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右翼和左翼政治势力一直在争夺加缪的精神遗产，但这位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人物仍然固执地超乎其外。
Allen Barra/文 马维达/译
“嘴里总是叼着香烟，”1963年，苏珊·桑塔格在发表于《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里这样描绘加缪：“无论他穿的是雨衣、是毛衣和开领衬衫，还是西装。”他有着一张在很多方面可被称为理想的脸：男孩气、英俊、但又不过分英俊、瘦削、粗砺、表情又强烈又柔和。让人想要去了解这个人。“
在加缪死于车祸之后的44年间，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迫切地想了解这个人。加缪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仍在出版。他最著名的小说"L'Etranger"（英译本有两种译名：《陌生人》和《局外人》）有多种译本，自从1946年Knopf出版其英译本以来，一直不曾停止印刷；《反抗者》，他针对现代革命对世人发出的警示，以及他的戏剧全集《卡利古拉及其他剧作三种》，都出版了Vintage版本。Olivier Todd的《阿尔贝·加缪的一生》是加缪传记中最好的一种，出版于1997年，Carroll和Graf出版社目前正在重印。“人人图书馆”刚刚出版了加缪的三种小说作品－－《鼠疫》、《堕落》，还有他唯一一部故事集《流亡与王国》－－以及一卷论文合集，其中包括他最著名的论文《西西弗神话》和他关于死刑的思考《反思断头台》。就在去年，Nebraska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信集，1932-1960》，加缪和他的哲学导师Jean Grenier的通信集，为加缪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
到处都能找到他的作品，关于他的新书和文章又不断涌现，与那些在他死后出生的作家相比，他更像是一位当代作家。每当世界政治发生震荡，都会有大群新读者找到他；世界贸易中心坍塌的尘埃还未落定，那些四处搜寻道德晴雨表的评论家已经在引用加缪的话语。不久，左右翼就都在力图把他拖入自己的阵营。去年，在《卫报》的一篇文章中，Marina Warner把加缪的小说《鼠疫》－－这部形而上传奇讲述的是一座北非城市在致命瘟疫的围困中觉醒的故事－－誉为自由主义者的灯塔。在Warner看来，《鼠疫》既是“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也是“救赎的寓言”。在去年1月出版的《加缪与萨特：一段友谊及其破裂》中，Ronald Aronson则认为加缪是新保守主义的化身。
他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位流行人物。二战之后，在美国人看到的第一张加缪的照片上，他穿着大衣，对美国人认为他长得像Humphrey Bogart既觉得有趣，又感到愉快（Humphrey Bogart主演的《大睡》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在50年代，《反抗者》的作者看起来有点像更年长的James Dean，《无缘由的反抗者》的主角－－这样的印象因为后者也死于车祸而得到了加强。在60年代后期的大学生宿舍里，在贴着Jim Morrison和Mick Jagger的海报的墙上，也往往写着加缪的一句被引用得最多的话：“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80年代，Cure乐队的唱片《杀死一个阿拉伯人》引发了小小的争议，这张唱片的灵感就来自《局外人》。
谈到荒谬，几周以前，在和女儿一起看Madeline卡通系列片时，我惊讶地看到，一位修女带着一群法国学童游览巴黎的文学胜地，他们在“《局外人》的作者加缪先生”经常光顾的一个咖啡厅外停了下来。卡通版的Meursault，也就是《局外人》的主人公，正在门柱后面思考：“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
奇怪的是，作为作家的加缪越受欢迎，他作为一个人的形象就越模糊。就如Todd所写：“加缪自己的书很少把他的个性放在中心位置。”他的个人笔记也于事无补。“我读过他的‘笔记’”Todd在序言里说：“但有时我觉得加缪在写下这些笔记时，在想像未来时代的人越过他的肩膀窥视，但不是以纪德写下他的多姿多彩的‘日记’的方式，而是Johnson向Boswell审慎告白的方式。”
有很多年，大家以为加缪的小说－－尤其是他最后一部完整的小说《堕落》，讲述一个法官判决自己不适合判决－－具有高度的自传性。现在看来，加缪只是从他自己的经验里有选择地借用了一些素材。“有一种观念认为，”他在最后的笔记里写道：“每一个作家……在作品里描绘的都是自己，这是浪漫主义遗赠给我们的愚蠢想法。一个人的作品常常讲述他的渴望或欲念，几乎从来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故事。”
加缪很可能并不想由别人来讲述他自己的真实故事，他也许也不认为除了他的小说和文章，还有什么关于他的故事可讲。他或许是对的；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记和研究，许多很有用，但几乎全都不让人满意。Herbert Lottman在1979年出版的加缪传记向我们讲述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实，但却无法捕捉他作品的灵魂。法国批评家Albert Maquet和Germaine Bree，还有英国人Philip Thody，他们对加缪作品的研究是在粗疏的历史幕布上展开的。Todd的传记是第一部全面的加缪传记，Todd对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有着共鸣，尤其是贫困的法属阿尔及利亚，正是那个已经消失的世界造就了加缪；这部传记没有意识形态的企图，这也让人耳目一新。Todd的有些解释听起来很激进，但大多数认真阅读过加缪作品的读者并不会感到惊讶。
比如，只要读过《西西弗神话》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不会认为加缪真的是存在主义者；但那些记者却总喜欢轻省地给他贴上这个标签（“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在1943在一封信中这样告诉Grenier，这让那些相信他的哲学观点从他开始写作时起就与存在主义者不同的人得到了有力支持。）与萨特不同，加缪从来没有觉得与自然和世界疏离，在他的笔记中，他将户外活动列为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
他不信任系统化的哲学，尤其是萨特的，这是他们广为人知的不和的原因之一。争论的直接原因是《反抗者》的出版，又因个人的敌意而恶化；萨特和其他倾向Communist的法国知识分子批评这本书否定Marxism。
在加缪看来，Marxism的允诺最终和基督教的一样虚假。后者允诺其追随者“彼岸”，前者提供的是“未来”，加缪认为两者是同一回事，因而也同样虚假。至于存在主义者，他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否定就是他们的神。”加缪是一个虔诚的不可知论者，他不愿用心灵的天堂交换物质的天堂。
1913年11月7日，阿尔贝·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的Mondovi。他的父亲在一战中丧生，他们从未见面。他的母亲是西班牙后裔；André Maurois觉得“加缪身上很有一些卡斯提人的特征”，尤其是西班牙的尊严、高贵和贫穷的特征，还有对死亡的蔑视。加缪的教育受到两样东西的限制：贫穷和他的家庭，后者就像与之类似的家庭一样，并非真的反智识，而是无智识。他的母亲无疑多少有理由认为，加缪应该去工作谋生，像他的哥哥Lucien，14岁就已经当上了信差。加缪被幸运地送到学校，在那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Louis Germain，照顾他，给他免费上课（许多年后，作为回报，加缪在他未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第一个人》中描绘了这位友善的导师；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都未能活到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天。）
自那以后，Jean Grenier，本地的lycée的一位老师－－lycée是政府设立的大学预科学校－－开始负责加缪的教育，甚至在加缪因为在课堂上咳血而被迫退学后，Grenier会给住院的加缪送书过去。《书信集，1932-1960》的序言引用加缪的一位朋友说，是Grenier“创造了加缪和加缪的文学。”这很可能是真实的，但过于简化；加缪是Grenier的学生，并非弟子。Grenier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一位经典的人道主义者，而加缪，按照翻译加缪-Grenier书信的Jan F. Rigaud在序言里所说，“没有离开大地上的王国。为了走向拯救，加缪更愿意依靠人自己及其自由意志。”
“他本来并不是他想成为的那种人，”萨特有着不同寻常的洞察：“他应该是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小混混，滑稽，也许也能写上几本书，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混混。尽管如此，你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文明在他身上停留，他为这文明做了他所能做的事情。”加缪没有沦落为阿尔及利亚街头的职业流氓，也许跟他在十几岁时感染上肺结核有点关系。他从来没能完全从这种疾病中康复，就算他没有死于车祸，也可能会在50岁之前死掉。从枪手Doc Holliday到乡村歌手Jimmie Rodgers，再到作家Robert Louis Stevenson，和这些著名的肺结核患者一样，加缪也有一种宿命论的生活态度，混合一种冷嘲热讽的幽默。他在智识上本已早熟，疾病又让他的情感成熟起来。
其他的许多因素也共同塑造了加缪对生活和生存的看法：他对安静的、不识字的母亲强烈的爱；他所受的经典法国教育；他对希腊哲学家和诗人本能的爱（而不是那些对和他同时代的法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德国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和诗人让他感觉到一种地中海的亲缘性。但与这些因素相比，对他影响更强烈的是他的故乡阿尔及利亚的太阳和大海，他从中获得了那不可战胜的夏天的幻景，并且一生都活在这样的幻景中。远离信奉天主教的法国，被穆斯林、大海和沙漠包围，加缪成长为一个20世纪的异教徒，又心怀基督徒似的虔敬。“我确实不信上帝，”他曾说：“但那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我愿意和Benjamin Constant进行一场辩论，他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必定粗俗而陈腐。”
就像他在斯德哥尔摩出席诺贝尔奖典礼时对记者说的：“我关心基督教关心的一些问题，但我的本性是异教徒。”这样的组合肯定比反过来要更好。
尽管在公众眼里他是一位职业的悲观主义者，他身上事实上有一种几乎不自然的乐观主义。萨特曾经以嘲讽的口吻说，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堂吉诃德主义”，而加缪在面对他所感知到的世界的冷漠时表现出的乐观主义，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持续受到公众的欢迎。加缪总是针对个人、而非群体说话；尽管有些人力图把他的哲学和政治信念束之高阁，加缪和乔治·奥威尔一样，既切中时代，又不趋附潮流。用Olivier Todd的话说，他“用他的小说和新闻报道攻击totalitarianism、communism以及fascism（比如佛朗哥政权）的要塞和工事。在斗争中，他或多或少是独自一人……”
结果，加缪“被communists当作叛徒，因为在法国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的真知灼见来得太早。”不仅仅是在法国加缪的真知灼见来得太早：80年代，苏珊·桑塔格因为把communism称为“有着人道面孔的fascism”，激怒了许多老左派－－她的这一陈述在很大程度上总结了加缪在二战结束后一直在说的东西。
1963年，也是桑塔格，她对作为作家的加缪有一个论断，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对加缪的权威判断。她声称，“按照当代艺术的最高标准，加缪的作品，单单就其作为文学成就而言，不够重要，无法承受读者想要给予的钦佩的重量。”她觉得，加缪作品最重要的美德，是其道德之美，而“不幸的是，艺术中的道德之美－－就像一个人身体的美－－转瞬即逝。”但也许并没有那么转瞬即逝，至少不像萨特那种道德的强硬。无论“艺术的标准”是什么（谁的标准？桑塔格的？），许多人似乎更愿意根据加缪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他：不是作为哲学家，甚至也不是小说家，而是按照他的说法，“一个创造神话的的艺术家。”距离加缪大部分重要作品出版，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在美国他仍然是影响最大的欧陆作家；在法国，Todd说：“加缪是作家们的前驱……萨特远远落在后面。”
假如加缪没有死于车祸，他的写作会怎样发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他会不会慢慢变得无关紧要，让人尴尬，就像萨特在很大程度上在新一代人那里的位置，这新的一代已经不再相信marxism。他会不会像《第一个人》所提示的，变成更为纯粹的小说家，远离60年代越来越动荡的政治环境？写出《西西弗神话》和《反抗者》的那位道德主义者会不会转变成一个新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就像为老激进分子们写作的C.S. Lewis。
无论他的思想会如何发展，他很可能不会偏离他在《西西弗神话》中开辟的道路：“一个人总是他所信奉的真理的囚徒。一旦他接受这些真理，就再也无法逃离。”加谬无法否认那些被他视为真理的东西，即使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于他更为有利。比如，他拒绝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左翼知识分子因此而产生的敌意，也许比因为他否定marxism而产生的还要多。桑塔格认为他感情脆弱，是批评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那种苦涩的犹疑：“道德和政治判断，”桑塔格写道：“并不总是能融洽相处。”确实如此，就像那么多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后来发现，他们支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和任何一种fascist机器一样残暴、专制。
正因为如此，任何想要把加缪的作品降低为政治教条的人都注定会失败。道德和政治判断常常并不相容，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在两者之间，更不容易消逝的是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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