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金庸与匈奴

卫有疾 2018-12-02 22:11:15

中国人推崇什么总能看出许多意思来。 比如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妇孺皆知,但是勾践却实在不是什么英雄,他只能说和夫差是一类人物,都是非正义的诸侯。为什么中国人推崇勾践呢,为什么在推崇他肯吃苦甚至吃屎的时候不去问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统一了天下,止息了战争,那他是个英雄,但他不过是春秋无义战的一环罢了,难道他灭了吴国,就与夫差相反,开始施行新政,与民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他对功臣的残忍手段来看,他是一个阴毒甚至心理扭曲的人。我只能这么设想,中国人推崇他,只是因为他符合了中国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心理,是这方面的典范。自然,这样的故事中还加上一点西施的无中生有的艳色,体现民族性格里源远流长的猥琐。 又如金庸。中国人推崇金庸到了一个令人纳闷的程度。金庸作为一个畅销的武侠小说作者,受到武侠小说迷的推崇是正常的。但是他的声誉却越出常轨,一度要跨上“文学大师”“国学大师”等令人目眩的神坛。 金庸的作品我读过两本,一本是《侠客行》,读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想大概是不巧挑到他差劲的作品,便取了他“集大成”成熟之作《鹿鼎记》来读,结果读到韦小宝入宫实在也看不下去了。原因是语言太粗,太杂,一点不精细。迟迟没有获得想要的审美感受,于是就此作罢。 作为一个有些阅读史的文学读者,我只能这么说,如果要把金庸归入传统意义下的作家,那他只能是较差一等的作家,颇有名不副实之处,更遑论大师。 我从两方面来想这个事情。一个是从社会群体来看。我把这种推崇视为社会的群体性自大病。金庸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他恰好参与了几代人的青春,而这几代人的青春又是恰好从文化消费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一个特殊时期,是传统文化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完全断了代的时期,而金庸的小说作为类型小说来讲又特别优秀,于是金风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 然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期,我们也无法阻止铁甲小贝,悲伤逆流成河和唐家三少等等等参与到下一代的青春期里去。大家推崇自己的青春期文化无可厚非,但无需扩大范围,把它吹到天上地下,古今无双的地步。大浪淘沙,时间是很残酷的。 一个是从个人的阅读历程上来看。也许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二十来岁参加工作之后才读金庸的小说。小时候看金庸改编的电视剧倒也津津有味。可是二十来岁读,因为之前有一定阅读基础,再看就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我想,许多推崇金庸的人,也许已经好久没读金庸的书了,脑子残留着是青春期阅读时的兴奋感,如果他愿意回去再读读,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大多数人,出了青春期,就再没有阅读史,完全凭着早年那些想法指挥着余生。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提出一个观点,大意是,作家应该不断地推翻青春期的阅读经验,建立更加成熟的品味和认识,而中国的作家(他举的例子是巴金),却往往一辈子把年轻时阅读的东西奉若信条,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既然作家都如此,要求读者似乎苛之过严。但不管怎样说,对金庸的过度推崇,说明中国并非一个阅读社会。 另外要说明的是,我不推崇金庸作品的一个原因是里面没有新的东西,没有新的思想和精神。要么是美化了的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君爱国,要么是癫狂化的老庄消极避世虚无到底。所谓诸子百家无所不窥,如若是这样,是令人遗憾的。我对金庸的私生活并不兴趣,也不主张因人废言。但他和王朔之间的一番不战之战颇表现他的心态,一方是话语干脆实在,一方是冠冕堂皇却避重就轻东拉西扯,活脱脱东方方士+官僚路数。 再说匈奴。这里说的匈奴,不是学术定义上的匈奴,而是民间意识中的匈奴。匈奴在中国的语境里,逐渐变成一个如麻祜般能止小儿夜啼的符号化概念,是极能激起一般民众义愤心的词汇。 中国人当然不推崇匈奴,推崇的是打匈奴,灭匈奴,与君谈笑净胡沙,不教胡马度阴山。宋朝岳飞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女真已经有相当的文明程度了,但是依然以匈奴视之。 稍读些历史就明白,汉族从来不崇尚和平,也不愿意安于一方,总有好大喜功的情绪和思想。但是汉族自古以来善于做宣传思想工作,把自己打扮成和平主义者,用一种理直气壮的方式扩张。一个文明的疆域总是在变动当中,汉文明从黄河流域发展至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如果肯平等地看待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会发现,汉族文明所谓抗击匈奴,不过是两个文明为扩张地盘而产生的冲突。在冲突之中,汉族是占据优势的,它占据着气候和土壤远为优越的地区,不让别人前进半步,并自顾自修建起了长城,倘若这也是天经地义,那别人推倒你的长城也是天经地义的。实际上长城被推倒了两次,而汉文化也很快接纳了征服者并把他当做自己的一份子。 人群的聚与合,本身没有定数,但是中国从汉朝的董仲舒开始就发明了一个“大一统”的观念,塑造出一种统一正确、分裂万恶的氛围。从根子上想想就知道,统一和分裂都是相对和动态的,从没有天经地义这回事。中国古代依靠这种大一统思想,不断扩大着疆域,把矛盾往外头引,世世代代都有一个假想敌存在,这个假想敌的简称就是匈奴。为了让假想敌更可恶,是不能承认他们有文化的,要把他们矮化甚至视为禽兽。不管是苏武牧羊还是昭君出塞,都仿佛去了地狱一般,再没生路,这对其它文化偏狭的理解,是很危险的。翻翻新旧唐书里对高丽使节的侮辱,读读清朝对英国使节的戏弄,是非常偏狭而下作的。晚清吃了那么大的亏,和这种推崇打匈奴的简单化思想脱不了干系。 当然,要看到这些推崇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至多三四十年里的现象,可以从这些推崇里找出关联,发现一点真相。再往前,事情又会发生变化。比如四十多年前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备受推崇,因为认为他“顶住了旧的奴隶阶级的猖狂反攻”,是非常必要的,现在何尝这样说。 这些年对勾践的推崇,多少说明中国人一种忍辱负重的心态,我们目前的低姿态(从晚清开始),完全是一种卧薪尝胆似的沉潜。也就是说,现在的谦虚谦逊,未必是真心实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反弹,等待时机爆发出来。至于卧薪尝胆最后的目的,是好是坏,可以暂时不去问。 这些年对金庸的推崇,多少说明中国人在新文化运动那几个任务上还是没有答出什么漂亮的题,他们最能接受和认可的还是老一套,是传统的那些思想。 这些年对抗击匈奴的推崇,说明一定程度上的对抗情绪和假想敌还是存在的。帝国不能没有敌人。我们不是帝国,是成长中的大国,设立一个敌人恰似设立一个目标。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皇汉情绪还是深厚的,也很享受一个个曾经的目标再也看不上眼的过程。等到中国再发展,寻找地外智慧生命的任务大概就要交给我们,因为假想敌需要一直存在。而没有需求,就没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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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卫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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