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利幻觉,为何百余年仍挥之不去

唐山 2018-11-13 11:25:26

“我希望我的预见力不错,但是我不预测未来,我只想指出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我希望我的书像赫胥黎的书一样,能为人们提供有趣的预见,为人们展示出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等的魅力,人们可能会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尤瓦尔·赫拉利警句连篇地说完这段话后,摆出了一副先知般的表情。

因《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以下简称《三简史》)走红,年仅42岁的犹太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中国成了大名人,甚至被许知远看中,走进《十三邀》。

在《十三邀》中,特意拍下《今日简史》在中国首发式上的场景:一片欢呼声中,赫拉利顶着追光灯所赋予的光环,小跑上舞台,仿佛是一位摇滚明星——许多观众站着听完演讲,目光虔诚而紧张,生怕错过赫拉利预留的、此处可鼓掌的间歇。

回到后台,赫拉利将看客们的过度热情总结为“误读总是难免的”,并做了一个聪明的比喻:耶稣教导人们“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可人们却将它误读成宗教裁判所、宗教战争等。

这是标准的赫拉利话语方式。在他的书中,这般精彩却不准确的类比层出不穷,足令许知远困惑:总觉得赫拉利的说法不靠谱,却不知怎样反驳,因为对方用海量的新知识将你压倒。

严格来说,这是一种诡辩术,即:不谈逻辑,而是不断罗列新证据,到后来,论辩双方都忘了争论是怎么开始的,以及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显然,许知远落入了赫拉利的圈套,只好乞灵于“尊重思想的多元性”这一万能的陈词滥调,却忽略了,在赫拉利身后,是一个层积了百余年的幻觉。

赫拉利的书不过是“洋八股”

《三简史》并非历史著作,而是大众哲学著作。

在国外,类似的书非常多。作者先提出自己的哲学主张,再将历史串讲一番,最后加以总结,这一写作套路堪称“洋八股”。

“洋八股”植根于西方人的史观,即:只有清晰描述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脉络,才可称为历史。所以黑格尔说:“中国本质上没有历史。”他认为,古代中国停滞了数千年,只有表面变化,没有实质跃迁,也就失去了成为历史的资格。

可问题在于:“表面”与“本质”究竟是客观存在的,还是想象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本质”带有“证据自足”性,它会自动寻找证据,以实现自圆其说。一旦理论披上“本质”的外衣,便会拥有巨大的诱惑力。毕竟,史料无限丰富,可从不同角度加以串联,而史料作为信息,其质量太低,以至无法验证哪种串联方式更准确。

《三简史》提供了这样一幅图景:瘟疫、饥荒和战争这三大问题曾长期困扰人类,因技术进步,如今人类已能战胜它们,在未来,技术甚至可能让人战胜死亡。但技术进步也戳破了人文主义的幻觉——爱、文化、思想、自由等只是算法,从没有什么自我,也没有什么生命意义。信息技术将不断压缩自我的领地,在未来,99%的人将成为黑客帝国中的人类电池,另1%的人则成为掌控人类电池者。

显然,《三简史》的核心观点不过是极为粗糙的“技术决定论”,只是贴上了新知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多从《奇点临近》《机器人叛乱》《自私的基因》等书中抄来的。

真正让人叹服的是赫拉利的写作技巧,他笔下警句不断,常做跨学科类比,且将哲学思考、道德激情和历史陈述结合起来。在该说理的地方抒情,在该叙述的地方断言,在该分析的地方比喻……由于人脑由“蜥蜴脑”和“理性脑”组成,“蜥蜴脑”是人脑进化初期的产物,在丛林中,快速反应比理性更重要,只是人类离开丛林、进入城市的速度大大快于进化速度,所以现代人常被“蜥蜴脑”掌控,走向冲动、愤怒和流泪。在理性文本中夹入抒情因素,说服效果会大大提升,这就掩盖了“技术决定论”的荒诞。

明天我们要一直吃鸡吗

那么,“技术决定论”的谬误何在?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早有解答,他指出:知识增长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关键因素,而知识增长靠的是理性,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用理性来预测历史的发展,否则将违背“否定之否定律”。

换言之,生活在19世纪初的人也许能预测出生物学将有极大发展,但肯定无法预测出“进化论”的出现,否则他可直接提出,无需等达尔文出生。

波普尔认为,任何决定论在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此说有可议处,却拆穿了“技术决定论”的欺骗性。

赫拉利断言:如今最重要的发明,是生物识别传感器。在他看来,未来此神器将无处不在,只需分析一下人脑中的化学元素,即能替我们做判断。由此形成一个悖论:当生物识别传感器建议我们晚餐吃鸡,则相关化学元素究竟是谁释放的?如果今晚吃了鸡,从大数据角度看,吃鸡的权重明显增加,则下一餐会继续推荐吃鸡,难道我们只能天天吃鸡?

“技术决定论”撰写出如此荒诞的人类史:从5万年前智人出现,直到1万年前出现农业,中间4万年都是空白;到17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又是8000多年的停滞期;而到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又是百年缓慢发展期;直到信息技术出现,人类文明才“爆炸式”发展。

历史为何会加速发展?谁在操纵这一切?在《奇点临近》中,库兹韦尔只好做出这样的假设:宇宙中没有外星人,因地球人发明无线电这200年来,技术一直按“每年比上一年强一倍”速度增长,如果外星人早跨入现代文明20年,其技术能力就是我们的2的20次方,也就是将近105万倍,则他们早该找到我们了。

赫拉利没有库兹韦尔这么惊人的想象力,但他们是用同样的荒谬在思考未来。

我们为何坚信技术决定论

在《十三邀》中,许知远苦苦追寻赫拉利思想的源头,甚至追溯到他的童年和生活环境,未免无厘头。

赫拉利的“历史决定论”是典型的辉格史观,即用当下标准来评判过去,这已是当代人的思维定式,绝非个案。作为历史学家,赫拉利尚知底线,即不能预测未来,但他自认为发现了历史的“规律”,则凭借这个“规律”,足以推导出未来如何。他说“可能性”,不过是一种谦虚,在内心深处,他坚信“必然性”,否则不会将人文思想都视为“错觉”。

支撑赫拉利式狂妄的,是两种力量:

一方面,现代人已被形塑于理性生活中,现实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在提醒着合理性的力量,这比学校更严格、更有效。

另一方面,从古至今,人们都是聚族而居,他们的生命价值系于祖先。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们告别了大家族,以小家庭的形式与陌生人聚居在单元楼中,很少有人再能想起爷爷的名字,家族记忆消逝殆尽。失去了和祖先之间的联系,只能将个体生命的意义系于子女。在《唯一的希望》中,一位母亲说:将来人们看到我的孩子,会说他这么优秀,一定有位好母亲,那样我就没白活。

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在为我们提供安慰,如果它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我们该如何忍受当下的压力?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一个好人?

许知远千方百计地暗示:传统与现实撕裂的童年,让赫拉利产生了独特的看法。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赫拉利很可能具有较严重的心理问题。这种心理上的冲突导致了他愤世嫉俗,通过挑战传统文化价值来缓解焦虑。”

这种诛心之论与赫拉利犯的是同一种错误,即试图用线性逻辑来解释复杂现象,这说明:我们的思想深处本来就存在着BUG,它在召唤着赫拉利幻觉。

先去心魔方能斩断赫拉利幻觉

赫拉利幻觉的本质,是社会进化论。

在过去百余年间,社会进化论影响深远。对比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赫胥黎原文,二者差距惊人,可视为只留名目、自创文字。

事实上,达尔文很晚才使用“进化”一词,并反复提醒,不认为这一生物学概念可套用到社会学中。但“进化”学说解决了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道德焦虑,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他们终于找到了不择手段的借口。

梁启超说:“凡天下万物之不能不变也,天理也;变而日进于善也,天理而加以人事也。”将社会进化论推到极致:首先,只要是进化的,就是善的;其次,进化是线性的,有进无退。

面对社会进化论,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边以鲁迅先生为代表,他几乎能背诵《天演论》的全文,早期以进化论者自居;另一边以胡适先生为代表,提出:“只承认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一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作为佐证加以支撑。”胡适同样赞同社会进化论,只是认为应慎重前行。

社会进化论契合了封闭社会中人们的感觉结构,并似乎给出了解决困境的良方,是以“求变”“斗争”“竞争”“互助”等观念深入人心,由此带来的代价堪称惨痛。

当赫拉利出场时,每个欢呼者的人生其实都是用竞争写成的,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再到“职场励志”,他们怎么可能不被赫拉利幻觉套牢?面对种种不理解的现实,赫拉利的书给了他们以信心,让他们自以为看到了未来。

粗糙的理论最能迎合粗糙的人。难忘《十三邀》中的一个镜头,在一片欢呼声中,许知远努力凹出“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造型,那是无数电视剧中都有的镜头。即使许知远不赞同赫拉利的观点,他也未能真正超越模仿。

可见,生活在当下,坚守自我并非易事。我们以为是自己,其实早被外界信息格式化。无怪乎赫拉利会觉得,所谓自我只是算法,99%终将被1%的人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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