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45斤的时候，只有我妈还爱我丨人间

《左右》剧照

我不知道自己生病这些年，母亲经历过多少个类似的无眠之夜，我只知道，母亲学会了抽烟，这一抽就是十多年。

作者：张小冉

1

自打小时有记忆起，我总是希望自己生病——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上学，不用写作业，还能得到身边人更多的关注。

上苍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心声，2000年，我读五年级的时候，这个奇葩的愿望实现了。

早在11岁的年龄，我就体验到了后来电视上频繁播放的那句广告词：感觉身体被掏空。夜晚，我起床上厕所的次数更是达到两位数；白天，我顶着一对眼袋赶往学校；冬天，体育课上简单的热身运动，也能让我汗如雨下，累倒在操场边干呕。

母亲察觉出我的异常，第一时间带我去了医院。医生拿着我的尿检报告审视一番，用笔圈出其中一项指标，随即起身，推开身后的玻璃窗，一只手撑着窗台，一只手伸出手指，比出个“四”，对着对面那栋楼大喊：“检验科！检验科！刚才那个叫张小冉的女娃，尿蛋白是‘四把加’吗？确认无误吗？”

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医生回到座位上，面色凝重。埋头写下几排字，把检查报告夹在病历本里，推给母亲：“带孩子去华西看看吧，我们这，看不了。”

华西医院是以治疗疑难重症闻名全国的，在成都，非特殊情况谁都不会去那里，听医生推荐我们去那里复查，母亲眉头紧锁，变得不安起来。

母亲捏着病历本，刚跨出医院的大门，就伸手拦停了一辆出租车，带着我直奔华西医院。母亲本是个十分节俭的人，我不懂她为何如此急迫，没有像往常那样，翻出记录公交车路线的小本子查询公交路线。但母亲表情严肃，我不敢开口询问。

华西医院人满为患，我用透明塑料杯盛满尿液递给检验科，检查报告却显示一切正常。母亲不信，一再告知对方，我在另一所医院查出尿蛋白选项有“四个加”。她一边用手拉住检查人员，一边在挎包里翻找上一家医院的尿检报告。

检验人员看了报告之后，犹豫了几秒钟，决定再为我查一次。果然，第二次尿检报告上“尿蛋白”又是“四把加”。

医生拿着报告，认真地给母亲讲解：每个人的肾脏都是一个过滤系统，像个有筛选能力的漏斗一样，为身体留下营养物质，把废物排走。但我的肾脏出问题了，它把蛋白质也送走了。

我听不懂，却没心没肺地喜形于色，心里盘算着：太好了，我应该可以好几天不用去学校上课了。

我牵着母亲的手，一蹦一跳地跑下楼，刚走出华西医院大门，母亲居然哭了。母亲是个很强势的人，在独立抚养我的过程中，她是万能的。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流泪，从这之后，她的泪腺闸门就好像被彻底被炸开了：

我和表妹在家玩捉迷藏时，无意间推开厨房的门，看见小姨正拿着纸巾递给母亲，母亲在哭；半夜起夜经过客厅，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抽烟，烟头忽明忽暗，母亲看见我，用手胡乱地抹了把脸，借着月色，仍然能看见母亲眼角闪烁的泪光。

我不知道自己生病这些年，母亲经历过多少个类似的无眠之夜，我只知道，母亲学会了抽烟，这一抽就是十多年。

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一晚上往返厕所数十趟，觉得太影响我的睡眠。隔天，就为我准备了一个尿盆，放在卧室里，方便我半夜解手。

我有些害臊：“不行，我都五年级了，同学要是知道我还坐尿盆，会嘲笑我的。”

母亲说：“我帮你保密，不会让同学知道，妈妈不会笑话你的。”

母亲真的从来没有嘲笑过我，每天帮我清洗尿盆时，我时常看到她用袖子偷偷擦去眼泪。

2

从华西医院回来，母亲帮我向老师请了长假，我住进了医院。

母亲每天24小时守着我，她失眠的毛病更严重了，医院病房里禁止抽烟，她就站在走廊尽头的阳台上抽。她半夜去阳台的次数，比我起夜的次数还要多。

母亲开始变得很迷信，她固执地认为：千禧年是她的本命年，她没有穿红内衣和红内裤，才会招来霉运。在病床前，她和小姨念叨：“我的本命年，可是为什么遭罪的是我女儿？”她花重金给我买了一块小金佛，用红绳子拴紧，让我时刻带在脖子上。

出院后，我回到学校。从那时起，我彻底告别了体育课，后来干脆连课间操都不去了。

对学生而言，起床是一件痛苦的事，母亲经常打电话向老师请假，老师便允许我晚到一小时。偶尔，我也会在母亲面前装出很疲惫的样子，光明正大地赖床，也不知道她看出来没有。

小学毕业前夕，某节体育课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操场边上当观众。语文老师来到我身边，问我：“小冉，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了？”

“不知道，反正每天就按时吃药呗。”我觉得还是应该把病情说严重点，才能方便下次请假，忽然心里又有点懊悔，随即补了一句：“王老师，你问我妈妈吧，她比较了解情况。”

“你妈妈，她……一提到你身体状况，眼泪就在眼里打转，我就不忍心问了。”王老师说。

2002年，我上初中以后，开启了上午在学校读书、下午在医院输液治疗、周末去医院门诊复查的生活模式。在摸清了医院看病的全套流程后，我拒绝了母亲的陪同，独自在医院和学校之间穿梭，享受着挑大梁的快感。

我对医生说：“过去的这一星期，每晚仍然是尿频、尿急，还尿不尽。”接着身后患者们发出阵阵惊叹声，每个人都在夸我：“小小年纪居然说出这么专业的词汇，一看就是老病号了。”我听到后挺直了腰板，沾沾自喜。

病友之间混熟了，大家会优先让学生看病，这样我也不用大清早去排号了。

病历越写越多，医院自带的病历本太薄了，母亲就买了一本厚重的硬壳笔记本代替它。

那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母子一起来看病，等孩子看完，家长看到我母亲一坐下，就会凑上前问：“这个病会遗传吗？”

这个问题，我也曾听到母亲偷偷问过医生。

我总觉得母亲想太多，有时候会很不耐烦地抱怨：“干嘛操心那么久远的事？我还是个孩子，遗传不遗传的，我一点都不在乎。”

初二下学期的一次诊察，医生建议我换成激素治疗试试，让我把母亲请过来，一起敲定方案。我自豪地说：“我妈妈没来，每次都是我一个人看病。我自己的身体我能做主，我妈妈都听我的。”

医生却说：“你们母女俩真奇怪，每次都是一前一后地来，给你讲完一遍，还得给你妈妈讲。”

我很疑惑，走出门诊部，用IC卡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知她治疗方案有变。让我大跌眼镜的是，5分钟后她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原来，母亲从来就没放心过我，一直默默跟在后面。我锁紧眉头，一个人闷头往前走，余光里，母亲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这更让我火冒三丈。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大概是觉得母亲破坏了我独挑大梁的虚荣心。

我没有征求母亲的意见，选择接受激素治疗方案。并且每天心情愉悦地吃掉12颗“强的松”（药物名称，又名泼尼松），仅仅是因为觉得自己长些肉会变得更好看些——门诊导医台有一个秤，我每次站上去，都是1米58、70斤。曾有亲戚调侃，说我的肋骨可以弹琴，看着我就知道家里穷。我不甘示弱：“我家才不穷，我妈妈赚的钱都买药了，我的药可贵了，有人体胎盘、有蜈蚣、还有鹿茸，贵得吓死你！”

我的确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家和“贫穷”二字沾边：在同龄人都在赶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上学时，母亲怕我累着，给我买了一台2000多元的电瓶车；后来，她又怕我往返医院时会出什么紧急情况联系不到她，还给我买了一台手机。这两款初中生界的“奢侈品”，让我成为班级里走在前端的“弄潮儿”。

后来我才得知，这些都是母亲全年无休、用上完正常排班再连轴转通宵夜班换回来的。等我知道时，母亲已经熬了2个月的通宵了。我很心疼，但母亲却说：“反正我也睡不着，还不如干活，能多赚点医药费，还能避免我胡思乱想。”

3

激素治疗，会伴随着8小时的输液进行，每治疗一次，几乎一整天都要耗在医院里。

那段时间，药物副作用特别强烈，刚输上5分钟液，呕吐感会排山倒海地袭来，肠子吐到绞痛，仍无法终止那般生猛的势头。我再也不能一个人去输液了，只能同意母亲的陪同。

每天中午，母亲挖空心思给我准备午餐，我却发现自己吃什么就会厌恶什么，连曾经最爱的泡椒凤爪，也是闻到味道就开吐，直到现在，它仍是我深恶痛绝的食物。

有一天，母亲在医院对面的饭店里买回来三菜一汤，还打包了一只烤鸭。母亲拧下一个鸭腿，举到我嘴边，提醒我两天没吃东西了，“多少都得吃上一口”。

肥腻的鸭腿散发出的味道，让我当场就吐了，下意识用输液的那只手使劲推开：“拿走！拿走！”动作太大，输液瓶被我扯了下来，砸在我手背上，针口处突突地冒着鲜血。

母亲一边喊护士，一边手忙脚乱地用纸巾帮我止血，急到忘了手上还捏着鸭腿。我感觉到手背一阵火辣辣的疼，抑制不住怒火，用另一只手抓起鸭腿，使劲一甩，正好把鸭腿丢到了赶来的护士脚边。

母亲一愣，接着抓起白色的泡沫饭盒，一股脑全丢进垃圾桶：“变着花样伺候你，你是我祖宗，你到底想干什么！不吃拉倒！”接着转头离开了病房。

我脑袋“嗡”地一声，夹杂着巨大的委屈，坐在床上哭成了个泪人。

等母亲再次返回病房时，我还在抽泣，想主动跟母亲说话，可一张嘴却哭得更厉害了——母亲手里提着和之前一样的三菜一汤，还带回来一罐可乐。

母亲红着眼睛又对我说了一遍：“你两天没吃东西了，多少吃点。妈妈给你买了一罐可乐，你念了好久了，等吃完饭，妈妈就想办法给你喝。”

我从小就最爱喝可乐，可生病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医生不让我沾凉饮料，特别是这种碳酸饮料，没想到最遵医嘱的母亲，竟然会主动给我买。

母亲所说的办法，是借来隔壁病友的铁皮饭盒，把开水灌进饭盒里，然后把可乐放在热水里，模仿热袋装中药，帮可乐提一下温度。

接着，母亲拿纸给我擦眼泪，笑着告诉我马上就有可乐喝了，别哭了。可是忽然，易拉罐“砰”的一声炸开了，可乐通过裂缝，“呲呲”地喷向四面八方。

我一下子就崩溃了，觉得心底有一块地方也跟着易拉罐一起炸开了。

母亲赶忙拿起纸巾，蹲在地上反复擦拭地砖缝里的可乐，看着她的样子，我忽然意识到母亲不再是我印象里的“超人妈妈”了。

这么多年，母亲一直在保护我，可她也只是个女人啊，我心里揪着疼，厚重的负罪感铺天盖袭来，自己真是太糟糕、太差劲了。

我没想到激素的副作用如此强悍，我的骨骼线提前闭合，再也没有长高过，却横向发展到145斤。小小的白色药片，把我的身体膨胀到以前的两倍。我在医院输液的部门，经常能看到十多个像我这样的孩子。有一次，听到一个路过的大人指着我们说：“全长一个样，一看就是激素娃娃，唉，造孽哦。”

那段时间，半夜我上厕所，拉开灯，镜子里就印出一张浮肿的脸，胖到极致，形态夸张，睡觉时我时常被镜子里的自己吓醒，便再无睡意，睁眼到天亮。后来，我在看《大话西游》时那个顶着猪头套的角色时，总会全身不适，因为总是会联想到镜子里的自己。

暑假刚过完，我一跨进教室，就被几个男生团团围住，他们尖叫着问我：“我X，你还是张小冉吗？你吃什么了？被催肥成这样？”

本来初一时，我还曾被列入过“班花”名单，身边有过好多新的朋友。可是胖了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开始和我保持距离了，大家装着不经意地打量我，像围观一头稀有的怪兽。我想，如果我这般样子，有人还是对我好，那一定是值得我珍惜一辈子的朋友。

我常常形单影孤地站在母亲身边，壮硕地像一头熊，走几步就喘得厉害。母亲也不嫌弃，逢人都介绍：“这是我女儿。”

我开始讨厌逛街，讨厌去买衣服。我受不了销售人员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后，说“没有合适的码子”。时常店铺里最大码的衣服，穿在我身上都会呈现出一个滑稽的效果，像极了我们这里一道知名小吃——缠丝兔。

母亲察觉到我的抵触情绪，故作轻松地逗我：“咱们多划算啊，给同样的钱，买同样的衣服，布料却比别人多，赚了。”

说这些话时，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表情，如果我笑了，她就会松一口气。

4

我重新可以正常咧着嘴笑，是在2006年我上高二之后。随着“强的松”越吃越少，身上的赘肉也渐渐离我远去。这时，母亲也知道我已重新融入学校集体生活中了——老师在开家长会时，点名批评了班上早恋的学生，名单里有我。

家长会刚结束，我就收到了风声，心想“完蛋了”。可回家后，母亲并没有质问我，甚至那几天都没提这个事。

这让我每天过得提心吊胆，最后决定给母亲写一封信，坦白从宽。

我挖空心思地描述那个男生对我多么好：每天坚持帮我用开水烫中药，督促我吃药，帮我买早饭，提醒我不能劳累；我们一同学习，共同成长；我又如何爱护自己，保证不做出格的事……

信件压在母亲枕头下的第三天，我按捺不住了，终于鼓起勇气，主动询问母亲读后感，母亲犹豫了一下，说：“那男孩子知道你生病的全部情况吗？”停顿了一下，又说：“女儿，你听妈妈说，你得和那男生说实话，不能瞒着人家。”

我心知母亲默许了我，开心极了，一个劲儿地说：“他知道，他知道，他啥都知道。”

我被喜悦冲昏了头，完全没去思考母亲的担忧。很快，这份担忧就应验了。

高三，老师开始为升学率做打算。我虽然断断续续耽误了很多课程，但好在成绩还不错，并且选择走艺术生方向，有了升学保障，老师对我很重视。

只是男朋友就没那么好运了，他作为“标准学渣”的不二人选，被老师劝去当兵。那不是他的志愿，他直接拒绝了。

老师给男朋友的母亲打电话，直言不讳地表示，你儿子放弃自己大好的前程，是因为张小冉。接着，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我男朋友在学校里是如何照顾病怏怏的我的。最后，老师推心置腹地劝告男朋友的母亲，你儿子必须去当兵，否则，他把张小冉送去大学，他就无路可走了。

那之后没多久，一天晚自习结束，我们走出校门，男朋友把他的校服披在我的身上，并排走向公交车站台。我要乘坐的公交车正缓缓驶入站台，男朋友把耳机塞在耳朵里，拨通了我的电话——这样路上可以聊天。

忽然，有人大力扯掉了我身上披着的校服，连带我的头发都有强力的拉扯感。等回过神来，就看到男朋友的母亲一把拉着他往自己的电瓶车上拽。

回家路上，我的耳机里传来一阵阵刺耳的声音：“她有病！她会拖累死你！你养得起她吗？你必须给我去当兵！儿啊，她会拖死你！妈不会害你，摊上她，你这辈子就完蛋了……”

声音断断续续，我却听得真真切切。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母亲的顾虑没错。

我看着公交车窗外的灯火，摸出手机，挂断了电话。忽然心里一紧，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接着，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我刚张口喊了一声“妈妈”，就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哽得生疼，再也说不出话。我哭得很过瘾，母亲一个劲儿地让我别哭，自己却和我一起哭了起来。

听见母亲的哭声，从那一刻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从此以后，只对母亲“报喜不报忧”。

5

2007年，整个高三，我的病情都在反复。“蛋白质”后面的“+”，像老鹰捉小鸡里母鸡后面的一串小鸡，任我如何用力甩，它们都死不松手。

母亲的心情也随着我的病情跌入谷底，开始了急病乱投医。她在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小广告，说某家医院是肾病方面的顶级医院，就拉着我奔去了。

那里的医生拍着胸脯保证，我的病一定能治好，然后给我们开出一张高额的医药费单，一副中药500元，喝两天。一个月中药费接近8000元。

那时母亲已经下岗了，重新找的工作一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钱。她拉着医生的袖子，问医生能否便宜点。

“求你了，求你了。”母亲反复重复着这句话。这三个字只有在我生病初期，母亲坚信是本命年带来了噩运、去拜菩萨时才会说的。看见母亲央求医生的样子，我忽然觉得自己真的是个拖累，连累母亲同我一起低人一等。

医生拿出一个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患者的年龄和金额，推到妈妈面前：“看，还有一副药收1200元的，收你500元，是看你孩子生病多年，我太想治好她了，收的成本价。”

母亲见诚意不能打动他，只能选择妥协。母亲先购买了一副中药，出医院大门后，拐入一家中药房，让药房人员帮忙照着中药单再抓几副药。但对方表示，某些药材被人刻意碾碎了，无法精确判断。我们换了几家中药房，结果都是如此。

从第七家中药铺走出来后，我问母亲怎么办。

母亲牵着我的手，坚定地说：“治。”

说这话时，成都已是阴雨绵绵的季节，小雨细细密密地滴在脸上，母亲的坚定，让我忽然觉得雨水也是暖烘烘的。

药品昂贵，我的一副中药要争取反复熬制，喝上3到4天。去医院复查时，尿蛋白仍是时有时无，不见好转。那个医生指责我们不按规定服药，一个劲儿地强调，“必须坚持3个月”。

在我坚持服药的第二个月，报纸刊登出黑医院名单，给我开中药的那家医院赫然在列。母亲带我再次去复查时，整栋楼已经人去楼空。

得知自己被坑了之后，我十分心疼被骗走的买药钱，母亲看我一个人生闷气，还拍拍我的肩膀宽慰说：“没事啦，你不是嫌坐公交车晕车，抱怨这太远了吗？这样以后都不用遭罪了，咱们还是回大医院继续看。”

母亲说得很轻松，可是我知道她已经没有钱了，母亲下岗再就业，在公司签的是临时合同，每天都担心自己会被辞退，抱怨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眼睛也不好，每天晚上都拼命地学习公司发下来的资料，生怕断了收入，让我无法继续治疗。

我开始恨自己，恨自己只知道花钱，却没有赚钱的本事。也开始变得特别抠门，如果花掉了不必要的开销，我都会生自己好久的气。那时的我，变得特别重视钱，母亲常常嘲笑我“掉钱眼里了”。

6

高三下学期，我再次入院，选择做肾穿刺活检手术。之前因为年纪小有风险，医生一直不建议，一直优先尝试其他治疗方案，如今实在不行了，最终决定取出肾组织，查出确切病因。

手术前，有半个月的排期。排期期间我每天百无聊赖，不是端个饭盒去餐馆里打饭吃，就是去小卖部看电视，偶尔去网吧聊QQ。我开始拒绝母亲陪同——这一次，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能耐，只是舍不得母亲操劳，不忍看到她担心的样子。

母亲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我现在可厉害了，在餐馆吃完饭，赖着不走，就等着餐馆的老板忙完，帮我把饭盒洗了才离开；昨天，我在医院门口买了一条银手链，带了一晚上就变色了……我努力向母亲证明，我在医院过得很愉快。

住院的第四天，隔壁床位来了一个小姐姐，她是婚检的时候查出尿里有血。

小姐姐和我聊梦想、聊电影、聊旅行，只是说到她丈夫时，眼光暗淡了：“小妹妹，和你说你可能不明白。我住院前，就听到婆婆对我老公说，如果查出来有问题，趁没孩子，赶紧离。我才和他结婚一个月啊，他怎么能这样……”

看着她焦虑的样子，我忽然明白了当年母亲的种种担忧。

手术结束后，需要24小时完全平躺，枕头都不能垫。医生反复强调，让我尽快排尿。由于我适应不了躺在床上如厕，憋得很痛苦，加上麻药褪去，疼痛感袭来，我感觉自己被人拦腰斩断了，躺在床上一个劲儿喊：“受不了了。”

母亲给我买了婴儿用的隔尿垫垫在我的屁股下，又把病房厕所的水龙头拧开，让我听这流水声，刺激排尿。我听到水流声，看着母亲偷偷背过我，用手臂去擦眼泪，我忽然觉得耳边的流水声像大坝泄洪一般，“哗”的一声，冲垮了我，在病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肾穿刺活检报告出来了，我是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医生说，虽然我的病程是整层楼的病友里时间跨度最大的，但由于我长期接受治疗，“养护”着我的肾，所以我是当天所有参加活检的病友里，病情最乐观的。“所有的功劳，都该留给你妈妈，幸好这八年，她一天都没有放弃过。”

后记

小学六年级以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导游，后来我意识到自己行不了万里路了，便把同学录上“梦想”一栏改成了“医生”，我自以为对肾病方面的了解已到了专业的高度。

随着身体逐渐恢复健康，我从当初每周复查一次，到如今每年复查一次。不知不觉，向医生阐述病情时，我开始掰着手指头数给医生听：“大概十八年前，我第一次查出尿蛋白四个加……”

复查频率降低，让我将“专业知识”抛到了九霄云外。如今，我做着一份普通的职员工作，朝九晚五。

去年，当初的那个小姐姐再次联系我，说她在华西医院门口租了一个房子，守着医院怀孕，“冉妹儿，其实我已经记不住你的样子了，但是，你一直给我力量哦”。

她之所以会告诉我这些，是因为她知道，我也是一位母亲了，有了个健康活泼的宝宝。

有了宝宝之后，我理解了母亲当年所有的心路历程。我爱我的孩子，就像母亲爱我一样。

编辑：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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