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不懂电影的赛车手,竟能写出最真实的库布里克?
库布里克的生平传记,翻译成中文的已经有好几部,大多都把“上帝”二字当成卖点。
说的是那个老梗——斯皮格伯格到天堂以后想见见库布里克,圣彼得不让他见。结果斯皮尔伯格转头就看见库布里克在远处骑自行车,问圣彼得,圣彼得说,那不是库布里克,那就是上帝。
今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离上帝最近的电影人:斯坦利·库布里克生命最后的30年》也没能免俗谈到了上帝。
但我总觉得这并非作者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的本意,果然如此,意大利文原名叫做Stanley Kubrick e me. 特别简单:
“斯坦利与我”。
“斯坦利”是库布里克,而“我”,则是那个鲜为人知的意大利赛车手埃米利奥,他在库布里克身边参与工作接近三十年,从司机做到私人助理,最后简直成了保姆。他在书中记下了几十年来与库布里克相处的种种,读的时候经常笑到不行,要么就是惊掉下巴。
“管理好动物是制作电影的重要环节”
仔细想想,那些动辄管库布里克叫上帝的,大概不会是跟他很熟或非常亲密的人,就像没有人会叫自己的父亲和密友作上帝一样。所以,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也随着埃米利奥变得习惯喊斯坦利而不是库布里克了。
就像这样:“斯坦利,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带点紧张的情绪,随时准备着迎接他古怪又刁钻的要求。
意大利人埃米利奥以司机的身份开始为库布里克工作,那天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伦敦的大街小巷都下着雨,埃米利奥从英国霍克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出来,把一个硕大的白色阴茎模具放到车的副驾驶座,然后在它上上下下的摇摆中开了18个小时的车。这就是埃米利奥为库布里克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当时后者正在拍摄《发条橙》里那场滑稽的打斗戏。
“早上好,我叫斯坦利·库布里克。”
“早上好,我叫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他回答道,有些许冷场,因为他从未听过这位著名导演的名字。
埃米利奥经手的电影,从《发条橙》、《巴里·林登》一直到《闪灵》和《全金属外壳》,也见证了《大开眼戒》和随之而来库布里克最后的岁月。
然而有趣的是,这些电影他一部都没看过,他的兴趣不在这上面,他也不认识费里尼或是妮可·基德曼或是任何一个足以让影迷们尖叫的名字。
离开库布里克之后,当他第一次完整地看完这些电影时,他的反应却是:“我觉得自己不太懂,斯坦利。”
对电影一无所知的埃米利奥,他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东西运往另外的地方,或去机场迎接各种各样的明星、导演和编剧。不过日子久了之后,因为深得库布里克的信任,照顾他的起居倒成为了日常:
“斯坦利,好的,我知道你喜欢吃的那家意大利香肠店,还有,待在你的办公室里,我会去喂你的狗……”
库布里克热爱动物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凡事牵扯上他的猫或者狗,他就会变得无比紧张,甚至他说:“管理好动物是制作电影的一个重要环节。” 拍完《闪灵》之后整个剧组都从片场撤走了,剪辑师们也在新的工作地点就位了,库布里克还是死活不肯走,守着他的床,还有一地的猫。
原因是他担心猫儿们不喜欢新的环境,或是在运送路上被车撞死了。
每当他的动物出了什么事,库布里克的口头禅就是:“不!不!它会受伤的!打电话给消防员!快打电话给他们!打电话给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叫兽医!叫园丁!叫所有人过来!”
这时埃米利奥就会出现,告诉库布里克:“斯坦利,冷静一点。让我来,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离开这个房间,等一切结束时,我会叫你。”
“库布里克是个邪恶的独裁者吗?”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感到困惑,这是什么?这是斯坦利·库布里克?这是那个拍出《发条橙》的电影上帝库布里克?
这些困惑从翻开这本书就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到底库布里克是什么样的人?
拍完《发条橙》之后,英国几乎要爆发恐怖袭击,无数封装着刀片、画着炸弹和骷髅的信寄到库布里克的办公室,人们说他是教唆青年犯罪的魔鬼。
每一位首次跟库布里克打交道的演员或是编剧坐在埃米利奥的车里,第一个问题总是:“库布里克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个邪恶的独裁者吗?”
拍《闪灵》的时候,库布里克把所有人都逼疯了,他希望一切严格按照他构想的样子,他会在拍完一场戏之后说:“不错,不过可以再来一遍。” 新拍的那遍他也会说不错,但依然要求重来。
重来一遍,第二天再来一遍,接着第三天,演员NG七十次之后崩溃了,“斯坦利,我所有的表演方法都用完了。”
“是这样吗,那我们再来一遍吧。”
最专业的技术人员也经不住了,“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没有,不过我们再来一次。”
在斯坦利的眼中,时间从来没有“浪费”,它总是“被花掉的”。埃米利奥这样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库布里克总是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制作一部电影。
他经常在电话里问斯皮尔伯格:“你到底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部电影的?”然后挂掉电话之后对埃米利奥吐槽道:“史蒂文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做更深入的研究呢?”
他自己的研究做到了什么程度呢?
从1970年代开始,库布里克就一直在筹备拍一部关于拿破仑的电影,他希望自己拍出来的拿破仑会是这个领域里最出色、最权威的,为了这个他掏空了几座图书馆。埃米利奥经常开着他的奔驰去借回一大箱书和许许多多复印资料,这些资料被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填满了整个房间的书架。
库布里克还跟许多历史学家和大学教授聊天讨论,并制作了庞大的资料库,但直到最后,《拿破仑》还是没能拍出来。他觉得还不够。
库布里克对细节的要求始终像他在拍《闪灵》时那样——他要求搭建起来的摄影棚跟原始的酒店一模一样,连瓶子里插着的花也一毫不差,酒店门口堆的石头的“形状和颜色则必须和落基山脉的相同!”
“埃米利奥,我的袜子在哪里?”
这本书是埃米利奥解甲归田,回到意大利之后完成的。在为库布里克工作了接近30年之后,他终于受不了这种每天工作接近20小时,彻底放弃私人空间的节奏了。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跟库布里克提出辞职了,这次库布里克答应了。他们伤感地告别,哭泣着约定每天要留出时间跟对方通话。
而埃米利奥回到意大利之后,他们通话的内容是这样的:
“埃米利奥,今天,我去了圣奥尔本斯,一个人!我开着奔驰,买了两件蓝色衬衫。我自己付的钱,我记得带钱包了!”
以及还有:
“埃米利奥,我的袜子在哪里?”于是相隔一座大洋,埃米利奥在电话里远程指导起了库布里克找他的袜子。
显而易见,没过多久埃米利奥又回去了,因为没有了他,库布里克几乎无法正常工作。他不允许除了埃米利奥之外的任何人进入他的办公室,而他自己又没有时间打扫,猫在他所有的文件柜上拉屎撒尿,满屋子是灰尘、蜘蛛网和鸟的尸体,书和纸箱把过道全堵死了。
库布里克的疑心病很重,像他的《全金属外壳》一样,全方位地保护着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他不让人进他的办公室,不信任保险公司、搬家公司、托运公司和市政交通,一切都亲力亲为。他会千方百计地打听斯皮尔伯格、卢卡斯和费里尼的拍摄经验,但每次被问到自己的时候则会跳起来把电话挂上……
凡此种种,经常琐碎得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绞尽脑汁试图整理出个什么脉络来,总结性地回顾一下这位大导演的一生与他电影之间的联系,却立即被淹没在了时间的碎片当中。没有答案,只有生活。
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起《发条橙》、《巴里·林登》和《大开眼戒》,你觉得这些电影似乎都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它们变得更加幽默、充满活力,而且似乎有一个声音试图穿越时空跟你对话:“早上好,我是斯坦利·库布里克。”
接着,还有一个声音,温和一些,说着:“我是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
接着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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