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我见证了奥地利那段通货膨胀、房租飞涨、道德败坏的艰难岁月

上海译文 2018-11-11 11:20:40

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作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种巨大转变的见证人,每个人都迫不得已成了见证人。”

而与阿伦特一样同为犹太人的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则是用自己的文字——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随笔抑或传记——记录着他生活所在的奥地利和欧洲,记录着他观察到的那个世界和那个时代。其中,茨威格这本昨日的世界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茨威格在这部写于1939 年至 1941 年间的自传性作品中,记录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动荡的欧洲社会。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败已分,德奥联军濒临崩溃,怀揣着“立刻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梦想回到祖国奥地利的茨威格,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异常残酷的现实:

“奥地利剩下的只是残缺不全、好像全部血管都渗着血的躯干。在那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德意志族奥地利人’中间,就有二百万人挤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在那里受冻挨饿。”

在《重返奥地利》这一章,茨威格记下了那段城市基础设施被破坏殆尽,普通百姓在恶性通货膨胀下艰难求生的各种细节。但茨威格毫无疑问是个理想主义者,当衣食住行这样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的时候,他依然看到了人民对艺术、对生活美好的追求。今天与大家分享,限于篇幅,文字有删减。

1918 年,维也纳民众在政府外抗议
对一个不愿意存在下去的国家下达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下去!”——这真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稀奇事。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那趟特殊的列车刚刚消逝在远方,就有人叫我们从洁净明亮的瑞士车厢换到奥地利车厢。如果想知道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要一踏进奥地利车厢便会知晓。列车员走起路来慢吞吞,他们面部憔悴,好像饥不饱腹,衣衫也破破烂烂。车厢玻璃窗上用来拉上拉下的皮带已被割掉,因为每一块皮都很珍贵。就是座位也被盗贼的匕首和刺刀破坏得不成样子;软垫皮面被野蛮地整个割走,可能是想用它补自己的鞋子,只要是皮革,都随手取走。同样,车厢壁上的烟灰缸也都不翼而飞,因为上面镀着铜和镍。

深秋的冷风穿过破碎的玻璃窗,从外面呼呼吹来,夹杂着劣质褐煤的烟雾和炉灰;当时的火车头都烧褐煤,烟雾和炉灰把车厢的地板和四壁都熏黑了。不管怎么说,只要火车能向前开,就算是一种奇迹。

诚然,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奇迹。过去一小时的路程,现在需要四五个小时。车厢里的人并不觉得冷,因为从一开始就是六个一堆或八个一伙地挤在一起。可是刚到下个车站,就挤上一些人来,车厢中间的过道也挤得满满的,甚至连车厢之间的脚踏板上都蜷着人,他们已顾不得计较这初冬时节的夜间气温。另外,每个人都十分留心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在黑暗中须臾不敢离手。我仿佛又回到战争的恐惧中,虽然战争已经结束。

在车站上,远近都没有搬运工。最后多亏几个衣着破旧的士兵帮我们把行李搬到一辆马车上,可是那辆出租马车的马,又老喂养得又差,与其说是马驾辕,倒不如说是马靠在辕木上才站得住。我实在没有勇气将我的箱子放在马车上,让那匹鬼怪似的马拖着走。于是,我把箱子存在车站行李房,尽管我十分担心,怕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战争期间,我曾在萨尔茨堡买了一栋房子,因为我和早年的朋友由于对战争的看法相背而疏远,我不想住在大城市和人多的地方。后来,我的工作也需要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在奥地利所有的小城市中,萨尔茨堡不仅风景优美,地理位置也最为理想。

我买的那栋房子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小山岗上,汽车开不到那里,只能沿着一条已有三百年历史的有一百多级台阶的崎岖山路爬上去。可是在当时,历史悠久却不是件好事。我们发现这个家几乎不能安身,雨水滴滴答答落进房间里,每次下雪以后,门廊里全是雪,而想要把屋顶彻底修理一下是不可能的,木匠没有修房椽的木头,白铁匠没有修房顶的白铁皮。最大的漏洞只能用油毡勉强修补一下,如果再继续下雪,除非到屋顶上去把积雪扫掉,别无他法。电话也常常和人作对,因为电话线用的是铁丝而非铜线。任何一点小东西都必须从山下运上来,因为山上没有人供应。但是,最使人受不了的是寒冷,因为周围远近都没有卖煤的。

在那个灾难之年,不仅食品和燃料全面匮乏,住房也相当紧张,凡能栖身的地方都被看作宝地。奥地利已有四年没有盖房子;许多房屋已经倒塌,大批无家可归的退役士兵和战俘又突然蜂拥而至,以致每间可用的房屋都得住一户人家。管理委员会已经到我家来了四趟,我们也自愿交出两个房间,不过我们的房子又破又冷,当初我们对这栋房子的不满意之处,如今却起到了保护作用,因为谁也不愿意爬一百多个台阶到这里来受冻。

那时,我每次进城都能碰到令人震惊的事,我第一次目睹严重的饥荒。面包已经发黑,散发出一股霉味;咖啡是用烤糊的大麦熬成的汤;啤酒是黄颜色的水;巧克力是染色的沙粒;土豆全都冻坏了;为了不至于忘掉肉的味道,大家都养起兔子来。有个小伙子为了改善伙食,星期天到我们的园子里来打松鼠;养得稍胖一点的狗猫之类,走得稍远些就很少能够回来。

衣服料子实际上是加工过的纸,是代用品的代用品。男人们的衣服几乎都很破旧,甚至有俄国人的军服,是从仓库和医院里弄来的死人穿过的衣服。麻袋做的裤子也不在少数。街上的橱窗被洗劫一空。墙上的泥灰像疮痂一样剥落下来,路上的行人明显营养不良,强挺着身子去工作,看了使人心神不宁。

平原地区的食品供应较好一些。在道德风气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农民也不按法定的“最高价格”出售,而是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出售自己的黄油、鸡蛋、牛奶等。凡是能贮存的食品,他们都存在仓库里,等待买主找上门来以好价钱卖掉。因此,不久就出现了一种新职业,囤积居奇者。有些无职业的男人,带着一两个背包,到农民那里挨家挨户收购食品,甚至乘火车到那些特别有利可图的地方非法收购,然后拿到城里以四五倍的价格出售。开始农民很高兴,他们用鸡蛋和黄油换来了那么多的钞票,像流水般淌到自己的家门。可是,当他们带着鼓鼓的钱夹到城里买东西时,他们发现长柄镰刀、铁锤、饭锅等的价格已上涨了二十倍或五十倍,而他们卖的食品只多五倍的价钱。从那时起,他们就决定以食品换工业品,等价交换,以物易物。

自从人们进入战壕,有幸重温穴居时代的生活以来,人们又摆脱了流通千年的货币交换,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换,这种荒诞的交换方式开始遍及全国。城里人将农民可能需要的物品送到乡下卖给他们,像中国的大花瓶和地毯,剑和猎枪,照相机和书籍,灯具和各种装饰品,换回等值的食品。所以,当你走进萨尔茨堡一户农家,就会有一尊印度菩萨凝视着你,使人大吃一惊,或者发现一个洛可可式的书柜,摆着一些法国皮面精装书,它们的新主人特别自豪,洋洋得意。“真正的皮面精装,法国的!”他们鼓着腮,夸耀地说。“要物不要钱”已成为大家的口头禅。为了吃饱肚子,有人不得不褪下结婚戒指和身上的皮带去换吃的。

最后,为了制止这种实际上只对拥有食物的人十分有利的黑市交易,政府部门进行了干预。各省之间都设立了关卡,没收铁路上和骑自行车的囤积居奇者的货物,交给各城市的食品供应部门。囤积居奇者也模仿美国西部片走私的方式,组织夜里运输或者贿赂那些自己家里有挨饿孩子的检查人员。有时候也会出现用手枪和大刀进行搏斗的场面。那些走私的小伙子们经过前线的四年磨练,动刀动枪十分熟练,在平地上逃跑时也会利用军事上掩护的那一套。

这种混乱局面一周比一周严重,居民们感到越来越不安。因为人们明显感到,货币一天比一天贬值。老百姓对货币不信任的第一标志就是硬币不见了。因为用铜或镍铸造的硬币抵不上它自身的价值,还是纸币方便,造价也低。国家虽然开足马力印钞票,即便按照魔鬼靡非斯特的办法造出尽可能多的纸币,也依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于是,每座城市,每个小镇,甚至每个村庄都开始印刷自己的临时钞票,这种钞票到了邻村就不能使用。后来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些临时钞票毫无价值,干脆扔掉了事。

如果有一位国民经济学家能先把奥地利的,后把德国的通货膨胀的各个阶段清楚完整地描写出来,其惊险程度势必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混乱局面越来越离奇。谁都不知道一件东西是什么价格,物价随意飞涨。在一家涨价及时的店铺里,一盒火柴要比另一家店铺高出二十倍,只因为那家店铺的主人老实诚恳,还在按头一天的价格出售。众人为了报答店主的忠实可靠,人们奔走相告,不到一小时,这家店铺的货便销售一空,也不管自己是否需要,买到手就好。人们都要物而不要钞票,即便是一条金鱼,或者是一只旧望远镜,也总归是“物”。

最荒唐的就是房租了,政府为了保护租房人(他们是广大群众)的利益,不准提高租金,从而损害了出租人的利益。那时,在奥地利租一套中等大小的公寓房,一年的房租还不够一顿午饭的钱;这就是说在奥地利全国有五年或十年时间差不多等于白住房(因为后来连解除租房契约都不准许)。

由于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社会风气一周比一周荒谬,道德更加败坏。出于爱国热忱而把自己节俭了四十年的积蓄买了战时公债的人顿时成了乞丐,借债的人逍遥法外,全都不再还债。谁要是遵守分配用粮制度,谁就会挨饿;只有那些厚颜无耻、胆大妄为的人才能填饱肚皮。善于行贿的人鸿运亨通;投机倒把的人大发横财。按批发价出售货物的人,他的货物就会被窃取一空;那些精打细算的买卖人总是上当受骗。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期间,再也没有规范、尺度和价值可言。道德已不再存在,唯有一条准则:投机取巧、随机应变、无所顾忌。在这个混乱时代,只有跳上那匹飞驰的快马才不会被它踩在蹄下。

在通货膨胀期间——通货膨胀已持续了三年,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国内唯一能保值的东西是外币。奥地利的克朗放在手中像液体一样容易流失,所以人人争着要瑞士法郎和美元。有相当一批外国人充分利用这种经济状况,吞噬奥地利克朗抽搐的躯体。奥地利这块肥肉被外国佬“发现”了。一种灾难性的“外国人旅行热”出现了。维也纳所有的大旅馆都住满了那些吞食腐尸的秃鹫。他们见什么买什么,从一只牙刷到一座农庄。他们把私人的收藏和古玩店里的古董收购一空,直到古玩店主恼怒地发觉自己遭到了一场浩劫。瑞士旅馆的看门人,荷兰的女打字员都住进了环行大道上那几家大饭店的贵宾客房。

这种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作为一名目击者可以对下列事实加以证明:在萨尔茨堡那家著名的豪华旅馆——欧洲旅馆,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全部租给了英国的失业者,他们有充足的失业救济金,在这里住能过上比老家贫民窟更便宜的生活。没有不透风的墙,奥地利的生活费用和物价便宜——这是指用外币购买——这个消息逐渐传开,越传越远。从瑞典、法国又来了一群贪得无厌之徒。在维也纳市区,讲意大利语、法语、土耳其语和罗马尼亚语的人比说德语的人还要多。

甚至德国也利用自己坚挺的马克对付奥地利贬值的克朗,因为开始时,它的通货膨胀率比奥地利低得多,德国抓住了这个时机。萨尔茨堡是边境城市,这给我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观察每天过路的掠夺大军。成百上千的巴伐利亚人从附近的村庄和城镇拥入这座小城。他们在这里做衣服,修理汽车,到药房购买药品,看医生。慕尼黑的一些公司向国外寄信或打电报,都到奥地利来办理,因为奥地利邮政价格比德国低得多。

后来,德国政府终于决定建立边防检查站,以制止所有的必需品从价格低廉的萨尔茨堡购买,支持国内的经济发展。最后,一马克在萨尔茨堡可顶七十奥地利克朗用。德国海关严格执法,从奥地利来的商品一律没收。但有一种商品无法没收,就是喝进肚子里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每天都拿着市场行情表仔细核算,由于奥地利克朗贬值,在萨尔茨堡的酒馆里用同样的价钱就能喝上比家里多四五立升甚至十立升的啤酒,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诱惑了。于是,成群结队的人们带着妻儿老小从费赖拉辛和赖申哈尔越境过来,为的是享受一下奢侈生活,灌满一肚子啤酒,肚子能容纳多少就喝多少。每天晚上,火车站就成了酩酊大醉、呕吐不止的酒鬼们真正的魔窟;那些喝得不省人事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时用来运箱子的手推车送入车厢,然后火车满载着这群又喊又唱的发酒疯的人返回他们的国家。当然,这些快活的巴伐利亚人没有预见到以后有那么可怕的报复发生。当克朗稳定下来,马克却以天文数字大幅度狂跌下来时,奥地利人也同样从同一火车站乘车过去,在那边猛喝便宜的啤酒,重演了啤酒的闹剧。这两个国家由于通货膨胀而形成的啤酒战是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也许因为啤酒战从小的方面形象又荒诞地把那几年的疯狂揭露得淋漓尽致。

奇怪的是,我今天竟然记不起那几年我们的家庭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当时在奥地利维持一个人一天的生活需要花费几万甚至几十万克朗,后来在德国则要数百万克朗,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推理上一定会想到: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汽车,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过去柏林全部房屋的地皮价。人们一定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在大街上疯狂地匆匆而过,商店里一片荒凉,货架上空空,什么也买不到;特别是剧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但令人不胜惊奇的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超过货币的不稳定性。

在金融的混乱中,日常生活几乎是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但个人的变化却非常大,富人变穷了,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由于大量发行纸币而流失了,投机倒把者却富了。地球像飞轮一样始终按自己的节奏在旋转,从不停顿,从不关心个人的命运。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缝制皮靴,作家写书,农民种地,列车正点运行,每天早上报纸照常准时送到门口;那些娱乐场所、酒吧、戏院天天爆满。因为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在贬值,人们现在更重视实际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在苦难之中的整个民族活得比以往更有生气,更具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到山里远足,回家时脸已晒得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新的商店到处在兴建。

连我自己也不敢想,我那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竟比以前更富有朝气。过去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混乱的那几年里,反而更喜爱艺术,因为金钱的背叛,反而使我们觉得,我们心中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譬如说,我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从来没有忘记去看歌剧。看一次歌剧要拿一大把钞票才能买到一张顶层楼座的票,这些钱在战前足够订一年的包厢。由于剧场里没有暖气,观众要穿着大衣看戏,并且靠紧邻座的人以彼此取暖。过去,男人穿笔挺的制服,女人穿贵重的长裙,在剧场里光鲜亮丽;而现在是一片灰色,既单调又灰暗!谁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剧下个星期是否还继续演出。乐队演奏员坐在乐池里,穿着破旧的燕尾服,也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象。他们一脸憔悴,由于生活用品匮乏,个个显得精疲力尽。在那个阴森森的大厅里,我们这些观众也像幽灵一样。当指挥举起指挥棒,帷幕渐渐拉开时,出现在我面前的场景是从未有过的精彩。每个演员、演奏员都竭尽全力演出,因为他们都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演出。我们这些观众都前所未有地集中精神,细心聆听,因为我们也觉得,恐怕这是最后一次看歌剧了。

我们大家,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里全都这样生活,在最后崩溃之前都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觉到像当时那种强烈的生存意志,那就是:生存,继续活下去。

奇迹变成了现实:这个能源被切断,工厂、煤井和油田处于停工的国家,这个被抢劫一空,依靠着雪崩般地下跌和失去价值的货币维持的国家终于保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了——也许因为它太虚弱的缘故,因为老百姓太饥饿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可能去进行什么斗争;不过,还有自身的原因:天生的善良本性——奥地利人民极神秘的、典型的心理力量。因为最大的两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尽管有很大的分歧,却在最最困难的时期共同组织了联合政府。两党都作了妥协,以防止出现整个欧洲四分五裂的灾难局面。社会秩序逐渐得到整顿和治理。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个被肢解的国家依然存在着,甚至以后希特勒向这个在贫困中无比坚强的民族征募兵员时,它曾准备起来捍卫自己的独立。

难道德国人还会继续敬佩他们那个曾高喊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在战败时却偷偷逃出自己的祖国的皇帝吗?难道还会继续敬佩他们的军队首脑、政治家和那些写“战争”和“胜利”“困苦”和“死亡”的诗、无休止地进行押韵的诗人吗?当战争的硝烟从国土上消散,国土满目疮痍时,人们才觉得战争的可怕。在英雄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四年杀戮,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下进行的四年抢劫,这种道德观怎么还会被看作是神圣的呢?国家把公民应尽义务中的一切对自己不利的条款任意取消,国民又怎么会信任国家的许诺呢?而现在正是那些人,即所谓有经验的原班人马干出了比战争这件蠢事还要愚蠢的事:他们缔结的和约是相当拙劣和草率的。今天大家都知道——在当时只有我们少数人知道——这种和平显示不出那种最大的正义的历史事实。

战后的一代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旧观念,摆脱了一切传统的束缚,决心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告别旧的过去,朝气蓬勃地走向未来。随着年轻一代的觉醒,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秩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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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敬 等|译

在这部写于 1939 年至 1941 年间作品里,茨威格把个人命运与时代融为一体,通过自己所经历的人与事,展示了他生活过的城市和国家的文化生活风貌,记录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动荡的欧洲社会,描述了他与一些世界闻名的诗人、作家、雕塑家、音乐家交往的情景,批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同时穿插了作者各种细腻的心迹。

茨威格从出生的城市维也纳和自己的犹太家庭写起,一直写到1939年9月已满60岁的时候,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认为,这是“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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