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町里的华人、黑帮,与被损害的女性

木一 2019-02-01 12:32:13

东京游志

歌舞伎町篇(下)——华人,黑帮,与被损害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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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宿住下的第一晚,狭小的酒店让人感到异常压抑,于是决定和同行的伙伴出去透透气。楼下24小时营业的药妆店、杂货店、拉面店、水产店依然人满为患,混杂着到处搭讪的皮条客。

日本的皮条客竟称得上彬彬有礼,不像泰国妈妈桑会热情地把小姐们的暴露照片杵到你眼前高亢地喊“老板老板!进来玩!”,日本皮条客会不知不觉间跟上你的步伐,在旁边幽幽地问一句,“你好,X爱吗?脱衣舞看吗?”,你摆摆手,他再多跟几步也就退了。

除了显而易见的吃喝玩乐之地,歌舞伎町各处还有着各种显眼的“无料案内所”招牌。学过日语大概知道这就是“免费介绍所”的意思。介绍什么呢?自然是X服务。

前面提到,在1958年日本的《卖春防止法》通过后,原则上已经不允许出现过于明目张胆的站街女,她们会选择隐在酒馆、按摩店中等待客人上门。于是皮条客与介绍所应运而生,成为顾客与服务场所间的桥梁。“无料案内所”类似免费的服务中介,会根据顾客的喜好为其推荐附近合适的酒吧、舞场和小姐,他们根据消费金额,向服务提供方抽成。当然,如果偏好男性,也会有相应的男招待推荐。

有趣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男招待服务的对象都是“小姐”——她们在服务过若干客人后,也需要寻找男招待来排遣心中苦闷,享受“被服务”的感觉。初听只觉得讽刺,细想又觉得悲凉。

沿着酒店门前的大街往前,会看到一个显眼的中文招牌,“湖南菜馆”。不消说,那就是著名的在日华人李小牧的产业。

如果要写这三十年的歌舞伎町史,李小牧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他的人生极富传奇色彩。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攒到第一桶金之后毅然自费去日本留学,称为东京服装学院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生。但他更为知名的身份,则是作为“歌舞伎町案内人”(也是他2005年出版的自传书名)——简而言之就是皮条客。

作为第一批在歌舞伎町拉皮条的中国人,他已在此打拼近30年,只不过如今的他开起了菜馆,办起了中文报纸,还未许多国内外的报纸写着专栏。他黑白通吃,黑道与警界都常在他这里了解情报。加入日本籍后的他,在2015年还以日本民主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新宿区区议员的选举。尽管最终落败,但他从皮条客到专栏作家再到政治家的三重跨界人生,依然堪称传奇。

现在在歌舞伎町,都能看到李小牧的宣传海报。

李小牧的“传奇”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之处,在于他个人的聪敏世故成就了他今日的声名。必然之处,则在于歌舞伎町的华人们天然地对一个“华人向导”乃至“黑白通吃的华人领袖”有需求。

歌舞伎町的华人

歌舞伎町的华人,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

“显性”的自不必说,就是那些游客、导购、服务人员。他们是显性的,也大多是流动的。

在今天的歌舞伎町,华人来此旅游基本已经没有语言障碍。上个十年,签证政策逐渐放开,日本的华人游客满街都是,也顺便提升了当地华人留学生和中下层移民的处境——便利店、商店、饭店对华人导购、华人服务生都张开双臂欢迎,因为说中文的客人实在太多了。

即便在大陆与日本交流增多之前,日本也有大批来自台湾、香港的游客,以及以各种途径偷渡到日本的中国人。

这些偷渡到日本的中国人拼出的产业,及其集结的黑帮势力,即“隐性”的歌舞伎町华人。他们是歌舞伎町幕后涌动的暗流。

可以说,歌舞伎町这30年间的发展,华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尽管不尽光彩:从称霸歌舞伎町,到沦为被清洗的对象。

歌舞伎町和华人可谓渊源已久。据李小牧描述,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政府派驻管制东京的宪兵,在日本经济复苏的初期,用多余的口粮换钱,在新宿购地、建地产。如今三分之一的歌舞伎町建筑与大型建筑,都是老一代中国华侨的产业。

除开资本和建筑,歌舞伎町的华人在此地的发展却围绕着性与暴力展开。性即风俗业,暴力即黑社会势力。

华人与歌舞伎町风俗业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们梳理歌舞伎町历史时说到过,歌舞伎町原本的风俗业脱胎于江户时代下町文化中的花街、歌舞伎等衍生出的夜陪文化,自然也是日本女子占主导地位。

但到了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经济的腾飞让挥金如土的东京成了淘金圣地。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的女性大举入侵歌舞伎町。

来自台湾的女性占去很大比重。据日本报纸报道,在日本经济腾飞阶段,有近一万名台湾女子在此献出了青春。

到了90年代,则开始有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通过偷渡潜入日本,在歌舞伎町展开卖春的事业。大陆势力的涌入,使歌舞伎町的酒吧与按摩店最终形成了韩国店与中国店平分天下的格局。到临近21世纪时,则以中国店居多。

外来势力也给歌舞伎町的商业模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据李小牧描述,之前90%日本人经营的酒吧“卖艺不卖身”,而发展中国家在泡沫经济初期涌入后,行规被破坏了,服务越来越“简单直接”。原本寂寞的男客人只要有女性陪聊天就能感到满足,从此非要带去情人旅馆云雨一番才算成功。

“出场店”的玩法亦由中国人首倡。要将店内女子带离酒吧,需要交给老板3万日元。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裂,却并没有给歌舞伎町的繁荣带来太大的影响——经济下挫后,醉生梦死反而成了大刚需。只不过歌舞伎町的消费水平连同从业人员素质随着经济下挫有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到了90年代后期,逐渐开始有黑人势力进入歌舞伎町。他们强悍的体格几乎可以无视原本歌舞伎町已经形成的黑帮秩序,同时带来了欧美的“无上装”酒吧文化。即酒吧内的人都不穿上衣,辅以各种表演类型,风靡一时,也站稳了脚跟。

而中国人在此地瓜分的产业蛋糕也越来越大。随着日本政府对赌博、诈骗等行业的严加控制,原本从事这些行业掘金的外来中国人纷纷把资本涌入了色情业,原本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平分秋色的酒店业,如今中国人占领决定性优势。按摩店亦然。

歌舞伎町的风俗业这种地下产业离不开黑社会的保驾护航。华人在歌舞伎町风俗业的历史,既是随着自身势力壮大不断迈向统治地位的历史,也是依靠着华人黑社会势力崛起而繁荣的历史。

华人与歌舞伎町黑社会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承认黑帮合法性的国家。

最初的日本黑帮起源于明治维新。武士阶层被废除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转入地下行业,例如赌场、妓院等。他们因为衣着怪异、纹身等行为,也被称为“倾奇者”。他们拉帮结派、形成规模,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间势力,原本政府视他们为混乱的因素加以打压。

结果在上个时期前半叶,日本的几次重大灾难之中,他们承担起了维护民间治安、积极赈灾恢复社会秩序的行动中来,逐渐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在侵华战争时,日本黑社会也参与到了侵略之中。著名的“黑龙帮”据说就意在夺取中国黑龙江省。

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也被称为“暴力团”。他们可以合法接受登记,并在法律监控下活动,日本警察厅每年都会发布白皮书,统计黑道成员的人数。

日本黑帮典型形象

可以说日本的黑帮逐渐成了一种“社会协调人”的角色。在法律与秩序的中间地带,由他们予以管束、并从中牟利,收取保护费等等。他们同时还渗透进商业、文化、娱乐等行业之中。日本最大的黑帮山口组号称“四万人团”(含预备成员),一年收入可达800亿美元。

歌舞伎町,这个被成人娱乐与酒精夜生活滋养的地方,可以说就是日本黑社会经营的杰作。在歌舞伎町内,有上百家黑帮事务所,活跃成员上千人。

最初,歌舞伎町的黑帮势力由日本各大黑帮组织瓜分。一条街区可能存在若干组织,互相制衡,达到动态平衡。

但到了90年代前后,大陆人开始偷渡进入日本时,这种平衡逐渐被打破。其中最有名的要数“福建帮”。

我是福建人。在我高中毕业那一年的暑假,我曾试图申请去美国参加一个短期的夏令营活动。但最后在提交阶段,我的申请却被打了回来——原因只有一个,我是福建人。

福建人,在他们眼里就意味着“偷渡”、“暴力”、“犯罪”的高几率。本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我的申请被直接拒绝也并不奇怪。

福建偷渡客在海外的势力实在太强盛,在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皆有活动。他们最初借偷渡、留学等手段进入日本,一部分人与日本女子婚配获得合法身份,势力逐渐壮大。最初他们只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但在黑社会保护之下,被盗的居民开始质疑黑社会的能力。

据闻,以山口组为首的日本黑帮曾与其进行谈判,最后以山口组付出一定的费用了事。

福建帮的势力主要由福清人、长乐人及部分马来西亚籍福建人组成。他们的势力开始渗透进各种违法边缘地带,盗刷信用卡、赌博机作弊、盗用电话卡等等。以上为其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财富,以致这些行业被政府整治之后,他们也有充足的资金转战色情业、出版业、高利贷等等。

除了福建帮以外,也有上海帮、北京帮等。中日韩三国的黑帮势力在歌舞伎町三分天下。

同胞并不总是团结的。在1994年发生的“快活林青龙刀”事件,让福建帮、上海帮、北京帮都遭遇了灭顶之灾。

1994年8月18日,上海黑帮(也称青帮会)请了几名马来西亚籍的福建黑帮成员,在北京黑帮开的“快活林”餐厅中,砍杀若干名香港“14K”成员(一说砍杀的是北京黑帮成员)。

此事震惊日本,从此对福建帮大举打压,上海帮和北京帮也被大幅削弱。在此之后数年,在日华人的黑帮势力都一蹶不振,直到20世纪末“怒罗权”帮派的崛起。

“怒罗权”由中国在日遗孤与东北人组成,也有部分资料称之为“东北帮”。他们主要从事盗窃、抢劫、绑架等,且对日本人心怀仇恨。他们最大的对头就是日本黑帮住吉会。

因此他们一手上演了2002年震惊日本的“茶室枪击事件”,当成射杀住吉会藤本组干部,一死一伤。

两起重大恶性事件都发生在歌舞伎町。

加上当时日本经济的低迷,部分公司开始大量使用发展中国家劳力,东京治安环境下坡,日本媒体开始大肆炒作外国人犯罪事件,因此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当时,右翼反华分子石原慎太郎在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是那种我们记忆中最极端的日本人典型,军国主义,反美反华,不承认侵华暴行等。在他主导之下,东京政府着手展开歌舞伎町大清洗,发表讲话,称将严厉打击外国人犯罪,尤其是中国人犯罪。他甚至声称“支那人都是违法者”。

要当“日本之父”的石原慎太郎

当时还有警察局在辖区内贴出“如果看到中国人请马上报警”的招贴。

大量中国黑户口被清理,不少没有正当身份的华人流窜到了歌舞伎町周边,如池袋等地。

而见证了这一切的“歌舞伎町案内人”李小牧,则决心为在日华人做出点什么事情,试图团结在日华人,证明华人除了犯罪分子,也有一大部分友好公民,能够与日本社会和谐共存。

于是他在日本办中文报纸,撰写专栏,开菜馆,同时在2015年参选新宿议员。这是后话。

在读李小牧的书的时候,我一边感叹他的传奇人生,一边感叹他的幸运。

他通过与日本女人结婚获得了在日本的合法身份。大部分华人在留学等合法居留期过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长居日本。但比起男性,漂洋过海的华人女性要生存下来就没这么容易。

在那个华人游客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正当产业链的时代,在那个华人声名狼藉、难有日本男人青睐的年代,中国女性可谓在下层受尽了欺凌。

无蛮力的她们进不了什么黑帮,语言不通的她们难找正经工作,于是她们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典型。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

在李小牧的书里曾描述过一个中国的站街女,一次陪客15000日元,需要上交6000保护费给黑社会组织。痛苦的生活与不坚定的意志让她在逃避现实时开始吸毒。有一次甚至吸毒时恍惚间从住所坠下。命大的她落在车顶,捡回一条命。但往后的人生依然是无尽沉沦。

要陪酒卖笑,要应付形形色色的癖好,要给黑社会保护费,要防范警察搜证,还染上了毒瘾,欠了一大笔高利贷,真真惨到了极点。

或许偷渡也好,沦落风尘也好,本身就是意志不坚的逃避。人生之路的悲苦也一早写就。但我依然同情这些女性的悲惨命运。

因为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偷渡女性如此。在男女严重不平等的日本,女性的地位一直很悲苦。

而且这种悲苦是“隐形”的。

NHK《女性贫困》被翻译成书

NHK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女性贫困》,就揭露了这样的社会境况。

日本女性婚后一般会成为主妇。男人在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后,一旦抛弃女性,或对女性施加暴力与虐待,女性在离开家之后,除了拼死从事低薪、无发展的便利、导购等行业外,有相当的概率要沦落风尘。

因为风俗业会为她们提供现有的宿舍、托儿所与现金报酬。要拿到政府的救助、福利,则难上加难。

新宿、涩谷等闹市区,晚上总能看到许多拉着小皮箱的年轻女孩。皮箱里装着全部家当。她们是日本贫困家庭的女孩,在网吧或咖啡馆里过一夜寻求援助交际等挣钱的机会来存下学费。

她们纷纷说,活到30岁就好了,再老就没人要了。

但在日本街头,你感受不到这种贫困。女性们都化着体面的妆,穿得规矩整齐,看起来像是高度文明世界下的精英女性。这种矫饰背后甚至是文明的剥削。

在日本的影视作品中,也多少侧面反映出这样的情况。《昼颜》里风光的主妇离开丈夫之后只能沦落陪酒。《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在牢狱之灾之后投身风月场所。《火花》里老师的女友为了供他也只能去陪男人喝酒卖笑。

所有的问题摊在眼前,但无论是NHK,还是这些影视作品,都无法给出答案。因为这已成约定俗成,根深蒂固,难以动摇。

回头映照日本这个社会,你会发现它的发达与不堪。

歌舞伎町的一切,则恰好把那些最不堪、最压迫的现实,以各种或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呈现在了你的眼前。

日本承载着男尊女卑的传统风俗习惯,却又在西方的炮火之下急速维新成为列强。它吸收了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迅速成为了一个成型的、阶级相对固化的成熟之地。但这个极速成长的社会未必就达到了它经济发展所达的、真正的文明程度。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是其最外显的顽症,而且在有限的时间内看,在已成型的经济秩序中,很难改变。

再回头看歌舞伎町,更觉得讽刺。或许正是这种不平等,推动了这个日本最大红灯区的繁荣。对热爱于纵情声色的浪荡子而言,此处是个文化开放的天堂,是人性进步的橱窗。

对于那些别无选择的女性而言,无论是黑户女性也好,日本女性也罢,它代表着一种迫不得已的命运之殇。在黑社会的显性压迫、在传统风俗的隐形压迫中,歌舞伎町吸纳着她们被挤出的血与泪,恶之花日益骄艳。

她们却依然穿着入时、带着精致的妆容,与训练过千百次的微笑,让所有过客宾至如归。

我能想到最残酷的剥削莫过于此。

THE END

木一
作者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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