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与痛苦

收到了一封令我惶恐不已的邮件。一直觉得我的论文是没人看的，因为我几乎不看知网上的论文，每一篇外国文学的研究都是无聊、晦涩、没意思，我也从来不看自己写的论文，因为同样的无聊、晦涩、没意思。所以我惶惑极了。

在国内做外国文学研究有点滑稽，因为这几乎就是一个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圈子。一方面，它无法像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一样，产生面向中国问题的关怀与思考，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像理工科与国际的学术圈子勾连起来，进入国际话语体系。能发到好一点的刊物上的文章，套路大抵都是“它产自销”——阅读大量国外文献，然后转码回国内的期刊。也就是说，从研究的价值上来看，它既无法增益对于中国的理解，也无法获得国外同行的了解与认同，因而，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是永远无法产生“海外汉学”那种影响的。如果彻底回到布迪厄等人分析的学术场域里，那么，这种研究的最后一点尊严，好像都没有了。

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的普通阅读者，我又必须承受另一重身份的撕裂感：论文生产者。如果如昆德拉所言，小说研究的是关于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个层面的命题，几乎是无法通过学术论文再现与阐释的，因为，学术论文做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也许要低一些）阐释：技术、文化、社会语境与历史的，总之就是需要把对文学的理解焊接在别的学科与思路之上，仿佛它无法言说自身一样。所以，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文化研究的方式，我自己这些年也是一直采取这种模式。这种研究的问题就是，它永远无法触摸到“存在”层次的问题，因为技术性的语言与思路会消灭触感与知觉，只剩下知识与技法。

可是，作为一个像伍尔夫所谓的那种普通读者，当沉默时、当转向内部时、当放弃了语言时，我是能强烈地感受到小说“存在”层面的撞击的。读莫里亚克时的痛哭流涕、难以呼吸，是永远无法以论文的姿态出现的。这一点之前也说过，就外国小说研究来说，论文是拿一个“向外”的、公共的壳来套一种“向内”的感受力，必定是竹篮打水。所以，我的研究与我的感受，是脱节的。

这时候，就特别羡慕导师那种将学术“生命化”的学者，像民国时期那些大先生一样。同样是做文学研究，他的方向却比我的更有现实感。他一直在做苏俄文学研究，这个范畴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审美上无可匹敌的价值，一方面更是因为题材的敏感性与现实性——使得他可以将所有对于中国、当下、历史的问题溶入自己的文章中。我实在没办法在维多利亚的小说里发现革命、契约等充满现实感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却是天然地准备在苏俄文学中的。前不久看他发的文章，谈托尔斯泰与中国革命的问题，心里很羡慕文章中流动的生命感、关怀感与思考的强力。

然而，这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今晚，他在师门群里说自己今年翻译书，因为后记里涉及到“革命”、“苏联”、“契约”等问题，被出版社要求删除，导师很愤懑，说如果删除后记，他就毁约，不在这家出版了。然后，他说了一句几乎让我落泪的话：“出版社要卖钱，但是我总不能卖身吧，近来很痛苦。”，所以，学问“生命化”与“在地化”，又是另一种痛苦，被不允许谈论的痛苦。

说或者不说，说不出或者不准说，我们要么惶惑，要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