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的杨德昌

2007年，我高中毕业，复读一年的勤学让我幸运地超水平发挥，念了当地一所很不错的大学。读大一的时候，懵懵懂懂，不知道学习，整日打球，或是混迹网吧看电影。

那时候看了很多台湾和香港的青春片，比如《蓝色大门》、《九降风》，还有张一山拍的一个篮球电影……有一次上网，看到一则新闻，曾经获得戛纳最佳导演的杨德昌去世，配图有一张《一一》开场林荫道的图片。那个场景安静又美好，于是，抱着看青春片的期待，找来《一一》看。

第一次看《一一》，自然是看不懂，只是觉得人物复杂，似乎没什么剧情，但又讲了好多事情。最深刻的印象是NJ和日本人的聊天，日本和台湾两代人恋爱的交叉剪辑，以及洋洋最后那段玄乎其玄的悼词。

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你就不会每次都叫我“听话”。就像他们都说你走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

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叫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

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后来，断断续续看了杨德昌的几部电影，《麻将》、《独立时代》，以及最出名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接近4个小时的渣画质，也看了2遍。

和很多享有盛誉的艺术电影导演不一样，杨德昌的电影主角都很有料。学校的小混混、社会上的骗子、大公司的骗子、电视上的骗子……都是在揭台湾社会的伤疤。

那时的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极快，城市化的进程快速变更。

1951年，台湾人均收入137美元，1975年，台湾人均收入890美元，到了1992年，台湾人均收入9591美元。堪比现在的北上广深。故都市人的精神压力，信任危机，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拜金主义等乱象，都是杨德昌选择批判的对象。

那么，杨德昌为什么有那么多批判性呢？

有研究者说，这和他的身份有关系，从他1947年出生，一直到2007年去世，他一直是他一直是个局外人。

比如杨德昌的父亲是广东梅县人，战后随着国民党跑去了台湾，是中央印制厂的厂长。对于大部分的台湾本地人来说，他是随国民党迁过去的外省人。而他后来去美国留学读书，相对于美国人来说，他又是一个外国人。等他读完书回到台湾之后，他又是一个西式生活的现代派电影导演，还被人说是老外。杨德昌的一些作品出来之后，被很多人攻击说他是在揭露台湾的阴暗面，在诋毁台湾，取悦外国人，或者是大陆人。

当然，原因也许很简单，他仅仅是在追求真实感而已，像牯岭街取材自真实的案件，但是电影的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导演就是要表明杀人不是某个人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大环境才是凶手。

杨德昌的电影，爱憎分明，很过瘾，而且故事线多，很耐看，每个人浅浅的讲两句，背后的故事很耐人寻味。无论是第几次看，都能看出新的东西，品出新的东西。经典的台词更是数不胜数，比如那句“我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我剪了一个小视频，很粗糙，但是看看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