跋,但是在《文学七种》中都阙如。我还以为是选用底本不同,查核以后才发现不是。我看估计是《文学七种》的整理者依赖古籍库或者是用了《清代诗文集汇编》——这些都是只录正文而不录序跋的。但是就我所知,古籍库虽然不收序跋,可是“原据版本对照”和“全文版本对照”功能是可以调出序跋图像的,整理者或编辑根据这些序跋图像录入序跋,大约非难事。此虽小疵,但从文献整理规范性来讲,属于硬伤了。

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展位上看到了“南雍学术经典”书系中的《金毓黻与〈中国史学史〉》,这应该是整套书系最奇怪的一本,别的品种都是某位学者某门学科论著集这样的标题,即使是辑入大量纪念文字、弄得和中华书局的《吴战垒先生纪念集》有几分相像的《新辑黄侃学术文集》,起码也是某学者某论著集的形式,怎么到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这里看起来这么奇怪?

而且叫作《金毓黻与〈中国史学史〉》的话,我总觉得是在《中国史学史》以外,还有一些导读评述、纪念文字以外的不止一篇的文章,结果最后只有书前一篇胡正宁的导读,书末有“主要参考文献”,大概是胡正宁导读的参考文献。但是,胡正宁导读第二部分“《中国史学史》述评”,其实主要参考了,或者说是拼贴了两篇论文的观点,这两篇论文分别是瞿林东《史学怎样寻找自己——重读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和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重读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前者被胡正宁列入主要参考文献中,后者根本没有出现在参考文献之列(按瞿林东论文曾作为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中国史学史》的导读,修订后又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本,不过私以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本所收导读,不一定每种只收一篇,也可以收入两篇或不收,照如此说,其实完全可以考虑将周文玖论文一并收入)。

此外,自1999年“商务印书馆文库”本《中国史学史》以来,凡是以初版为底本整理的《中国史学史》都编校错漏极多,辗转再版时相互因袭,故而一错再错(河北教育出版社版和中国文史出版社版属于以作者修订版为底本整理的,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又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本,我所见者已是二印本,已经改正了之前的编校错误,一印未见,不敢妄论),南大社这版也未幸免,甚至错漏更多。我在BBF现场翻看发现此书还是一印本,便和驻场编辑反映这个情况,编辑说他会记下来反馈给此书责编。但当我们翻到版权页时,驻场编辑一咕哝:“这个责编还是我们编辑室领导呢,怎么这样啊。”此言一出,我马上想起去年北京的某书全本详注和上海的某书典藏版,都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领导出面担任责编,但是结果或一塌糊涂,或硬伤时见,世事真不可说。

本来打算1.11上午去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的新闻发布会,结果受托前去另一个展位参与签售,本想这个签售时间安排还挺长的,结果没有想到才过半小时就结束了,之后再去新闻发布会现场还赶上了后半场,实在后悔没有带上当时手头仅有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天下大师系列奥克塔维奥·帕斯作品,找赵振江老师要签名。

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想来不需要我多介绍,知道的读者通常比我更了解。上个世纪漓江推出此书时是每位作家出版一本作品,后来事过境迁,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以后,这样的出版方式,版权负担不轻,而且多数作者的版权早已被瓜分豆剖,所以2012年重推“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算不上明智的举措,因为大家需要的不是每位作者精选一册的引进方式了,而是需要更深入的介绍和引进,并且此时漓江也没有那么大的版权阵地,如此重推必然无法形成规模。倒是自从出版平装本“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加缪卷”开始,漓江似乎找到了更好的方向——不求全和多,而求独家和深耕。如今我看漓江这套书的“加缪卷”为了和后来出版的品种统一设计,开始重新制作精装本了,此外,正值译文社《纪德文集》渐行绝版之时,漓江社准备推出这套丛书的“纪德卷”,我作为后进的纪德读者,自然乐见此事。

在书展的头一天,我就前去漓江社的展位一逛了。其实双十二的时候,我就买下了漓江社“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参与半价或满减活动的品种,除了目前还需考虑译本问题的威廉·福克纳的《寓言》,和已有潘庆舲译本则不考虑顾奎译本的辛克莱·路易斯的《大街》,以及打算入手译林社柳鸣九主编《加缪文集》故不必再买的“加缪卷”以外,这套书我基本上集齐了。而在BBF现场展位上我看到的只有当时刚刚上架故而未参加活动的辛克莱·路易斯的《阿罗史密斯》和还未上架的格拉齐娅·黛莱达《邪恶之路》。

回到新闻发布会。当天最后的读者提问环节,有一位老先生起身相问,他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者颇为熟悉,但是他自陈最在意的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大意是说如今早已不是“政治第一,文学第二”的时候,作为“文化大国”,难道还会怕他一个“小小的作家”,不敢介绍、评论或出版他的任何作品?

那天何建明老师在场,他对这位老先生的提请作了答复,他自己也希望能为这位作者争取作品在国内的介绍与出版,另外他也希望老先生能有信心,相信在反复沟通之下,执政者能放宽尺度,容许出版。而何建明老师当初也曾做过类似的事情,贾平凹《废都》此前也因为某些特别的缘故(虽然不是政治原因)一度遭禁,但是在何建明和其他同仁的努力推动下,最后《废都》虽然未能以完整的面貌,但还是获得了重新出版。政治问题显然是比文学问题和道德问题都复杂的,但是只要内外的呼声足以产生共鸣,应该也总有拨开云雾见光明的时候吧。

只不过,最近七十年以来,我们从来就不是“文化大国”,老先生这句话,可以说是对祖国的期许,但某种意义上,更毋宁说是自欺欺人。

书展最后一天我去了馆配区,领了几本宣传册,买了一些书,主要是在群众出版社的展位买了全套《我的前半生》,约略来说分为五册,通行本、“全本”、“灰皮本”、“批校本”、“图录”。通行本和“全本”就“版本系统”来说是比较接近的,但通行本相对“全本”来说有删有改也有局部结构调整,很难通过简单校勘把两个版本收束到一起,“批校本”的底本比通行本更接近“全本”一些,出版社还将底本排印,而将原书的批校作图呈现在文本的相应位置,并根据具体情况给出适当的释文或按语,感觉“批校本”和“全本”还是可以通过汇校进行合并的。至于“灰皮本”,个人感觉性质更接近于历次政治运动中罹祸者所写的(罪行)交代书和忏悔录。总之我最开始觉得出版社的做法颇为偷懒,选择出版各个版本,而不是通过汇校,对各本进行版本收束与合并。把书带回去以后一读才发现,一稿再稿,每一版几乎都自成一个独立版本,看来要细究其中的故事,还不得不逐版细读。

另外最后还想感慨一句,溥仪去世过早,造成的损失不仅是《我的后半生》阙如,更有未能挨到赤祸渐轻以对《我的前半生》重作完善改写的缺憾。

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才知道他们也开始做了“鼓楼新悦”(按鼓楼是指鼓楼西大街,也谐音“故楼”)这个旗下品牌,然而隔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除了“甲骨文”,早已开辟了“九色鹿”、“启微”、“索恩”等品牌,各有分工,各擅胜场。和社科文献相比,社科社此举颇给人一种亦步亦趋的感觉,而且这个亦步亦趋似乎有些晚了。

去年BIBF的时候就听说社科社的《中国哲学典籍大全》出版项目了,然而去年他们似乎把样书拿去了世界哲学大会,BIBF的现场我没看到这套书,甚至连《中国哲学典籍大全提要》也没看到。当然《提要》我后来还是读到了,虽说这年头提要能写成中规中矩的整理前言我觉得就不错了(顺便暴露自己尽管勉力学了一点目录学但是依旧不懂怎么写提要的事实),但是《提要》中收的提要,良莠不齐,简单地说就是,由担纲整理校注的人亲自写的提要质量都不错,至于某些单姓单名并未参与整理但是负责多篇提要撰写的专家学者所写的提要,却又着实让人觉得连篇累牍不着调。而且更致命的问题在于《提要》的定位不准确,因为《大全》本身就是点校整理和校注笺疏兼收的,所以《提要》究竟要介绍的只是这个“典籍”呢,还是介绍这个典籍的“校注本”呢?从我的阅读经验来看,其先秦子书类、两汉魏晋隋唐哲学类和佛道教哲学类基本上都是介绍“典籍”,对于典籍的“校注本”介绍往往一笔带过,而在经学类则主要介绍“校注本”的学术特点和学术史定位,因为针对同一“典籍”的校注本较多。但是这样的处置真的对先秦子书类、两汉魏晋隋唐哲学类和佛道教哲学类的“典籍”和“校注本”公平吗?就以先秦子书类来说,表面上选的都是“集解”类著作,但是“集解”的实际情况或许难以客观全面地将各家学说观点汇于一炉,就如《庄子》选用了郭庆藩《庄子集释》,郭注成疏、庄子音义和清代各家见解有了,但是是不是还少了些什么?缺失的这一块内容,是不是应该用褚伯秀《庄子义海纂微》补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得不认为主事者在这方面还是欠了考虑。

《大全》是社科社和中华书局合作出版的项目,所以其中有很多整理校注本直接选用了中华书局的本子。虽然有些后出转精的整理本——比如《周敦颐集》之《湖湘文库》本,《张载集》之《关学文库》本(《张子全书》),《二程集》之《儒藏》本(《二程全书》)——可能更适合收入这套丛书,但是套用中华书局本好像也不成问题。只是,我以前对这个项目看好是因为,大概中华书局也会以此为契机,对一些旧版铅排本进行改版重排,出版电脑排印本。结果我在BBF的现场看到样书的时候失望了——只是对铅排本版式作了缩放以配合新开本,根本没有重排这回事。而且我本以为《提要》所收诸篇应该会在书前,我稍翻了一下发现《大全》的每种书前也没有提要(但我没有仔细翻,也有可能是附在书后,但也可能根本未附,这么说来,我可能还得买一本《提要》)。

记得去年经由朋友和社科社编辑问起这套书是否考虑单行的事项,编辑报说社科社单独组稿的部分后续也会单行出版。但是今年,我在社科社的展位和驻场编辑说起这件事,编辑回复说,目前书号紧张,所以这套书可能不拟出版单行本了。我又问起那么整套书何时上市,编辑说今年年内。

不过看到样书之后,我也才确定一件说起来算得上是笑话的事情。我在去年社科社发的推送上看到,他们把《大全》中的《坛经校释》作者郭朋先生的名字误写作郭明,把《陈献章集》点校者孙通海先生的名字误写作孙海通。本来以为只是通稿上写错了而已,没想到连样书上也写错了。我把封面的错误指给编辑时编辑还丝毫没有反应,听我说原来郭明是郭朋、孙海通是孙通海,并且《提要》不误的时候,他们才记下来表示正式发行时会改正。

1.12中午即将离开BBF现场的时候,看到各家出版社还在打包,此时我正路过凤凰含章。我一开始还把凤凰含章误认作凤凰文库,直到编辑再度申明身份我才知道是认错了,不过马上进了状态。凤凰含章当时在半价售书,编辑还向我推荐他们出版的《边城》和《湘行散记》。我对他们的出版物向来兴趣并不大,只是随口和他们提起了《人间失格》。于是编辑马上拿了一本,说这本卖得很火,只剩最后一本了——是去年转到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后来我才知道去年年末,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出了一个改换封扉设计的版本,我倒是更喜欢那个本子的封扉设计)。编辑还提到,这个译本之前的版本(应该是指先前凤凰含章还是含章文库的时期,在武汉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平装本和一个精装本)累计销量已经达到百万册。

我买下来之后咕哝了一句:“那你们倒是换一次书号就给译者一次钱啊!”

太宰治《人间失格》,大概是译者烨伊小姐姐的出道译作,我先前曾经豆邮向烨伊小姐姐确认了情况,当初这个译本签的是相当于译稿买断的合同,也就是一次性付酬,版税什么的不存在的。我还特别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版税算的话,畅销百万册,译者早该有百万软妹币级别的收入了。现实却是凤凰含章赚得盆满钵满,译者只得了名,却不得利(而且凤凰含章的图书受众,真的会有多少读者来关注译者是何许人也吗?)。

《人间失格》出版得早,但是很晚才走入我的阅读历程中。真正甫一出版就购读的烨伊小姐姐的译作只有两本,崛辰雄的《起风了 菜穗子》和金子美铃的《我和小鸟和铃铛》——还都是雅众文化的出版物。

崛辰雄《起风了》在国内的多种译本组稿出版,系拜宫崎骏电影所赐,起初我是偏爱电影,而觉得小说不知所云,现在成了小说“原著党”,会觉得宫崎骏的电影单独看,是以爱情和反战为主题的电影佳片,但是如果作为“改编电影”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这是失败的“改编”。记得当时热点蹭得最及时的正是新星出版社推出的《起风了》烨伊译本,当时是平装本,整体的设计比较朴拙,定价25元,我也是经由这本书第一次知道“雅众”这个品牌。次年,雅众又出版了《起风了》和《菜穗子》的合刊本,精装,设计感比平装版高了一个档次,定价28元,彼时还看到一位豆瓣友邻在这本书的条目下面开了一条讨论,主题写得颇为好玩——“白送的菜穗子你要不要?反正我是要了”——我当初买的时候,多少也抱有这种心态,但是后来读着却觉得,《起风了》更像是某种试笔,或者是某种试验性的写作,而《菜穗子》才是真正的巅峰作品。

2014年初的中国亚马逊,还是动不动订单满99元赠送一本畅销书的,当时我还关注到新经典文化也推出了一个别的译本的《起风了》,译者岳远坤。那个时候我妹妹对《起风了》也感兴趣,我自己也是,我记得自己肯定是通过亚马逊的满额赠弄了一本,而我妹妹手上的岳远坤译本,究竟是我给她的,还是她自己买的,我早已记不得了。只知道我读的时候,感到岳远坤译笔洗练,字句简洁,其汉语修养跃然纸上。但是2014年年中,我还是给自己配了烨伊译本《起风了 菜穗子》。2015年年初,我又给我妹妹买了新经典文化的孙雅甜译本《菜穗子》(当时正好关注到这个译本出版于2014年年末),那个译本给我的感觉,和当初读岳远坤译《起风了》的感觉比较相像。

读大学以后,因为别的机缘,重读了崛辰雄。这个时候才觉得,有时候单纯行文上的“汉语素养”并不足以作为判定译本好坏的标准,毕竟岳远坤的译本,有时候给我觉得,有些太“无情”了,没有阅读烨伊译本时那种始终饱满地含蓄着的情感的感受,那个时候才真正地悟到烨伊译本的好。我所知的是,雅众文化后来没有再重印过这个译本,如此说起来,我不知应该如何感激万圣书园,居然会有这个译本的充足库存。

那以后我也买了一本烨伊译本,连带着把烨伊译本有哪里好我要告诉你知道的心情,一起寄给了我妹妹。之后又和她说起,可以把新经典文化的那两本分享给别人(当时觉得可以送出去的新经典文化的书有四本,其中的两本是崛辰雄,另外的两本是雷蒙德·钱德勒,因为我买了新星出版社《雷蒙德·钱德勒典藏版全集》)。

做了这个决定的当天下午,我们在书店看到了燃烬《原来我们都没长大》,我妹妹指了指封面上的一处小字——“烨伊 译”。

我知道啦,我一定会买的。

1.12下午,BBF已经结束了,我去了朝阳大悦城的上海三联书店READWAY,当天是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樊希安《美术馆东街22号——三联书店改革发展亲历记》的发布会。当天北京三联前总编李昕和前副总编潘振平也出席。我去了书店问前台买了本《美术馆东街22号》,问起了同样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李昕《清华园的人生咏叹调》,前台告知没有,我还觉得书店颇不专业。接着,距离活动开始只有十分钟的时候,突然一批《清华园的人生咏叹调》被带到了店里,我自然是抓紧时间买了下来。

三联能称得上辉煌时代的时候不少,范用时代、沈昌文时代、董秀玉时代和樊希安时代。樊希安时代的主要功绩是在出版市场化运营的大背景下,把三联由小而专做大做强。当然这也需要“解放思想”,因为一度三联是以“曲高和寡”自居和自傲的,再加上汪季贤时期的那桩事情,三联长期不敢谈“大众文化”。樊希安的主要功绩还是让三联“曲高”而“和众”,既拥抱了大众(也即拥抱了市场),同时也保持了自身的品牌定位。虽然樊希安时代的三联因此出版过一些匪夷所思的著作,但是总体来说,并没有因为“拥抱大众”而“堕落”。樊希安的后继者,似乎明显缺乏这样的眼光和手腕。

说来也有趣,BBF结束后当天这场活动,是樊希安时代出了风头。之后几天我又看到单读对董秀玉的访谈,董秀玉时代的三联是我这代人的直接经验所可能回溯到的三联时代了。而且现在的活字文化,也是董秀玉创办的,从其出版业务来看,似乎遍及两岸三地,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颇有联系,不知是否与董秀玉原先在香港三联书店的履历和人脉有关。后来,有位编辑朋友告诉我,董秀玉是“萧规曹随”式的人物。我记得自己读过《也无风雨也无晴》,其中提到沈昌文卸任前埋下的几项工作,而董秀玉则是接过了沈昌文已成与待竟的事业,确实也做得还不错。三联在董秀玉时代,大体上还是照着沈昌文时代的路线继续往下走,虽然没有剧烈的“转型”,但是“守成”得不错。也可以说,董秀玉时代的辉煌,也许很大程度上是沈昌文时代的遗产绵延出去的草蛇灰线。

最近一段时期,对“老三联”的怀旧风仿佛开始刮起。我犹记得去年岁末,三联内部又有一次员工事件,但是这次他们所面对的却不是汪季贤这样的对手,也许针对这一任领导的运动背后,是与黑暗强权的直接斗争。之前已经屡屡听说樊希安之后的三联有业绩亏损等等现象,现在看来,领导班子几乎想把这块牌子一并砸了,为三联近年的遭遇,我心中不禁唏嘘。

发布会结束后,我攀着潘振平老师谈了几句(他是土生土长的“老三联”,他的工作履历可以上溯到《读书》杂志初创时期)。他说,“读书无禁区”,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口号,现实中读书一定是有禁区的。

可是这句话,也是一种精神。三联人一直在为我们的阅读,虽然很是有限,但也日拱一卒地为我们突破禁区。只要这样的读书人和出版人还在,“在黑暗中”的我们,也总有些光明值得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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