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葵:中国出版在场者

白墨 2010-05-07 11:58:17
(《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5月号)
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们通常会看到走出两种少年,一种子承父业,一种背道而驰。35岁前的杨葵,是故事的前一个版本;那之后,仿佛曾经忘却的青春期叛逆突然而来,自此生活转了轨迹,在另一条路上,继续昂然向前。
杨葵的父亲杨犁是中国作家协会最早一批成员之一,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任馆长。从小在文化的氛围中浸淫,让他自然走上了编辑这条路。
“热爱。”谈到1989年刚到作家出版社工作,杨葵说出这两个字。他从小就对编辑工作感兴趣,一到那儿就是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上手很快。他编的第一本书是《冰心近作选》,看稿子和琐碎的出版流程走完,去总编室找领导签字,领导说:可以啊!第一次编书就编成这样!同一编辑室的前辈见状也夸奖说:你们这代年轻人真行,我第一次编书被打回来七八次。其实,这些流程很早就装在杨葵的肚子里了。
杨葵自小从父辈那里接受的教育就是编辑应该是个杂家,什么都要懂一点。杨葵就有兴趣尝试编辑各种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科幻作品……“我当时的追求,一是希望出一些我喜爱的书,二是多尝试各种类型的图书。”
那时他对自己的要求就颇高,希望自己将来能担任一个独立出版人的角色。从最早在作家社当校对,后来做编辑、策划部副主任、编辑部主任、助理社长,一路走下来,他对编辑、印刷、发行都喜欢去了解。“我那时就在想,假如将来有一天,允许个人注册出版机构,我肯定第一批去申请。”
杨葵说:新闻出版业是个很奇特的行业,其实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它所创造的利税曾经超过烟和酒。但是这一行业长期被划归意识形态领域管理,它的市场化改革非常滞后。我对改革大业感兴趣,我想要做一个改革的在场者。
这种想法大概诞生于十年前,后来杨葵意识到自己的尴尬:“我不如前一辈人能专注地做编辑,也不如现在民营出版公司老总那样能彻底市场化。我的年龄、我的经历、我所处的时代,这些东西注定了我至多只是个过渡型人才,我只是尽量做一个合格的人肉梯子,去闯,去摸索,去试验,积攒一些经验——更多的是失败的经验,让后来者可以踩着我这个人肉梯子,少走些弯路。”
到这时,杨葵进作家出版社已经14年,对内,他成了出版社的管理者之一;对外,他成了中国出版业人人称赞的出版人。但子承父业的故事却到此结束。
2003年,杨葵离开作家出版社。坊间流传版本颇多,杨葵也不断听到各种猜测。杨葵说:“这次说点实话吧。”
“我离开作家社前,正在协助我的‘老板’张胜友起草组建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报告,送主管部门审批。当时老张已找我谈过话,许诺我可以到集团任职,或到某二级单位任职,总之必定高升。我当时真叫官运亨通,名利双收。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可能很顺,很轻松,但是我能清清楚楚看到自己十年后什么样子。父辈的那条路,那种命运,我太熟悉了,我真的就想那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么?”
“撕裂。”他形容离开的心情,这两个字说出来,采访的昏暗环境中似乎溅出一道血光。离开作家社头两年的生活,他一直不适应,从游刃有余、尽在掌握的国家单位领导者,一下成了无业游民。杨葵说,当时多少有点自绝于人民的感觉。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多亏那时候没有犹豫,一犹豫,真缩回去了,后半辈子就惨了,可能就一直过着自己不想过的生活。”
离开作家社后,2004年杨葵参与筹建了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曾经在中国出版领域有很多响当当“第一”名号的民营公司:上海第一家获得从事图书、报纸、期刊及电子出版物的总发行业务的民营企业;国内出版史上首次国有与民营书业联姻的实行者;国内首个出版社与民营书业签约、共谋图书发行代理的新型合作方式的倡导者。但在资本只关注书的畅销与否,对品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那个“人肉梯子”的杨葵似乎又出现了,随后他选择了离开。
现在的杨葵,和妻子过着踏实的日子,每日工作、写东西、弹琴、打坐,在一家和出版无关的公司担任高级职位,过着快乐的时光。只是要做改革在场者的想法,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了。
 
 
对话:
 
“我没有任何迷恋八十年代的感觉”
问:能讲讲你在80年代的读书生活吗?
杨葵:不妨讲个细节,从这细节开始回忆吧。八十年代初,我还和父母住在一起,我的屋子里有一张单人床,两个书架,一张老式办公桌,我们叫“一头沉”的那种,桌子上是我自己做的台灯。这就是我当时的居住环境。
我家里当时在社会上算中上收入吧,日子过得也无非如此,非常简朴。在那样一间屋子里,只能读书,写毛笔字,听音乐,再没什么东西可以分神。周边的朋友也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楼上楼下住的都是些知识分子。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读书是最顺其自然的事,觉得文学挺值得追求的。
问:你从小就一直在中国老一辈文人的环境下成长,那时你接触的文化人和身边的朋友是怎样的读书和讨论的状态?
杨葵:记得1984年,在国务院二招开一个青年批评者会议,连开了好几天。我去那里玩,只见李陀、刘再复、钱理群、赵毅衡这些青年批评家整夜不睡,为各种理论、各种文学现象争论得面红耳赤。当时作家出版社刚出版了弗洛伊德的书,他们就争论佛洛伊德,还有正时兴的新批评理论。现在想想,那情景真是耐人寻味。我记得一个细节,作家王蒙的儿子当时生病住院,但会上争论得正热烈,根本顾不上,后来很晚才去医院看儿子。
1985年我上大学,同学中有诗人侯马、伊沙、桑克,他们也整天聚在一起,讨论中外诗歌作品。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做剪报,报刊上看到好文章,都当宝贝似地存下来,好多人床头都有一堆简报本子。这就是那时读书氛围。
问:九十年代,发生了哪些变化?
杨葵:九十年代初,因为社会巨变,不少知识分子的心气一落千丈,灰心丧气。我周边的人看上去,也个个过得窝心。
九十年代中期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客厅就是书房,里头有了沙发、电视、录像机、音响,书不是唯一的精神食粮了,电影、音乐开始分散注意力了。
到了新世纪,住得更好了,有了高级公寓。网络开始普及,占据了大量的时间。随着年龄增长和社会活动的不断增加,朋友越来越多,交际也越来越占据人的时间,牵扯人的精力。
从我个人的例子想想整个社会,这三十年普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问:现在回忆八十年代,你个人有没有遗憾?
答:没什么遗憾。就像一个人成长,小时候眼眸很黑很亮很干净,长大了眼睛就开始变得浑浊了。但这是正常的,因为见的东西多了杂了,莫非因此你就不要成长了?不过,当你长大了,你是要当一个懒人、恶人还是一个勤快的、善良的人,这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与此同理,八十年代挺好,但它只是一个过去,一个回忆。我没有任何迷恋八十年代的感觉。
问:你回忆说九十年代初昆德拉在中国就很红,91年你也出了他的小说《不朽》,这么推算昆德拉在中国火了近二十年,你怎么看昆德拉今天和九十年代对读者吸引的不同?
答: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还喜不喜欢昆德拉,如果喜欢是喜欢什么。我们那时候看昆德拉觉得很震惊。他是社会主义阵营走出来的作家,因为身处社会制度的相同,让我们觉得亲近。他的不少批判很有冲击力,让不少人产生共鸣。更主要的是,那时候这种“异类”的书翻译出版得极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早还是内部出版呢,所以读者多少有点“读禁书”的感觉。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什么书看不到啊,昆德拉应该没那么大吸引力了吧?
问:那你对一本书的市场理解是怎么一步步深入的?
答:九十年代初出版社已经开始有盈利压力,一本书如果预计卖不好,终审就通不过,不像在此之前,一本书是否可以出版,全看它的思想性、艺术性。编辑的收入也和逐渐和销量挂上了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也开始注意出版的市场化问题。
我在少年时就有逛书店的习惯,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把北京的主要书店跑一圈,王府井书店、中国书店、三味书屋、外文书店等等。除了像正常的买书者一样看书挑书以外,还会戳在收银台旁边看,看读者都要什么书,我就知道什么书卖得好。比如我就曾经在昆仑书店看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小时卖了十几本。
成为一个出版从业人员之后,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去了解市场。不过并没有什么诀窍,只是身在其中,又热爱这个职业,对这一行业的每一个细节都特别上心,很自然就加深了所谓“对市场的理解”。这就有点像说游泳,我各种姿势并不一定游得多好,但我水性比较好。
到九十年代后期,我比较关注北京甜水园批发市场,隔几个月去一趟,和批发商聊天,问问最近什么书卖的好。后来我还劝我的同事们去。我觉得,那儿是最直接体现图书市场状况的一个好地方。
“畅销书离文艺价值标准越来越远了”
问:你经历了从编辑到策划到后来的出版人这个过程,2000年你策划了《哈佛女孩刘亦婷》,200万的销量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更成为那时策划书的代表,你现在怎么这本书?
答:只是在适当的时间做了一本适当的书。
2000年有三大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哈佛女孩刘亦婷》,《哈利·波特》。当时有评论说,这三本畅销书的销售神话特别有意思,一本是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合力打造的,一本是一个编辑靠一己之力打造的,另一本是一个出版社倾全社之力。我自己倒觉得,所谓一己之力打造神话,显然言过其实。《哈佛女孩刘亦婷》的销售佳绩是一步步拱出来的,并不说明我多出色,只是一切机缘凑巧而已。
说到这问题,我倒顺便想说一句,我做出版近二十年,并不看重做了几本畅销书,我更看重的是自己做过的每一本书都没有赔钱。
问:你有没有觉得,那本书是给中国家长和学生编织了一个哈佛或者留学的美好梦想?
答:那时有些媒体说,一些家长买了这本书,按照书里内容教育孩子,结果受到孩子的强烈反对,是害了孩子云云。我觉得这说法站不住脚,我陪作者到不少地方去搞签售,更多看到读者说这本书带给他们的好影响。很多双职工家庭,父母完全没有时间来想孩子教育问题,他们希望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效仿,这本书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它绝对是积极向上的。
问:那时中国素质教育的概念流行,也从这本书开始的吗?
答:之前已经有一本书叫《素质教育在美国》,卖得不错。
问:你1995年编辑过王安忆的《长恨歌》,到现在还很受读者欢迎,前后这十几年的对比,其中的长销因素又是什么呢?
答:文学的因素不说了,它几乎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这是不少人的共识。既然是一本名著,自然会长销。至于畅销因素,非要分析的话,故事里有选美、第三者、老少恋?这些都是些畅销因素?我没仔细想过这问题。
问:1999年,石康的第一本小说《晃晃悠悠》是你出版的,到现在过去十年,又有了《奋斗》,10年间他的读者也更替了近一个年轮,能回忆下那时的情况吗?
答:《晃晃悠悠》初版本是我出的,但真正畅销起来,是在他转换出版社之后。当时发行了四五十万册吧。王朔之后,中国就没有人写得那么痞,那么颓废。但我的理解,那时候的颓废都是表面的颓废,底子里都特别昂扬向上。石康的那种写作方法,有具体时间、地点,真人真事儿似的,读者觉得很亲切。对话中骂骂咧咧的,那之前没有人把骂娘的话也写出来。网络还没有流行,读者很难看到这么口语化、日常化的小说,不少读者看了很感动。当时作家赵赵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她读得满脸淌泪。《晃晃悠悠》石康前后写了三年,一遍一遍的改,最早书名叫《向前冲》。我觉得石康本人的故事也挺励志的,《晃晃悠悠》之后他迅速买了车子、买了房子,哈哈。
问:那他一直是不缺钱,为什么还会喊出《奋斗2》卖剧本1000万这种哗众取宠的话?
答:石康是个聪明人,我个人觉得啊,他心里很明确,怎么对付这帮孙子——在他心里读者就是帮孙子。他很聪明,一开始出书他希望有记者来采访,后来发现故作神秘效果更好,立刻就宣布不接受采访。要找他,没问题,出场费一小时一万。他故意这么做,马上媒体变成话题了。
至于赚钱的吆喝,据我所知,石康是觉得,社会上那帮傻×都能赚钱,他必须赚得比他们多。他曾经狠逮逮地说过,‘挣了钱我非买辆法拉利不可,但开上它我就冲墙撞,撞烂算!’我们几个朋友老开他玩笑,说他心里年龄一直20岁,很有冲劲儿。他小时候练摔跤,是一个好斗的人。
问:但这代表不了他作品真正的社会价值。
答:到底什么是社会价值?如果讨论这话题,得先明确社会价值这个概念。我只能说,我个人觉得,文艺作品的所谓社会价值,就是要言之有物。《奋斗》电视剧,我觉得言之无物,《杜拉拉升职记》我也觉得言之无物。现在就这样吧?一部文艺作品受人追捧与否,和以往所谓的文艺价值标准越来越远了。
问:从读者层面来讲,养生书热、职场书热、历史书热,这种土壤是怎么形成的?
答:说起来比较虚,是一种因缘或叫机缘吧。现在大家生活好了,有点闲钱了,身体也糟蹋得差不多了,养生书开始受读者喜欢了。当年的《哈佛女孩刘亦婷》也一样,独生子女政策后第一批出生的孩子们纷纷到了读中学的年纪,全社会开始关注素质教育,这个土壤有了,我在这个土壤中加点肥,让这土壤肥沃起来。
问:但这种市场形成了,书被当“快速消费品”越来越被关注,而真正扎实做事的确在关注之外。
答:我想说,还有很多人在老老实实做事,在写一些言之有物的文章。你看不看现在的微博?那上头天天纷纷扰扰,仔细看看,就那么几个人在刷屏。仔细想想,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小众,比起那么多老百姓,那些人是不是很小众?绝大部分老百姓还在老老实实做事、生活。微博客上的媒体人特别多,他们消息灵通,又热衷传播,就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感觉整个世界都乱了套了。可你到处走走,随便看看,人们怎么生活,哪有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事情啊。
“一个更加成熟、有效的出版环境指日可待”
问:现在的出版社和书商都有很多问题,那你觉得这些问题出版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答:我觉得像其它行业一样吧。我不认为现在的出版人都没有责任感。不过,真正有责任感的人,他们只是踏实做事,没那么爱唠唠叨叨。我想提醒的是,大家对那些不出声的人多关注一些,对那些整天发言的人,你完全可以忽略掉。你不妨有点个性,大家都在关注韩寒,你去关注李寒,可能会让视野开阔得多,也能让自己更接近社会现状的真相。
不负责任的出版人当然也有。就像牛奶有三聚氰胺,煤矿有矿难,整个社会正处在剧烈变革期,这不奇怪。
问:你阅读和编书一样也是做一个杂家吗?
答:差不多。相对而言我偏爱读古籍,经、史、子、集。最爱读“集”,都是些闲书。宋、明、清的笔记读了不少,好玩,有趣,可爱。古籍有个好处,经过大浪淘沙,几百年后还有人在出版它,说明它至少不会差到哪里去。当代的东西看得不多,很少精读,翻翻而已。
八十年代有段时间疯狂读外国书。上大学时,一边读《二十四史》,一边读外国文史哲。那时读书真快,记忆力也好。
问: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阅读将越来越精英化,又会回到最初成为一部分精英。
答:阅读问题,我讲过一个“金字塔理论”。大众化的书籍像金字塔的底座,因为在底部,占的面积就广,占的体积就大;精英化的书籍在金字塔的顶端,自然占的面积就小,占的体积就少。为什么说八十年代阅读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因为文学这种靠近金字塔顶端的东西跑到底座位置了。
毛时代中国人都热衷于意识形态,每个人都在说哲学,那时人都很形而上,觉得关注物质可耻。九十年代,社会要稳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了一个物质爆发的时代。在形而上和物质大爆发之间,有个过渡期,就是八十年代,那时文学既形而上,又关注生活。我对历史的解读就是这样。
问:那么你对未来出版怎么看呢?
答:在迅速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未来的出版业也肯定更加全球化,会更加追逐利益。于此同时,随着出版从业人员的逐步成熟,一个更加成熟、有效的出版环境指日可待。
出版业的改革,是需要几代人一起努力的事,只有经过几代人,到八零后这代人把老一代的替换下去了,这个市场就应该比较成熟了:该追逐利益的追逐利益,该追求品质的追求品质。那时候,我说的那个金字塔就比较合理,也更像一个金字塔,大家在一个有序的环境中发自发展。而现在,那个金字塔一会儿是方形,一会儿是椭圆形,完全没谱儿。
白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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