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中的性快感、赤裸生命与生命政治

西西多小姐 2019-01-09 11:01:06

导读:

本文从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失败的“激情床戏”入手,分析了影片如何从叙事上和道德情感上对被现代哲学赋予充盈象征意味的性快感进行双重遏制和置换。作者继而将这种置换作为影片的重要母题,讨论影片如何通过对以绝症患者为表现的向死而生的赤裸生命的刻画,批判性地再现了生命政治管控下的现代人与这种管理术既受惠又屈服的矛盾关系。

正文:

电影《我不是药神》(2018)中,靠倒卖印度仿制的格列宁大赚一笔后,“治愈小队”来到思慧(谭卓饰)跳舞谋生的夜店庆祝狂欢。散场后,程勇(徐峥饰)以护送为借口随思慧来到她家中。脸部特写镜头捕捉到思慧在推辞程勇相送好意时突然的怔愣与随后从了然、失落到略带抵触的默许等复杂的情绪变化。到了家中,思慧一句平静随意却充满暗示意味的“我先去洗个澡”则使得气氛变得旖旎起来,预示着接下来事态的走向。如同观众所预料的那样,在接收到思慧的暗示后,程勇表现出了即将得手的喜悦与充满期待的欢愉。一连串整理发型与着装的动作使他紧张而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然而,他高涨的热情与兴致却因思慧小女儿的突然出现而骤然降温、戛然而止。在这个近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原初场景(primal scene)[1]的情境中,程勇突然看到了赤脚站在房间门口的思慧的女儿:她头上贴着退烧贴,眼神疲倦、空洞又充满防备。不同于弗洛伊德式的原初场景中孩子因为第一次目睹父母的性交行为而遭受精神创伤,思慧女儿的突然出现打断了程勇的遐想,令妄生邪念的他尴尬不堪、惊慌不已。当身着性感真丝睡衣的思慧随即出现,带着一丝抗拒却努力令程勇得偿所愿之时,程勇虽不甘心就此作罢,多次尝试之后却仍无法调整心情、难以进入状态,最终仓皇离开。

这段不到5分钟的“激情戏 ”可能是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最具情欲色彩的一出戏了。然而,不同于一般的激情戏或以展现男女主角亲密关系、或以为观影者带来观影快感为目的,这场“激情戏”不仅抑制了程勇的情欲,更使观众满腹辛酸、五味杂陈。思慧女儿的出现令程勇突然意识到他逐渐忘却的、思慧的另一重身份──她不仅仅是一个在台上美艳性感的钢管舞女郎,一个可靠的“创业”伙伴,一个令他心生爱慕的漂亮女人,更是一个患有慢粒白血病的小女孩的母亲。一组主观镜头(POV Shot)借助程勇四处游走打量的目光展示了摆放在房间各处的家庭照片,从而展现出在影片的叙事框架中无法展现的思慧的生活经历与对女儿的舐犊深情。于是,一场本应恣意放纵甚至邪淫的浪漫之约变成了一次走入病患家庭,对病患家庭艰辛生活的深入体察。当思慧固执而僵硬地为他宽衣解带,试图按照原计划实现他今晚来到家中的目的时,程勇却无法整理心情、集中精神,相反,他小心翼翼地询问起了孩子的病情和孩子爸爸的去向。本应或缠绵缱绻或激情四溢的亲密接触变成了生硬的,甚至暴力的近身肉搏。性欲与快感被抑制。两性亲密关系为亲子、家庭关系所取代。

在现代的性与性别研究中,对性欲与快感的研究被提升到了关键地位,并被征用以讨论现代文明、社会、道德谱系与现代人的行为方式、精神状态、身份认同(焦虑)等。这种对性欲与快感的强调不仅在学术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更是推动公共话语改革与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它不仅将被笛卡儿及其之后的哲学家排除在外的与身体相关的活动和经验重新纳入思考范畴,更把性活动从繁衍生殖的生物学目的中解放出来。对于一个有现代意识的人来说,在性行为中获得并“享用”快感不再像之前那样难以启齿,反而变得理所应当。相反,宣称仅以繁殖为目的的性活动因对快感的回避和压抑而变得面目可憎起来,饱受性解放主义者批判。

然而,《我不是药神》里这场所谓的“激情戏”却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快感道德背道而驰。这场始于冲动、以获得欢愉为目的的露水之约,因思慧患病女儿的出现而不了了之。两性关系被亲子关系所取代。对性快感的追求被对生活遭遇的唏嘘所遏制。如同仓皇而逃的程勇表征的那样,被思想家和社会活动者赋予了充盈的象征意味的性快感──那号称是难以名状却又激烈异常的,能刺穿禁欲道德的虚伪和社会约束机制压迫的强烈的冲击力──在面对生命本身的困境时变得浅薄微弱。性快感在生活难言的艰辛和生命无解的厄运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卑劣不堪。

对性快感的摒弃和置换是影片《我不是药神》中的重要母题。它不仅浓缩于上述的“激情戏”中,更构成整个影片的基础,贯穿于整个叙事中。主人公程勇在影片的开始便被塑造为一个性保健药品店的老板,靠经营着一家破败的王子印度神油店在上海市井中浑噩度日。正是通过这样一家印度神油店,影片巧妙地将(包括影片主创在内的)国人对于性及其快感的态度隐蔽又犀利地表露出来。而这种既隐蔽又犀利的表现法主要归功于性保健品商店制造笑料的功效。影片的开头通过一组定位镜头(establishing shot)呈现出印度神油店刻意营造的异域风情之荒诞拙劣。然而,置身其中身着睡裤、胡子拉碴的程勇却与这荒唐的周遭环境毫无违和感。影片通过他与父亲、儿子、前妻的互动,将程勇定位为一个人到中年却颓唐荒废的市井小民。如同他赖以为生的“没逑用”的、终将被更科学有效的伟哥所取代的印度神油一样,程勇是一个被生活所抛弃、被时代所淘汰的人。他上有老下有小,却既无力赡养老人也无法守护妻儿。甚至于,在面对过得比自己好的前妻时需要依靠暴力维护他可怜的男性自尊。印度神油店老板的身份更令他的人生境遇少了一份引人同情的艰苦,多了一份令人耻笑的轻佻。落拓的店面、杂乱的陈设使这贩卖性保健用品的商店显得既不专业又不正经。而堂而皇之贩售那常出现在香港喜剧电影或粗俗笑话中的骗人的“印度神油”的荒诞行径,更令银幕前已然洞悉印度神油之谎言的观众油然而生一种优越感,发出声声嗤笑。作为笑料出现的印度神油店,一方面将刚出场的主人公程勇定位为一个可笑可鄙的人物,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症候(symptom),暴露出千禧年之初的中国社会面对性及对其快感的追求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弗洛伊德在其著作《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论述道,笑话使我们能对严肃讨论中忌讳的话题进行谈论,使平时被抑制的冲动通过迂回的方式表达出来。[2]如同招牌硕大却鲜有人光顾的王子印度神油店,以玩笑方式谈论性快感(并获得快感的补偿)泄露了国人对性快感既渴望又不屑、既欲求又压抑的态度。

然而,正是这家破败荒诞的性保健用品店,却不仅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倒卖印度格列宁的根据地,而且为倒卖行为提供了掩护。病人吕受益(王传君饰)通过隔壁邻居的介绍找到印度神油店的老板程勇,请他帮忙代购印度版格列宁。虽然印度神油与印度其实并无关系,但对病势沉重、问药无门的绝症病人来说,哪怕是这样牵强微弱的联系也成了他们不能放过的希望。为了赚钱给病重的父亲救命,程勇接受吕受益的委托,铤而走险,远赴印度私贩仿制药。当他成功带回仿制药后,他经营的印度神油店便成了他与他逐渐壮大的“治愈小队”秘密储藏药品、联系买家、洽谈合作、瓜分收益的据点。当恶意竞争的假药贩子张长林(王砚辉饰)为威逼程勇与他合作举报程勇团伙贩售假药而招来警察搜查时,性保健品商店又掩护了他们的走私行为,使他们侥幸逃过警方执法。张长林报信的电话刚挂,来势汹汹的警察便伴随着尖锐的警笛声赶到现场,以雷霆之势闯入了程勇等人所在的药店展开搜查行动。惊异发愣的程勇等人与迅速干练的执法警察形成了鲜明对比,营造了一种危机感,令银幕前的观众不禁屏气凝神。行动组长听完小警察轻声汇报后挥手终止搜查并亲身查看。特写镜头强调了通往店铺后面房间的门。阴暗的光线带来了一丝不幸的气息,暗示了秘密的暴露。危机再度升级。当银幕前的观众紧张的情绪再度攀升,镜头却陡然一转,特写了一箱作为售假证据的锦旗。行动队长质问道:“你一个卖壮阳药的怎么会有人送给你锦旗?”程勇随即回答道:“好用啊……不行吗……”(这些锦旗实际上为购买印度格列宁的慢粒白血病患者们所赠。)至此,警官与程勇的对话意外地产生了幽默,使得预期的危机得以化解,危机引发的紧张情绪得以释放。贩卖壮阳药与收到锦旗的因果关系制造了某种不和谐(例如,真假难辨的壮阳药与锦旗所代表的高超医术之间的不和谐),而产生一种乖讹感。[3]然细想一下,这种不和谐中又似乎存在某种合理性(如,对恢复性功能起作用的药品也确实造福患者生活),继而不和谐被消解,笑声产生。影片中,不仅在情节设计上,贩卖制造性快感的药被置换为贩卖挽救生命的药,而且在叙事方式上,性快感被关于性的笑话──一种快感的压抑-补偿机制所置换。作为叙事基础的对性快感的双重置换增加了影片所叙故事的荒诞感,自反地讽刺了这个“基于真实改编”的故事。

对性快感的置换在影片中更隐秘地表现在对新生的刻画上。被赋予诸多政治意味和哲学色彩的性被还原为生殖、创造生命的功能,继而导向对生与死的探讨。在影片中,程勇应邀来到吕受益家中吃饭并看到了他襁褓中的儿子。吕受益动情地向程勇谈起孩子对他的重要意义。他说道,当他得知自己患病的时候他很想去死,但是当他看到孩子第一眼的时候,他就不想去死了,想亲耳听到孩子叫他一声爸爸。他接着畅想,有了吃得起的印度格列宁,也许能看到儿子娶妻生子的那天。这段简单的话语反映了最朴素最本真的面对生与死的态度──人们为何贪生?又为何怕死?为何畏死?又为何不想活?如海德格尔所言,死亡是最本己、无所关联的而又不可逾越的,确知但却不可确定的可能性。[4]任何人都必须“亲自”去死,不可由别人代替。凡人必有一死,是确知的;然而在人活着的时候,死亡尚未到来,所以死又是不确定的。这最本己的、确知却不可确定的可能性,使得“畏死”成为了人生最大的“畏”。海德格尔强调,畏死不等于日常生活中对死的害怕逃避,而是基于人对“向死而生”的认知。“向死而生”这个海德格尔哲学中讨论“此在”的概念亦适用于描述影片中生命处于倒计时状态的癌症患者。影片的英文标题“Dying to Survive”似乎也与这个概念不谋而合。然而,不同于存在主义哲学框架中的“向死而生”“此在”因提前面对并思考死亡而得以从日常沉沦中脱离并以其本真的存在而存在,“向死而生”的绝症病人在倒数的生命中脆弱而坚强地活着。他们徘徊于希望与绝望之间,渴望着生又期待着死,恐惧死却又害怕生。死之绝望在“向死而生”的日常体验中不可消除。唯有新生的喜悦才能驱散死亡之阴霾,唤回生活的光彩。

死亡的迫近使得生之为生剥离了人生的附加意义和价值,仅表现为单纯意义上的活着。这种纯粹的生近似于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bare life)。[5]然而,正如阿甘本所论,现代社会中的生是已然被政治化的生,包含性的排斥纯粹的赤裸生命。生死对立,非此即彼,然而死总是赤裸而纯粹的,生却并非如此。如福柯所洞悉,现代社会中的人从出生起便已被纳入庞大而弥散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机器中。这个机器无处不在又无微不至,包括一切体制化的社会规训和保障机制──学校、家庭、医院等。它使得处于共同体中的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活安全获得保障。同时,也使得人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此机器严格的管控和规训。(更好地)活着不仅仅是人们自发的愿景,更是生命政治干涉和治理的要求,既受惠于又受制于生命政治的治理。

行走于生死门槛上的绝症患者,虽非有意选择,但仍然被生命政治的管理机制所排斥在外,成为例外的赤裸生命。其存在暴露了生命政治治理的边界与残酷性,尤其是在生命政治与当代新自由主义媾和之后,生命政治的治理亦难免于经济化、金钱化之时。如温迪·布朗所言,当代新自由主义使得治理术发生一系列的变革。新自由主义政治原则运用商业模式理解每一个人,使其渗透到每一种体制中。市场、经济、金钱成为统治一切的逻辑。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秩序的建立,这种逻辑弥漫全球,无一国家地区可得例外。[6]治病救人的药被打上了金钱的烙印,在商业运作的模式中生产流通。如果说鲁迅先生笔下的药,那变作人血馒头的英雄之血,是革命逻辑的象征,旨在起到“揭露-颠覆”的作用;那么,《我不是药神》中买不起的天价药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运作的凝缩,代表着我们和新自由主义既受惠又批判的关系。在《我不是药神》引发的热议中,关于买不起的天价药是谁之过的讨论不绝于耳却难下决断。无论是瑞方制药商、印度仿制药工厂、不堪生活重负的病患、打击假药的警察,还是知识产权保护法、经济全球化秩序下的政府,都似乎有过错又有苦衷。一个普通观众不仅难以理清一粒药丸背后研发、生产、批准、流通的复杂而庞大的体系与个中权力博弈,更难以设想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矛盾的办法。影片中程勇所展现的牺牲精神和他的入狱引发的医保改革之结局之所以被部分观影者拒绝、批判,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洞悉了程勇的个人牺牲实则为对缺失的填补,反而暴露了大体制的无能。而将高价药纳入医保之举虽看似解决了这个棘手的矛盾,其根本上却仅是经济全球化秩序中国家层面的一种调节补偿手段,并未触及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之核心。一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道尽了人们对于金钱化一切的自由主义管理术的屈服和无奈。

注释:

[1]原初场景(Primal Scene)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指儿童第一次目击(父母间的)性行为,而对儿童的性心理发展产生的影响。性行为可能不被孩童理解而被理解为暴力,或者激发孩童的性想象。

[2]参见弗洛伊德《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3]关于幽默的乖讹论,可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

[4]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对“死”的讨论。

[5]参见阿甘本《牲人:主权与赤裸的生命》。

[6]参见温迪·布朗《毁掉民主》(Wendy Brown.Undoing the Demos:Neoliberalism’s StealthRevolution. New York:ZoneBooks,2015)。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8年9月总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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