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分析体验】关系:那些难以言说的,以及其他

沁云 2018-03-31 12:20:34

(图片来自网络,若侵权请告知)

进入新的一年以来,我跟分析师的谈话简直快变成了诉苦大会。由于面谈时间改在了晚上,我每次都是匆匆伺候孩子们吃完饭后再赶过去,然后把自己“扑通”摔进长沙发里,就开始讲我在实习工作中的不满和烦恼。Dr. K每次都能耐心倾听并安慰,说反正马上就要毕业了,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我也每次反复跟他讲,就算只剩一天就能毕业,那这一天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想要好好地、按自己的方式度过。这不但是我在目前的学业和实习重压之下所想,也是我一直以来尝试去做的。

其实不知不觉间,我早已将这位分析师当作专业方面的导师。过去两年要是没有他在我生活中定期提供深层次的交流和心灵“净化”,我会经历与无物之阵的更多挣扎。除了人生、欲望、生死等这些我喜欢的主题,由于我本人也在学习临床治疗,我们的谈话便常常涉及临床工作。很多次,当我对自己所面临的工作情境产生困惑,甚至对自己凭直觉感受所做出的判断感到怀疑(因为其他人都与我意见不同),我总能在Dr. K这里听到认同、肯定,以及进一步的建议。这时候,我就像一个学生一般,期待老师的评语和经验之谈。比如当我说,我现在不按实习单位的要求枯燥地“讲课”了,我在试着做真正的团体治疗、引导病人公开地谈论他们对治疗过程的阻抗,我会听到“太棒了,这是有意义的做法”以及被提醒要去注意调节团体中的情绪唤起水平。甚至当我说,我决定对正上着的无聊的课只付出最少量的必要努力,Dr. K亦能发出会心一笑且鼓励我一定要这么做。因为他明白我只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治疗师,而不是非要做最好的学生。

我们近期的面谈都在一些重复的话中打转,我的抱怨是重复的,分析师的安慰也重复。但这周的谈话有了一点突破,并使我开始反思这段分析与被分析的诊疗关系中的“关系”。最近的两个月,因实习单位的人事变动,我处于几乎没有督导的情况。而且之前有督导的时候,情形也没好到哪儿去,因为我的指定督导基本上只关心我掌握了多少认知行为疗法的干预手段,似乎一点也不想了解我的真实想法,也并不在乎我的个人成长。我自己也知道我的某些想法会被目为“危险”,所以早就领会到,有些话只能“倾倒”给对我来说亦师亦倾听者和对话者的分析师。很自然地,我们对我的处境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一方面,我不满于过去三年所接受的临床教育,觉得学业中没有包括治疗师的个人体验(——我接受精神分析是自发行为,不是学校要求)和自我关照的内容,是一大缺陷。此外,实习经验令我意识到,一些治疗师实际上并不愿意谈论来自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尽管这个群体每天的工作就是跟来访者的感受打交道、治疗师本人的感受其实也是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在很多情境中还能成为治疗师对来访者实施干预的工具;而这种学科现状使我感到危险:这种情形不论对治疗师还是来访者都不是理想的,有可能会对双方都造成伤害。

Dr. K坦白地跟我沟通了他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大量的治疗师——有我前述学业标准的原因——都是”unanalyzed therapists”。我觉得他所说的“未经分析”,倒不是说一定要去经历精神分析这种治疗模式,而是指坐在来访者的位置去体验心理治疗的方方面面,例如关系(也包括权力关系)和界限的设置等等,同时这种体验也是解决分析师本人内心冲突的一个非常有必要的途径。缺乏这种经验的治疗师,很可能会无意识地在接诊过程中把属于自己本人的情绪或感受投射在来访者身上,而这于治疗无益。在我跟Dr. K的面谈中,也曾有几次,我意识到他把他自己对事物的感觉“强加”在了我身上。每次我向他指出,他都能很快地反应过来并向我承认。我比较认同他的说法:治疗师不可能不犯错,但是是否能坦然面对,则是一门功课。大约是在Dr. K这里体验到的临床治疗氛围太完美、太符合我的理想,导致我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环境也变得“挑剔”起来。在实践中我发现,当某些同学和治疗师谈论“反移情”,他们说的更像是自己的“移情”,即以自身历史和经验为基础而产生的对来访者的感受甚至判断。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们没有把自己本来的感受和被来访者唤起的感受区分开来。这的的确确是很难的一门功课,需要治疗师本人内心所负载的东西较少才行。我的上述判断当然也很主观,不一定完全准确,因为这两种感受之间的差异相当细微,需要从业者有敏锐的觉察力才能做到,我觉得我还远远不行。以前参加禅修的时候,法师经常说我们“心太粗”,根本很难觉察到自己的第一念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胜任力强的治疗师可能需要有一点禅修基础,用来帮助观察到自己面对来访者(即“对境”)时的念起和起处。至少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

其次,Dr. K总结道,不是每个治疗师都对谈论自己的内心感受感到舒适,这已是行业内的普遍现象,也跟“未经分析”有关。或许是因经历了两年的精神分析后我在情感表露上略为开放一点,也或许我本来就是个喜欢沟通和表达的人,我对这一现状几乎无法忍受。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反复出现了这篇文章开头描述的那一幕。

因为我对毕业之后所能获得的督导也较为悲观,故一直有个想法说将来自己付费请一位私人督导,之前考虑过一段时间,但好像除了Dr. K以外,没有更好的人选。可是心理治疗领域很忌讳双重关系,所以我一直没有提。这周我终于把这个想法提了出来,心想反正也不可能,也就是说说而已,然而Dr. K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他提出,如果我愿意换一位分析师,就可以聘请他为督导,这样的话,我们的关系还是只有一重,符合伦理守则,这也是业界认可的做法。由于我从没想到过能有这种可能性,因此当时很吃惊,也没有多想,只觉得不太愿意这样做。我直接说:那就先保有这个可能性好了。然后便跳跃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但是这次面谈结束之后,我又忍不住要分析自己的感受。其实我想到要换一位分析师也有一阵子了,只是因为懒而没有着手这件事,反正这事儿也不急。我想换分析师倒不是因为对Dr. K有什么不满,纯粹是我想找到一位女分析师、体验一下我对同性会产生怎样的正负移情。如果能实现这种安排,找到一位女分析师、把Dr. K变成我工作上的督导,还会有别的好处。我们对话了两年,Dr. K已了解我的背景、成长、喜恶、关切、身份认同、依恋模式等等许多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无一日不影响着我的理性与情感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他能指导我的临床工作,肯定会对我帮助特别大。而且我也有不少问题想向Dr. K请教,但是受限于我们目前的咨访关系,他无法回答我。比方说,我特别想知道,Dr. K是怎样克服障碍、能够坦然自若地承担来访者的欲望客体/对象的这一角色。我曾问过他数次,不过他总是千篇一律地说:这都是多年训练的成果。而我想向他学习的,则是一个个人化的过程: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经历了怎样的抗拒和挣扎。我猜当我成为被他指导的学生,他应会愿意分享这些经验。既然如此,在Dr. K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立即接受?虽然并未明确地拒绝,可我不假思索地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对这个提议没有太大兴趣的。

在思考中我意识到,我还没准备好去开始一段新的咨访关系。表面上看,我的理由是,我实在不想把从小到大的经历再向另一个分析师复述一遍,说话太费气力了。可是我其实很清楚,尽管精神分析一定会关注人生早期,这个历程却不是非由我来直接叙述不可;因为通过对现状的描述与讨论,我过去的经验也自然会在与分析师的对话中徐徐展开。

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与一个陌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恐惧(关于咨访关系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论述,请见《亲密的陌生人——谈谈如何选择心理咨询师》一文)。这也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着的恐惧。在Dr. K与我的分析与被分析的关系当中,我已克服了最初的恐惧而与其建立起相对“亲密”的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关系。有时当我太累而不想说话或不知道该谈什么好,我便沉默。分析师亦会加入我的沉默,从不催促我必须得说点儿什么。在我看来,分享沉默是灵魂之间亲密关系的一个标志,我与Dr. K,是共同经历了漫长的努力才到达了能够分享沉默的程度。我想起几个月前我曾提出,在某种我不想看到出现的情境下,我得暂时中止跟Dr. K的咨访关系。他一语道破我所面临问题的本质,问道:这个情境为何对你这么严重,以至于你愿意放弃自己的分析师?我当时的回答是:因为它太严重了,为了避免它出现,我什么都愿意放弃。是的,因为这个情境将意味着成长创伤的再现。

所以说,虽然我跟我的分析师之间已有非常良性的、充满信任的关系,我还是可以为了一个我尚不清楚是否会发生的情境而“启动”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并因此而毫不犹豫地愿意放弃这样一个于我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关系。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尚且如此,何况新的关系呢?我潜意识当中的恐惧之心,实在太正常不过。

那么对我来说,对人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现在没有完整的答案。但我想用一个抒情化的表达来点出我在此时此地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关于“你”,关于“我”,关于在“你”的眼睛里看到“我”,关于看到却难以被言说的一切。

李沁云

2018年3月29~30日写于器堂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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