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电话

黄鹤楼下 2018-03-12 19:47:57
         在我高中校园操场的东北角,曾经先后矗立过两栋楼。前一栋是破的、矮的,后一栋是新的、高的。之所以说“曾经”,是因为它们都已经不复存在,同样的地方如今开发成了一处高档楼盘。

         第一栋楼高三层——使用“矗立”一词其实很不形象,老旧,破败,灰头土脸的。外墙是用水泥掺杂细碎砂石粉刷成的那种,摸上去涩手,正因为涩手所以也很有质感。这座楼,同时也构成了那片空旷操场的一截围墙,因为它代替着铁栅栏所空缺的曲尺形部分。楼下的院子里,靠大门边上,是一个常年屎尿横流的公厕。雨季来临之时,院子里就全是积水,把屎尿、手纸、塑料袋、袜子、烂球鞋等五颜六色的垃圾冲刷得到处都是,奇臭难闻,出入的人要一边捏着鼻子一边踮起脚跟。

        那栋楼里住的全是男生。一楼是高三男生,二楼是高二男生,三楼是高一男生。每个房间12个人,上下铺。我住的那间后窗正对着北方,紧挨着一条公路,公路那边是一大片长满了芦苇、在当时看来很是浩渺无垠的湖水。窗玻璃基本还算完整,有一两块碎了的位置,不知被谁用塑料布钉上去代替着。所以每当秋风乍起、北风呼啸之际,那些塑料布就一吸一鼓的,还带着颇有节奏的声响,在我们单调的宿舍生活中也算是一景。那栋楼,那个房间,我是高一开学第一天搬进去的,同时也是高一没读完时搬出来的。时至今日,我对那段生活差不多全忘了,还没忘记的也就上述这么多。

        第二栋楼是在第一栋楼扒了之后原地重建的。重建的原因有二,一是前面那栋太破太旧太矮,二是我们学校的生源越来越多,不够住。与旧楼相比,新楼有几点变化。首先是地势垫高了,公厕也搬到了楼里面,所以前面所说那种雨季捏着鼻子、踮起脚跟出入的场面也就成为绝迹。其次是新楼有七层之高——让“矗立”一词稍稍切合了实际,容纳的人更多了,容纳的人的性别也发生了变化,一半是男,一半是女。最后,每个房间还是12个人,还是上下铺,但不同的是多了一部绿色电话机。

         事实上,那也是我最早真正接触到的电话。当时,我家中没有安、也安不起电话,因为每月75块的座机费对我的农民老爹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且最重要的是安了也没人打,更不知道打给谁。学校给我们装的是一部插卡电话,卡,就是多年之后范伟所说的“IC、IP、IQ卡,统统告诉我密码”的那种IC卡。面值不等,以20元、30元、50元、100元居多,但对我们这样的穷学生而言,这近乎于奢侈消费。所以也就是说,除了作为一件颜色鲜艳的摆设之外,那部电话对我们并没有其他用处,至少对我没有。在我的印象中,差不多有两个礼拜,那部电话不仅没人打过,而且也从来没响过。

        有天晚上,一个同学兴冲冲跑进宿舍说——他也是刚听说的:“好消息,不插卡也能打电话了。”“怎么打?”我们问。“我们这栋楼可以互相打,免费”,他又补充道,“前四位号码都一样,直接拨后三位就行了,后三位就是宿舍号。”我们都很兴奋,马上就派人去隔壁宿舍通知他们接电话。然后,就由这位同学拨打,我们从旁围听(可以想象隔壁也是这副画面)。打通后的对话是这样——

        “喂,你好!”

        “喂,你也好!”

        “喂,你是谁啊?”

        “喂,我是你爹!”

        然后,隔壁宿舍的人马上就笑骂着冲过来,问是谁打的电话,于是大家一阵嘻嘻哈哈。但 “辈分问题”很快就被打电话的劲头冲淡了。接下来,每个人都试着给熟悉的宿舍打电话。有人打通后直接就说:“喂,我是你爹!”由于太紧张,还没等对方开口就挂了。有人刚说出“我是你爹”,还没想好接下来说什么,对方立马也回敬了一句“我也是你爹”。有一位同学很搞,他拨通电话后指名道姓说找某某某(住在那间宿舍里的一个同学),然后捏着嗓子说:“我是某某某(我们班主任的名字),现在命令你马上下楼,我等着你!”接到电话的那个同学还真下去了,等了十几分钟才发现是被捉弄的。

        顺便说一句,那位带来打免费电话消息的、也是第一个在电话中“当爹”的同学,后来虽然没能考上大学,但是确实早早就实现了他“当爹”的梦想。高中毕业后还没几年,再见面时他就一儿一女了。

        后来,给熟人打电话已经不过瘾了,我们就按照宿舍编号胡乱拨。那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青春期,所以一个心照不宣的想法就是把电话打到女生宿舍去。如果拨到男生宿舍,就挂掉,或者说一句“打错了”;如果拨到女生宿舍,那就聊下去,而且还要想尽办法聊下去。接下来,在对男生宿舍扫视过一遍之后,我们就大致掌握了女生宿舍的编号区间,基本上每次都能准确地把电话打进女生宿舍。至于结果,则大多以对方骂出“神经病”、“有事吗”、“不说了”等而结束。但也不乏一些跟我们同样好奇的女生,在电话中会跟我们就食堂饭菜、生活习惯、模拟考试或人生理想等展开全面交流。

        我们宿舍还在晚自习后举行过几次比赛,看谁能在电话中和女生聊最久。惭愧,胜利总是属于我。但这并非是说我当年就拥有多么高超的交际能力,或者多么会讨女生的欢心。事实上,我那时整天沉默寡言,而且脸皮儿巨薄——面对面跟女生说话就会心跳不止、脸红不已,一度还充满了出身乡村和家庭贫寒的自卑感,再加上还因为学习不好而自觉低人一等(那是一所成绩等于一切的学校)。那么问题在于,我和那些之前素不相识、之后也从未谋面(即使在校园里谋过面,我也无从得知哪个是她,她也无从得知哪个是我)的女生都说了些什么?又以什么样的方式说了那么久呢?
 
       澄清一点,我们并不是在电话中谈恋爱,也从未涉及过恋爱话题,因为在我们当时的观念中,“恋爱”即是“变坏”的代称。一个细节可以佐证:每当有男女在校园中牵手而过时,我们大老远看见了就总是会躲开,绕着走,甚至比恋爱中的本人还觉得羞愧、丢人。应该说,我和那些女生的电话聊天跟其他人也并无太多不同。唯一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于我有话要讲,而且敢于不管不顾地讲出来,同时她们也乐于倾听。借助于电话这个神奇之物,我讲我的小时候、成长、糗事、家庭、成绩、苦恼、自卑、理想乃至梦想,给她们听;反过来,她们也讲她们的这些,给我听。气氛真诚,言辞热烈,那条细长曲折、连接着彼此的电话线犹如一根导火索,而我和“她”则互为引爆对方的点火员。

        在电话中,我们从没询问过对方的名字和班级,也从没约过见面。至于原因,经历过那段时间和那种校园生活的人应能理解。不过我那时的确热衷于打电话,为了不打扰室友休息——同时也担心被偷听,我每次都把电话拿到阳台上,拨之前拨打过的那些号码,或者胡乱拨一个女生宿舍编号。我有很多话要说(对方也是如此),幸运的是,也总能找到可以说话的人(对方也是如此)。很多时候,熄灯很久了我还在打着漫长的深夜电话,楼下偶尔呼啸而过的车辆和从湖面上集结而至的冷风都不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同理,你应该能想象得出这样的画面,同一栋楼上,当时也正有一个熄灯很久后还在阳台上抱着电话跟我聊天的女生,冷风钻进了她的碎花睡衣,但她却不时心头一热。

        当年我们的作息时间是,早上五点半上早自习,晚上十点半下晚自习。每天早晨铃声一响、电灯一亮,所有人就迅速爬起来穿衣洗簌,然后奔向灯火通明的教学楼。在下楼的那些黑压压的人群中,教室里那些埋首习题或摇头晃脑地背单词的人头中,或往返于饭堂、开水房、厕所和教室之间的那些干瘦身影中,我知道肯定隐身着跟我打电话的“她”,但是我不确定“她”是哪一个。当然,“她”也不确定在那些人群、人头和身影中给“她”打的电话的“他”是谁。我们只是肯定地知道对方的存在,肯定地知道对方的性别,但性别还没有赋予我们更多的意义,我们经历的还是爱情之前的那一页。

        另外,在电话刚刚普及、互联网还在酝酿阶段的当年,交笔友的风潮虽然已近尾声,但还是被我赶上了。我也交过一个笔友,女的,贵州遵义人,其地址是我从一本中学生杂志抄下来的。她也正读高中,年级比我低还是高我忘了,但她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张茜。我觉得这个名字真好听,尤其是那个“茜”字,比我周围那些以玲、凤、娜、丽、静、琴、雪等作为名字的同学立马显示出了气质和内涵。我们通过好几封信(没夹带照片),也互留了对方宿舍的电话号码。打过几次,打的时间也比较长,不过话题和范围并未超出我和同楼女生所交流的那些。但这给我带来的一个影响是,直到今天,每看到“遵义”和“茜”这三个字,我就会想起我那唯一的、后来不知为何断了联系的笔友。

         再后来,学业一天比一天重,我们既要全心应对被分数所左右的前程,同时也都丧失了初打电话时的那股热乎劲儿。所以,那部绿色插卡电话才终于又恢复了它作为一台通讯工具的本来功能。

        几年后,准确地说,是在经历过炼狱般的五年高中生活而考上大学后,我的宿舍里也装了一台跟此前那台一模一样的电话。作为过来人,在住进去的第一天,我就和舍友通报了它的拨打窍门,然后我们又集全体之力,在短时间内搜集到了我们那栋宿舍楼的宿舍编号。介绍一下那栋楼,第14栋,同时也是校园里海拔最高的一栋,窗外的风景绝佳——干枯的荒草、崩裂的山石、几粒若隐若现的坟头,外加一片绵延起伏的山坡。这是全校唯一一栋男女混住的宿舍楼,半栋男生,半栋女生。我们住在顶楼,735房间,六个床铺睡了五个人,两个安徽人、一个广西人、一个云南人再加上我。

         伴随着初来乍到的陌生和新鲜(同时也是一种无聊),我们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向了那台电话。也是比赛给女生宿舍打电话,看谁聊得久。惭愧,胜利又总是属于我,而且我还一再刷新由自己保持的纪录,最长一次打了三个半小时。再后来,比赛已失去意义,我们开始渴望比赛之外的一对一男女电话交流。但也还不是恋爱,仍属谈人生谈理想的性质,外加天南海北的闲聊神侃。而我们的开头,总是从广告中学来的那句“喂,小丽啊”。有时去校外宵夜,结束后我们还会在街头玩一下投币或插卡的公用电话,随便拨个号码就聊,或者是给墙上换煤气、收破烂、装宽带、搞装修甚至治疗阳痿早泄和不孕不育的小广告打电话。我一同学甚至隔三差五就去打一次,把对方搞得不胜其烦。

        每年寒暑假,我总会晚几天回去或提前几天来到,白天一个人到处溜达闲逛,晚上就胡乱拨个女生宿舍号码聊天。有一次,对方是美术系的一个山东女生,聊着聊着,我们发现彼此竟然还在一起上公共课。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从童年往事到高中生活,从她的父母离异到我的几门补考,从山东的风土人情到校门口的羊蹄板面,等等等等。望着窗外隐隐起伏的山际线和那几粒磷火莹莹的坟头,我产生了一种和她“同呼吸共命运”的剧烈感觉。恍惚之间,我觉得自己在黑暗中仿佛化身成了一只蜘蛛,顺着那根电话线破窗而出,爬过阳台来到外墙,又沿着墙壁上的雨水管道准确地爬到她的阳台上并破门而入,然后和期待已久的她并排躺下,孤独的共鸣让我们紧紧相拥乃至于抱头痛哭。

        然而,即使这样的交流也不足以让我卸掉沉默和腼腆的甲壳,它们仍属于爱情之前的那一页,所以也就谈不上更深一步——见面、约会和恋爱。对我来说,最多是在200多人的公共课堂上,越过那一排排黑压压的头颅朝美术系和音乐系女生扎堆的那片区域望一望,对着她们紫色、黄色、粉红色或大红色的衣衫和马尾式、波浪式或齐耳式的发型猜测一下,到底哪个才是那个“她”,她们中的每一个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事实上我也约见过几个女生,但无论她们是不是我想象中的那般模样,我都不再有倾诉的内容和动力,就像丧失了语言能力。然而一回到深夜中的电话机旁,我就又可以满血复活,对着电话线那头一个既真实存在着的同时又虚无缥缈着的“她”滔滔不绝,不眠不休。

        我不知道缘由何在,就在这种不知道中,开始流行起了手机和电脑。有了手机,我们宿舍那台插卡电话基本上也就无人再打,它只被那个来自大山深处的云南同学所独享,他家乡的地址我还清晰记得——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阿岗镇阿窝村。而后来,在他从大学参军入伍之后,那台电话则更是无人使用,以至逐渐蒙上一层灰尘。我拥有的第一台手机,是一个叫迪比特的牌子,二手的,黑白屏的,极为小巧。它的键盘在被我按得连一个字母都看不清之后,还继续被使用过一段,最后才被从我堂妹手里低价购得的一台三星手机所取代。因为接打双向收费,且费用不菲,我的手机只是用来收发短信,那时我人称”拇指王”,左右都可开工,且速度远超我当时正在练习的电脑打字速度。

        意思也就是,在用上手机之后,我那些深夜电话都不再打了,既不用手机打,也不用插卡电话打。那一句句沿着电话线传输出去的热烈话语,逐渐被一行行通过无线电波传输的文字信号所取代。

        很快,因为电脑和网络的兴起,手机和短信的交流也不再新鲜了。但值得一提的是,对手机的兴奋虽然转瞬即逝,不过也的确兴奋过一段。记得当时有个同学,某天他捡到一部手机,一方面怕被人发现了举报,一方面又不时拿出来摸摸看看。走着走着,手机就在他裤兜里响起来——可能是失主来电,铃声阵阵,音量巨大。他无比紧张,小脸憋得通红,但是他既不会接也不会关,手机一直响,他就一直摇摆转圈,就像一只原地旋转的无头苍蝇。最后还是别人帮他关了机他才停下来。

        电脑对我们的吸引远超手机。当时,我们宿舍凑钱买了一台二手586电脑,那可能也是整栋楼最早的一台。每天晚饭过后,一人操作,众人围观,但也无非是QQ聊天、看电影或玩玩连连看、祖玛、坦克大战之类的弱智优秀。因为人多电脑少,很不过瘾,后来我们就去网吧,我还曾多次通宵在校园BBS和“榕树下”写帖子与人骂战。到了这时候,深夜电话已成历史,我和我的那些“她”也都转移到了一台台电脑之前,键盘敲得山响,光标到处游走,屏幕的蓝色荧光照亮了我们群情激愤的小脸儿。

        是这样,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祖国大小城市街头巷尾原来每隔几步就树一个的那些插卡电话、投币电话和电话亭,不知什么时候都拆了。即使还剩下一两个,也从不见人打,其外壳要么锈迹斑斑,要么被涂满“某某某是傻蛋”或办证电话之类的小广告,或顶上擎举着一碗早已汤汁干涸的方便面塑料碗。至于早些年公用电话边那些轻声细语、嘤嘤啜泣或高声咒骂,或者边打电话边用高跟鞋尖来回磨蹭地面、打完后狠踢一下电话亭的场景更是销声匿迹,而是换成了这样的街头画面:行走在你旁边的某个年轻貌美、双手插兜、昂首挺胸的女子,貌似在自言自语,突然又会呵呵一阵傻笑。

        拿我自己来说,从14年前的那只迪比特手机,到后来的三星、阿尔卡特、从楼上掉下来装好也能用的经典诺基亚,再到全键盘、智能、大屏、不用抠电池的那些,最后到历代的苹果系列,我至少换过几十台手机。性能越来越好,功能越来越强,更新换代也越来越快。但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接打电话的数量却在呈逐年直线下降趋势——既没人打过来、我也没人打过去,以至于现在每月接打的电话不超过个位数。此时此刻,我瞟了一眼旁边的苹果X手机,新的,刚买三个月,我用它上网、下棋、发微信、看新闻、拍照、收付款、抢红包、秀照片等等,却几乎从来不用它接打电话。

        行笔至此,想起高中和大学深夜打电话的那段经历,我有点羞愧。事实上我也一直不明白,那时怎么有那么多话?又怎么那么想跟素不相识的人说?究竟是电话的魔力、“她”的魅力,还是我自己的动力?我突然产生一种想法,如果能有一种让两个时空同在的技术就好了,那就可以让过去的我给现在的我打个电话,过去的我一定有会很多话对现在的我说。但现在的我在电话这头会有什么表现呢?我想了一下,很可能听不下去,会匆匆挂断,或者在勉强听完之后暗暗骂上一句“傻逼”。这足以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跟过去的我相比,现在的我已经长大了,或者说开始变老了。换言之,早年我身上那种虽然笨拙、粗糙、慌乱但不失真诚、饱满、新鲜乃至于疯狂的东西,至此终于荡然无存。
黄鹤楼下
作者黄鹤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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