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耕細作 卓然可師——評漆永祥整理本《漢學商兌》

未觸齋 2018-04-29 18:02:40

漆永祥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近年來,古籍整理事業蓬勃發展,一大批重要著作被整理出版。2017年3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由漆永祥教授點校的《漢學商兌》,是一部優秀之作,對青年學者從事古籍整理具有指導意義。《漢學商兌》向來被認為是清代學術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先生點校此書,已于2016年作为《子海》分項目由鳳凰出版社出版,但限於叢書出版體例,對該書內容的介紹等都非常簡略。此次出版,增加了對該書詳盡介紹與評價的〈導言〉部分,同時增入豫師《漢學商兌贅言》,并附有方東樹傳記資料與前賢對《商兌》一書的序跋等,成為一個整理與研究相結合的新校本。

首先,漆教授有深厚的清代學術研究造詣,古籍整理與研究成果豐碩。

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先生就致力於清學研究,1998年出版的《乾嘉考據學研究》,王俊義先生給予高度評價:「此乃迄今為止第一部較為系統、全面、深入研究論述乾嘉考據學的專著。」(王俊義:〈乾嘉考據學研究序〉,見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4)2006年,又出版了《漢學師承記箋釋》,並撰成《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整理出版《江藩集》,學界以為「是《國朝漢學師承記》與江藩研究的總結性集大成之作,尤其是《箋釋》一書,將成為學習研究清代學術史不可或缺的案頭必備之書。」(杜澤遜:〈清代學術史的一部力作——讀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頁152)與此同時,先生還整理出版了《東吳三惠詩文集》,對三惠尤其是惠棟佚文收錄尤多。這說明,先生在清代學術史的整體研究整理與專人專書的疏證考論上,都具有深厚積澱。

在古籍整理上,先生更是理論、實踐、成果俱富。1993年,剛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便參與到《全宋詩》的整理工程中去,「前後承擔了大大小小四百餘家詩人詩作的整理。」(漆永祥:〈箋釋緣起與後記〉,見[清]江藩撰,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084)1999年,針對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書林清話》發表了〈整理古籍豈能忽視標點符號?——點校本《書林清話》標點糾誤〉一文,明確指出「點校者既需要多方面的古籍整理知識,更需要認真負責、謹慎細心的工作態度」,(漆永祥:〈整理古籍豈能忽視標點符號?——點校本《書林清話》標點糾誤〉,《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第4期,頁123)這些貌似老生常談的感悟,得之作者校勘實踐,在今天仍極具指導意義。

基於以上學術背景,先生整理方東樹的《漢學商兌》,不僅有完備的理論為指導、豐富的經驗做鋪墊,而且特別能夠客觀、准確地評價整理對象。所以,此次整理本質量上乘,首先與先生的學術素養及多年經營清代學術的經歷密不可分。

《清學札記》 北京聯合出版社公司 2017年12月 68.00圓

第二,在版本校勘及異文出校上精耕細作、嚴謹准確。

古籍整理的第一步是調查版本,釐清源流,以確定底本及參校本。先生詳考《漢學商兌》的編纂刊刻過程,認為道光初刻本與望三益齋刻本是此書最重要的兩個版本,而《漢學商兌刊誤補義》是兩本存在差異的最主要內容。據此確定了以望三益齋刻本為底本,校以道光初刻本等版本以及《刊誤補義》。不僅內容完整、訛誤較少,而且大大減少了出校的次數,方便使用。

整理本校勘成果十分豐富:一是詳列諸本之異同,使讀者對初刻本、望三益齋刊本與《刊誤補義》本增刪情況一目了然,達到了「有一本而三本皆存」的效果;(導讀,頁52)二是追蹤探源,與引用原書相勘驗,指出其中的諸多問題;三是對其書本身存在的訛誤適當校改。這些成果都十分重要,甚至關乎某些重要問題的討論。

1. 校諸本之異同,以見方氏攻訐漢學之猛烈

關於《刊誤補義》對道光初刻本的增改,〈導讀〉中列舉數例,並得出結論:「《刊誤補義》中,在攻駁漢學家時,往往所補內容語氣更為加重,言語更為毒詈。……主要是增補大量正文尤其是注文,以補充證據,增加說服力。」(導讀,頁37-38)刪削亦本此旨,如刪掉原有的「近人說經,無過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俛首,自漢唐以來,未有其比也」一句,幾乎將考據學在小學、訓詁、名物、典制諸方面的成就完全否定。(導讀,頁23)通過對望三益齋刻本與道光刻本、《刊誤補義》的相互校勘,又指出「望三益齋刊本既不是忠實於初刻本,更不是簡單地將《刊誤補義》逐條、逐句、逐字地增入於初刻本後,形成一個新的版本,而是在初刻本與《刊誤補義》基礎上,對兩本皆有所增刪,即有所從有所不從。」(導讀,頁39)

同樣的情況在全書校記中觸目皆是。如卷中之上第六節,據校記,「並無所謂義理之學」下道光本僅寥寥數語,而在望三益齋刻本中,不僅增加了一些激烈的言辭,如「碩學通儒」前增「自命為」三字,「海內風靡」前增「奮其私妄,信口無忌」八字等,接着這段話又批評版本校勘之學曰:

豈所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失之易而不遜志者與?將苟據版本異同,不深究其所原,不度德量力,犯不韙而不顧者與?

之後,再次反復斥責後世違背程朱理學者,謂之「妄起疑端」「自誤誤人」「承風吹唇,一同吠影」,尤以鄙薄乾嘉漢學最為尖刻,直把漢學家比喻為病入膏肓、無藥可治之人。又如卷中之上批評戴震,〈導讀〉已舉出道光本中原有「所謂獸死不擇音者也」九字,方宗誠重刊時刪去。但在《刊誤補義》中又加了一大段正文及注文,惡語咒罵。根據校記的標識,我們發現增补文字的戰火已由戴震本人蔓延到其推崇者身上。針對盧文弨的〈戴氏遺書序〉,他說「不啻以周公頌王莽,以孔子頌魏忠賢」,謂盧氏與錢大昕「皆學其末而昧其本,於義理白黑,一無所辨」。而在小注中,提到施朝幹文集中收錄了一副他人所作挽聯,簡述施氏生平特意注明「無子」,其幸災樂禍之態令人咂舌。(卷中之上,頁67)

這些版本異文客觀存在於二本及《刊誤補義》中,但如果沒有一個底本恰當、校勘精審、校語清晰的匯校本,我們很難看出這種紛繁複雜的變化規律。

2. 溯引文之來源,以見方東樹鈔撮成說之文風

方東樹在卷首〈凡例十則〉裏表示於所引說,均注明篇卷,但漆教授在〈導讀〉中指出:

《漢學商兌》是駁論體書籍,就方東樹文中所引史料而言,表面看起來內容龐雜,凡六經子史及時人小學、文集、說部之書,皆大量征引。然而,仔細核對方氏引書,卻發現貌似博學的方東樹,其所讀之書實際非常有限。(導讀,頁23-24)

顧炎武的《日知錄》、紀昀等所纂《四庫全書總目》、江藩《漢學師承記》等書,是《漢學商兌》襲用較多的書籍。並常常輾轉生誤,以是為非。如卷上第一節「豈在洪水猛獸下也」下小注曰:

元道士朱象先〈終南山說經臺碑記〉、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稱終南山樓觀,為尹喜故居,故其徒謂之「祖庭」。是編載歷代羽流居是觀者,道謙所編皆元人,象先所纂則自尹喜而下周、漢人也。

對於這段注文,校記曰:

按「元人」《四庫總目》卷一四七〈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提要〉作「金、元人」。(卷一,頁11)

根據校記,此處實為抄襲《四庫總目》。可見《漢學商兌》一面批判乾嘉考據學家,一面又暗襲他們的考證成果。卷下一卷,先列舉清代經學考證著作,後文明言「皆據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卷下,頁212)實際上,卻妄自增刪,且多有訛誤。這些情況,在校記中都有說明。如《易》類,「方氏所未引者,尚有『顧炎武《易音》三卷、焦循《易學》四十卷』」;(卷下,頁196)《四書》類,劉臺拱《四書駢枝》,「『四書』當為『論語』之誤,劉臺拱書名及江藩〈經師經義目錄〉皆作『論語』,方氏涉上文而誤也」(卷頁,頁206)等。最明顯的是《詩》類,《漢學商兌》曰:

於《詩》則有惠周惕《詩說》,戴震《毛鄭詩考》,陳啟源《毛詩稽古編》,顧棟高《毛詩類釋》,范家相《三詩拾遺》,錢坫《詩音表》。

校記曰:

江氏原文有「顧炎武《詩本音》十卷」,而無「顧棟高《毛詩類釋》,范家相《三詩拾遺》」兩書。江氏謂「顧震滄之《毛詩類釋》,多鑿空之言,非專門之學,亦在刪汰之例」。然則顧書為江氏所不取,而范書江氏一語之未及,故方氏所引,非江氏原意可知耳。(卷下,頁201)

沿誤未改的,如「三禮」類有「惠棟《禘祫說》」,校記曰:「按惠棟書名為《禘說》,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衍一『祫』字,方氏據之不改,當刪『祫』字為是。」(卷下,頁203)「江永《儀禮釋宮譜增注》」,校記曰:「按江永原書無『譜』字,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衍,方氏據之不改,當刪『譜』字為是。」(卷下,頁203)

這些增刪訛誤,先生在校記中都一一指正,對讀者有很好的提示作用。更重要的是,直觀呈現出方東樹抄撮成說的不良文風。

3. 正原書之訛誤,以見《商兌》行文之粗疏

漆教授在點校整理《漢學商兌》時,除古今字、異體字等通例無校改說明外,原書引文及表達中的錯誤,無論改或不改,均出校記,很好地做到了「死校」與「活校」的統一。

如卷上第一節「而道與道亦分矣」下小注曰:「熹平中,妖賊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校記據《後漢書》《三國志》指出:「『熹平中』當為『光和中』;而為太平道者當為『張角』,為五斗米道者當為『張修』,方氏皆誤也。」(卷上,頁8)據此可知,方氏略引史籍,導致內容錯亂。不宜對正文有所改動,但對於史事的失實卻有必要糾正,故而在校記中指明。又如卷中之上第二十二節引阮元〈論語論仁論〉「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句,校記曰:

按「元和」為「元初」之誤。《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上書安帝曰」云云,則此為「元初五年」之事。毛奇齡《四書改錯》誤引,阮元引毛氏語未改,方氏引阮氏文,亦沿誤而未正之也。(卷中之上,頁110)

此節分明隸於「阮氏元曰」「《論語》《孟子》仁說」之下,據〈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二篇校勘並非難事。可貴之處在於將阮書引文來源及其最初史料一一勘比,一舉糾正了《四書改錯》〈論語論仁論〉及《漢學商兌》引用《後漢書》的年號之誤,非常能夠彰顯整理者的學術識力。

其他校記指出的,如卷中之下第十節「謂之叶韻謬矣」下小注將顧炎武「注《易》為《易音》」誤為「注《易本音》」,(卷中之下,頁135)卷下誤夏侯勝、夏侯建為龔勝、龔建(卷下,頁236)等等。有些可以通過與原書互校就能改正的,有些卻需反復核查才能找到致誤之由。因此,《漢學商兌》整理本的校記,在改正原書訛誤上兼有三種意義:一是得文字、事實之正;二是見方氏學問、行文之粗;三是啟發我們整理點校古籍時要究本溯源。

《漢學商兌》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7年3月 48.00圓

第三,在對方東樹及其《漢學商兌》評價時不過分拔高自己的研究對象,實事求是。

如果結合2013年發表的〈方東樹《漢學商兌》新論〉與整理本〈導讀〉,我們發現,作者對整理研究對象幾乎沒有半點褒揚之辭。一方面將前人的正面評價加以否定,另一方面對方東樹其人其書進行嚴厲的批判。先生在〈新論〉中分析方氏撰作此書的原因時專門指出「方東樹本人的性格,輕率易怒,喜好駁辨,爭強鬬狠」,(漆永祥:〈方東樹《漢學商兌》新論〉,《文史哲》2013年第2期,頁128)又把《漢學商兌》定性為「一部大言自壯的抄撮毒詈之書」,(同上,頁133)「不過是在荒郊野外,自設擂臺,赤膊上陣,空拳擊影的獨角戲而已。」(同上,頁137)這種認識在〈導讀〉中得以延續與強化。如批評其抄撮拼湊,稱之為「斗湊而成的百衲篇」,(導讀,頁12)核查其所引史料,指出「不過是二手材料的鈔撮叢聚而已。」(導讀,頁25)尤其是針對書中濃烈的火藥味兒強烈譴責說:

在《漢學商兌》一書中,輕蔑侮辱、切罵毒詬之語,遍及全書。諸如「邪說」、「愚昧」、「欺誣」、「誣誕」、「妄庸」、「違戾」、「偏蔽」、「悖道」、「橫逆」、「蔑理」、「翳障」、「邪妄」、「穿鑿」、「昏蔽」、「鄙陋」、「滅性」、「陷溺」之類的字詞,刺眼觸目,無處不見,據筆者統計多達一七六〇餘次(包括極少數引用他人文中的用語)。在一冊約十三萬字的書中,惡詈咒語,隨文即見,甚至不惜人身攻擊,令人無法卒讀。方東樹的攻訐,已遠遠超越了學術駁辯的範圍,失去了一個學者應有的氣度。《商兌》一書,幾乎成了惡語詈詞的大全本與活用詞典!(導讀,頁27-28)

在〈導讀〉「《漢學商兌》評價」的最後申述說:

糾其實,方東樹不過是一個赤手空拳、大言自壯的衛道者。他持有極深的門戶之見,又無自己的創見卓識;但輕率好鬬,一意尊朱,排斥他家,惟毒詬詈罵為能事。而《漢學商兌》也只不過是一部鈔撮稗販、少有新見的急就章,是一部諷刺謾罵、惡語毒詬之詞的大全本而已。(導讀,頁32-33)

無論是〈新論〉,還是整理本的〈導讀〉,都表現出先生實事求是的批評態度。對于《漢學商兌》一書,歷來褒貶不一,通過先生的整理與研究,最終作出弊遠大於利的評價,毋庸置疑,這對研究清代學術史有廓清道路之功。

綜上所論,漆教授點校的《漢學商兌》確實是一部精耕細作的典範之作。當然,亦有未盡之處。如在標點上,卷中之上第十二條「格物致知」四字用了單引號「「」」,但實際上此四字已在引文中,當為雙引號「『』」;又如在文本內容上,卷下第九條「於經義總則有」云云,校記曰:「『經總義』,方氏原作『經義總』,據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乙正。」(卷下,頁212)實際上整理本原文還是原貌,並未改正。這些小問題或屬偶爾失誤,或是手民之誤,當於再版時加以修正。

(原刊於《國文天地》2018年四月號。原文10000字,發表時刪去5000餘字。)

《國文天地》 2018年四月號

未觸齋
作者未觸齋
13日记 1相册

全部回应 1 条

添加回应

未觸齋的热门日记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