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
《中华读书报》著名记者舒晋瑜追踪采访31位茅奖获得者,从对首届茅奖获得者之一的李国文的访谈，到对第九届茅奖获得者格非、王蒙、金宇澄、李佩甫、苏童等作家，包括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茅奖作家莫言……最终汇成《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书中还收录了作者对历届茅奖评委的访谈，以人为本，将茅奖作为切入点，从评奖与得奖两个角度透析中国文人与文学界，为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呈现当代文学的心灵地图。
李星：有一件事曾使我很受伤
问：多次担任茅奖评委，可否谈一下您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是什么印象？
李星：中国作协邀请的评论家，我实际参加了四、五、六三届茅奖评选工作。四届、五届为初评组（读书班）成员，第六届为初评和终评委成员。
问：有文章说，由于您对作品完整认真的阅读和准确的评价，才使《张居正》和《黑色无字碑》这两部都是百万字三部曲的长篇小说最终榜上有名。是这样吗？您参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是否做了很多扭转“乾坤”的工作？
李星：你所说的《张居正》和《黑色无字碑》评选内幕，应是事实。当时评委会组成年龄偏大，有文坛宿老更有几个老教授，还有一些平时工作很忙的文艺报刊负责人，要他们阅读完全部作品，并在更大范围内比较选择是不容易的，会上有人担心多部作品中后几部的质量，我即谈了自己阅读的印象，说《张居正》后边比前边还好。至于张洁的长篇，有人担心离个人经历太近，会不会惹事，我说了一句：“那是你们对她太熟悉了，我读了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都被采信了。
这可以说是好事，还有一件与我有关的事。有一届初评小组大会汇总，主持者陈建功说，这几年中国改革成就最大的是农村，但现在却无一部关于农村改革的作品留下来，不知大家在阅读中有无此类作品，哪怕弱些，但可以报上去，以示我们对此的关注。我突然想起一部第一轮就被三人小组淘汰的作品，是写农村改革的，就在会上说了，陈当即指示两个北京评论家连夜再看一下，第二天就补上了。想不到这部“捞”上充数的小说，最终却在一个热爱家乡的老评委的坚持下获了当届茅奖。我成了始作俑者。
问：您曾预测贾平凹的《怀念狼》能够上榜，最终落选，能否谈谈是什么原因？
李星：对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和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态度，我一直都存有偏爱。《怀念狼》这个小型制的长篇以“老英雄”的生命力蜕化，来揭示在现代化背景上人的生命力的衰退，精神意志的蜕化，这部寓言体小说，我自然很喜欢，认为是一部与世界性人文潮流接轨的好小说。但当时的文学界，对此却并无敏感，对寓言体小说也不看好。直到毕飞宇的《推拿》，才第一次给小型制的长篇以必要重视。
问：在参予历届评选中，您还了解到什么？能否多透露些内幕？
李星：作为一个外省评论工作者，我并不知道多少“内幕”，但有一件事，却让我很受伤：张炜的《古船》曾被四届读书会，置于二十余部的首部重点推荐，但却最终落选。到了第五届，他的《九月寓言》也被一致看好。但担心它表现主义的写法不被年龄偏大的终评委喜欢，一些人又提议将上次落选的现实主义的《古船》也推上(并无禁止条款)，出现了张炜一人被推两部的事，后来听说在终评会上有同志认为读书会划框框强加于人，提议取消了读书会。我才知道，这个以中青年为主，对当前长篇创作很熟悉很有热情的读书会，在一些人眼中却那么讨厌。
还有一件事可提，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在一届评审中受到一致好评，有人甚至惊呼：“百年一遇。”（丁临一语）但临到最后，一位研究过诗词格律的评委却指出书中一些诗词与格律不合，类似“打油”，并上升到影响中国文化声誉的高度。于是就落选了，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一种遗憾。还有唐浩明的《曾国藩》有人一句“史太重，文学性太差”就坚决否决了，我也认为太武断。文学性究竟应怎么看？难道将历史人物表现得如此真实、丰富、复杂、立体就不是最大的文学性？
我对茅奖有两个主要观察，一是题材的时事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一直都有或隐或显的较量，在每届都存在哪个为主导的问题。哪一届前者占上风，必然会有至少一部政治正确、艺术较差的作品被推出，哪届后者占上风，就没有为了体现政治正确艺术上较弱的作品出现。好在，大概是从第六届，评选结果不先报中宣部审核了，“作协也有一级党组织，应相信它们。”这是我后来听到的话。另一趋向是，茅奖经由从评作品到评作家的变化。中国长篇小说发展了三十多年，积累了一些有人气的优秀长篇作家，奖给他们，哪怕不是他们最好的，却有公道在，比起偶然出现一部好作品，更能服人。当然如《繁花》《白鹿原》这样一鸣惊世的现象以后仍会在评奖中出现。
问：您认为公开评委投票的形式好吗？如果是您，更倾向于哪一种形式？
李星：匿名投票的和公开的记名投票似乎各有利弊，但从给评委以更大自由选择空间和世界范围内文学评奖之通例来看，还是匿名更好。公开并不见得就一定公正，同时也会给评委们带来屈服于权威和人情的压力，易从大流，而压抑个性。
问：可否选出十部您认为能够留得住的历届茅盾文学奖作品？
李星：凑十部容易，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许茂和他的女儿》《战争与人》《张居正》《南行记》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但如张贤亮的《菩提树》、莫言的《红高梁系列》、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贾平凹的《怀念狼》等，经得了时间考验的作品终未获奖，终是遗憾。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终未以单篇获奖也留下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历史印迹。当然一些好作品时过境迁，被人们忘记，或被时间淘汰，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人们却可以努力做到不让即使在当时也不怎样的作品充数。高层的文化、文艺领导也会接触一些长篇小说，也会有自己对作家的喜爱和人情渗透，也会有自己在一定范围内表达的意见，但这并不都是组织的意见，更不能作为评选的指示。第六届就有作品弄得上下都很紧张。作为中国作协领导组织的茅奖，它的权力应属于作协组织的评委会，这几年应该是越来越入道了。
王春林：大评委制能有效防止操纵
问：您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时，恰逢实行“大评委制”。在第八届、第九届茅奖评选中，对茅盾文学奖评选印象如何？
王春林：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我个人有幸参加了最近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依照评奖规则，两届评奖，共产生了十部获奖作品。对于这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我的总体评价是最不“离谱”。任何评奖，第一，不会绝对公正；第二，评奖结果不可能没有争议。这两届“茅奖”的评奖结果，同样也有争议，但同之前的几届相比，我认为这两届应该属于最不“离谱”的评奖。
最初的几届“茅奖”争议较少，是因为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尚未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相对较少；并且由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们的作家、评论家思想解放程度还不够，自由与民主的意识也较为薄弱，再加上对权威的盲从与膜拜，很少对评奖结果进行反思。
近年来，我们的文化环境、文化语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每届结果出来争议都很大。例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共评出了五部作品，分别是《平凡的世界》（路遥），《少年天子》（凌力），《都市风流》（孙力、余小惠）、《第二个太阳》（刘白羽）和《穆斯林的葬礼》（霍达），争议就比较大。除了路遥名至实归，凌力与霍达差强人意之外，另外的两部作品很显然算不上出色，获茅奖的确显得相当勉强。还有第四届刘玉民的长篇《骚动之秋》，除了在列举“茅奖”获奖作品的时候会提到它之外，好多人根本就不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部获奖小说。据我的了解，圈里的作家、评论家对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总体的一个评价，就是认为它是最不“离谱”的两届评奖。大家都觉得这十部作品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思想艺术水平，是应该获奖的。丘吉尔曾经说：“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目前人类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制度。”我们在这里简单地套用一下丘吉尔的话，不能说这两届评奖就是最完美的评奖，但它从根本上说却是最不“离谱”的。
问：参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您是什么心情？对于大评委制度，有何看法？
王春林：这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大评委制的采用，评委人数由原来的二十多人一下子就增加到了六十一人。原来的评奖制度分为初评和终评，评委人数加起来也和这两届差不多，但以前是分两步走的，并且有规定，京外评委不少于三分之一。而这两届是每个省各推荐一名评委，而且解放军总政治部还要推荐评委，最终选定六十一个评委，一半是地方推荐的，一半是中国作协指定的，而且中国作协所指定的这些评委也不全是北京的，这样就有超过一半的评委都是京外的。原来的评奖制度还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文学向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仁智之见，就是说每部作品，这个人看着好，那个人未必觉得好。所以说，初评委觉得好的作品，终评委的感觉往往正好相反。这涉及到评委的组成问题，以前能当终评委的大都是资格老的人，资格老其实就是年龄大，年龄大就存在着审美观念、艺术经验可能较为陈旧的问题，而初评委往往是年轻人，年龄的差距导致他们的评选标准不一致。但这两届“茅奖”评委年龄最高不超过七十岁，就是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占评委的大多数，四五十岁的人为主体。他们的文学经验更加丰富，与整个文坛的创作也基本同步，这样就能保证评委对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到位。此外，评委人数少的话，还存着个别人操控评选的问题，而大评委制则能有效防止评奖被操纵。
问：评选结果和您的预测一致吗？
王春林：不完全一致，大体上一致。比如，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除了获奖的五部作品之外，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好的另外几部作品分别是蒋子龙的《农民帝国》、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关仁山的《麦河》、宁肯的《天·藏》、秦巴子的《身体课》等。一方面，我们固然无法断言获奖的作品就一定比这些未获奖的作品思想艺术水平高，另一方面，也同样难以断言这些未获奖的作品，思想艺术成就就一定比不上那些获奖的作品。到底哪些作品到最后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其实更需要经过时间与历史的残酷检验。同样的道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除了五部获奖作品外，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分别是徐则臣的《耶路撒冷》、韩少功的《日夜书》、关仁山的《日头》、宁肯的《三个三重奏》、葛水平的《裸地》、阎真的《活着之上》等。某种意义上，你必须承认，获奖其实也存在着运气好坏的问题。
问：在参予两届评选中，您还了解到什么？能否多透露些内幕？
王春林：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内幕，因为我个人认为，因为实行了大评委制，实行了实名制投票，同时也引入了公证员的现场监督公证制度，这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其透明度已经有了极其明显的加强。透明度增加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所谓为公众所不了解的内幕的显著减少。如果一定要披露所谓内幕的话，我想起了这样两点。其一，并不是所谓的参选作品，我们全都进行通读。有一些比较差劲儿的作品，你根本就不需要从头读到尾，很多时候，你只需要读一半或者读三分之一，就可以对这部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准做出相对准确的定位。其二，对于其中的一些作品，评委之间因为认识的不一致，也会产生相对比较激烈的争议，有时候甚至会达到面红耳赤的地步。
问：您认为公开评委投票的形式好吗？如果是您，更倾向于哪一种形式？
王春林：这两届评奖，从第一轮到最后一轮，都是一共投六次票，每次投票都是实名的。就是说你给哪些作品投了票是瞒不了人的，尤其是到后面几轮的投票结果都是要在报纸上公布的，这样大家就会判断你是不是投得有道理，是不是在徇私舞弊。实名制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会起到监督的作用，对一部大家都读过的小说，你投得合理不合理，是不是投了一部很差的作品，大家一目了然。但它也有负面效应。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可能和张三关系特别铁，而张三的作品正好参加这次评奖。假如他的作品是不够格的，如果不是实名制的话，我还有逃避的可能，但现在你是没法跑的。大评委制最终还是保证了评奖的公正性。从总体上看，我个人认为，公开评委投票的实名制形式还是利大于弊。
问：可否选出十部您认为能够留得住的历届茅盾文学奖作品？
王春林：细细捡拾从第一届到第九届的全部获奖作品，我个人心目中的前十部作品分别是，《白鹿原》《秦腔》《平凡的世界》《长恨歌》《尘埃落定》《芙蓉镇》《繁花》《江南三部曲》《蛙》《东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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