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的帽子

安提戈涅 2018-07-29 18:03:53

出门赶地铁,匆匆抓了一本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塞进包里,读到《包法利夫人》的部分引起了兴趣,伊格尔顿讨论的是《包法利夫人》那个著名的开头:那是年少时的包法利第一次进入学堂,却因为举止笨拙打扮怪异,遭到了群嘲。透过学生们的眼睛,包法利是这样的:

“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跟大家一样做,做完课前的祷告之后,他仍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像是一盘大杂烩,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有多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还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十分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用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的饰带。帽子是新的,帽沿还闪光呢。”(许渊冲译文)
“ 可不知道他是没有注意这种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祷告完了,新生还拿他的鸭舌帽放在他的两个膝盖上。这是一种混合式帽子,兼有熊皮帽、骑兵盔、圆筒帽、水獭鸭舌帽和睡帽的成分,总而言之,是一种不三不四的寒碜东西,它那不声不响的丑样子,活像一张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帽子外貌像鸡蛋,里面用鲸鱼骨支开了,帽口有三道粗圆绲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子皮,一条红带子在中间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的帽顶;帽顶蒙着一幅图案复杂的彩绣,上面垂下一条过分细的长绳,末端系着一个金线结成十字形花纹的坠子。崭新的帽子,帽檐闪闪发光。 ”(李健吾译本,感谢豆友 Charles 指瑕,该版本有对各种帽形的进一步解释)

在这个著名的开篇片段里,引起最多兴趣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这涉及到讲故事的人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描绘现场,但是,伊格尔顿却注意到了包法利的帽子,他说得很不客气:“铺陈到这个地步,凶猛。正如批评家们所说,查尔斯的帽子到底什么样子,已经无法想象了。将所有细节叠加起来合为一体,反倒令人无所适从。这种帽子只有文学里才有。”简而言之,伊格尔顿认为福楼拜写得斤斤计较,提供的细节越多,真实的印象反而越少。

既然伊格尔顿对福楼拜不客气,那么我对伊格尔顿也不客气。他的上述批评出现在关于小说人物的这一章,他似乎认为所谓“人物性格”是个非常重要的存在:要么就只能呈现类型化的性格,要么就只能呈现让读者摸不到头脑的性格——能把握的部分似乎都从语言之网里漏掉了。可是,我越来越觉得“归纳人物性格”是一件愚蠢又不负责任的事情,它意味着用单一而精确的词汇,去网罗复杂混沌的人格。当我们言之凿凿说阿克琉斯是“残忍傲慢尚武易怒”时,难免会漏掉他站在大海面前祈求神灵时的脆弱与惶恐,或者说奥德修斯是“狡诈多谋”时,似乎记不起老保姆给他洗脚时那些温情脉脉的片段。倒是那些将自己彻底交付给“混沌”的词语,更适合用来像侧写一般勾勒人的素描,比如古希腊哲学里常见的“智者”、“善人”、或者我们的“君子”。

很显然,把包法利的帽子当真是件危险的事情,《包法利夫人》里的帽子当然不会和《金瓶梅》里的帽子一样,扬之水先生可以通过出土文物一件件去考察“珠子箍”或者“金吾梁冠”——总是于古有征的。但是若将包法利的帽子还原出来就很可怕了。首先,当代读者得费心巴力地搞清楚几百年前的“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长什么样,然后得开脑洞把这些帽子拼装起来。于是,有了如下组图:

帽形根据英译本《包法利夫人》的描述收集“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睡帽”分别对应“bearskin, shako, billycock hat, sealskin cap, and cotton nightcap”,图片顺序从左往右,从上往下。中译本帽子的译法依从许渊冲。

再加上后续的描述,最终包法利的帽子是这样或者这样的。

非要像伊格尔顿这样执着地进行文字与现实的交换,实际上犯了一个很严重的大错:那就是混淆小说逻辑与现实生活的逻辑,而这一点,恰恰是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不断提醒的一点,他说到:按照现实的逻辑,查尔斯怎么可能从未在某一夜晚醒来,发现自己的爱妻根本就没睡在身边,怎么可能会笨到发现不了艾玛与罗多夫偷情的踪迹:窗台上的灰那么明显。

如果我们相信小说的目的不是照搬和摹仿现实,而是在探求存在问题(像昆德拉认为的那样),那么,小说的里的情境很难用具体的生活场景来一一验证。这并不难理解,当塔可夫斯基说自己的电影没有隐喻也并不费解,只是在呈现他记忆中的的童年、小屋与漫长忧郁的秋雨时,他也并未把影像的逻辑和现实经历的逻辑彻底等同。艺术家们往往有一种偷换、有一种转码。

在纳博科夫看来,包法利先生的帽子就是一种超乎“现实”的隐喻或者结构。《文学讲稿》中,他带领我们重新审视了这顶古怪的帽子:一层又一层、一级又一级,这种叠床架屋的结构暗示了包法利庸俗乏味的资产阶级审美:磕碜,又俗气——是的,福楼拜在任何一个小细节上都不放过对“有产者”的嘲笑,从编写《庸见词典》到书信日记里辛辣的吐槽。我们都熟知那个文学掌故,说福楼拜写到艾玛服毒后,自己也病了一场,仿佛很多情感认同投射到艾玛身上了,可是,在日记中他才表白,他憎恶笔下这些人,这些有产者。有时候,我觉得福楼拜这种憎恨情感被布努埃尔完整地继承了,当布努埃尔把嘲笑放置在荒诞的资产生活空间中时,福楼拜只是四两拨千斤地写了一个帽子。

当然,以帽子为代表的“千层饼结构”在小说里反复出现,福楼拜的吊打和嘲笑还蔓延到了爱玛婚礼上那只层层叠叠的大蛋糕甚至放置爱玛尸体的多层棺椁(橡木的、桃花心木的、铅的)——福楼拜只差把“千层饼结构”加入肯德基豪华午餐系列了。他的发现其实来自俄国文学的滋养,果戈里《死魂灵》中,对乞乞科夫的旅行提箱的描写,同样繁复又俗丽。当远离“真实/虚构”的论辩陷阱时,纳博科夫提醒我们注意到理解文本真正的关隘。他的灵动与伊格尔顿的死板构成了对比。如果沿着纳博科夫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会发现这顶神奇的帽子还有着更多的妙趣。

作为在结构上登峰造极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像埋地雷一样在无数小细节中埋下了草灰蛇线,马鞭、马匹、烟盒、印章,每一种小物什都是一个暗示情节的关隘,帽子自然也是。可以观察一下小说里,可怜的查尔斯对待帽子的态度:不管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规矩,还是因为胆怯,他总是握紧帽子,掉了又捡起来,甚至害怕帽子被偷了。这种担心失窃的心情恰恰与日后艾玛的“被偷”形成了对应,艾玛不断离开查尔斯的怀抱,被罗多夫和莱昂“偷走”,而作者又三番四次地描写艾玛带着帽子的场景,这种“有”和“无”的对比、丢失与掉落帽子和带着帽子炫耀的对比,加强了可怜的查尔斯身上的讽刺意味:

“她的帽子是科州货,长长的花边帽带给风一吹,有时飘拂到她嘴上;他一回头,就看见她小小的红脸蛋……”
“早晨,他们并头共枕。 睡在床上,他瞧着阳光和帽带的阴影投射在金发美人脸上的汗毛间……”
“她的愿望就像用绳子系在帽子上的面纱,微风一起,它就蠢蠢欲动,总是受到七情六欲的引诱,却又总受到清规戒律的限制。”(抽象的帽子)

从更深一层来说,包法利先生的帽子不仅仅作为一种“主导动机”,也不仅仅为了组织情节、完成反讽,它更是在盘问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其实这一点,伊格尔顿已经注意到了,可惜他死板地将其视为“失败的写作”,也就是说:为什么写的越复杂越密集,真实的状态反而越来越难以看清?这实际上是福楼拜的一个“机巧”,以“充实”来写“虚无”,以“满盈”来写“亏损”,这也是从上述一层包法利与艾玛拥有帽子的心态对比里扩展出来的。

在另一部不受重视的杰作《布瓦尔与佩居谢》中,福楼拜已经在使用这种机巧了。小说里的两位主人公发誓要学尽天下的知识,所以辞去了巴黎抄写员的生活,凭借继承的一大笔遗产合力在乡下购买了一座农庄,开始“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探索,从农学、气象学、生理学、化学,到哲学、文学、史学、美学、政治学,他们疯狂密集的探索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彻底符合人类理性所标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原则:不仅语言和世界之间有着巨大鸿沟,就连人的认识能力也无法满足人的阐释欲求。

很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用“丰富”来写“亏欠”的手法,而对于查尔斯的帽子的写法也是一样,福楼拜试图挑战人们构建意义的努力——帽子描写的那么细,总得有个型吧?就像说了那么多,总得说出个所以然吧?做了那么多,总得有点意义吧?可是他却打破了这种语言向阐释的抵达路径,干脆宣布:我拒绝被清晰地构建、理解与呈现。他玩笑式的建立起秩序,而这种秩序却暗示出无秩序感和无意义感来。

包法利的帽子,已经足够证明福楼拜创作意识的现代性。

安提戈涅
作者安提戈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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