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媒体总想徒劳的控制读者

恩泽斯伯格对现存世界的非交互性的感知，使其确信媒介层面的革命可以缓解这一形势，而这一革命曾经使确定性的科学以及认识论中的主客对立发生了混乱，持续地进入到了一个“辩证的”相互作用之中。

媒介可能将所有相互作用的结果都考虑在内，由此来破除垄断，将每个人融合入一个开放的过程之中。

“意识工业（industrie de la conscience）的程序中包含了它们自身所唤起的结果、反映以及相互关联……由此它们不是被视为一种消费方式，而是被视为一种生产方式”。不过，这种充满诱惑的视角：

1.使得分割的符码和信息保持了完整性；2.它试图破除传播的两极差异，从而形成拥有交换和反馈的回转结构（“可逆转的循环”）。

在当下的情形中，诸如电视和电影的设备对于传播没有帮助，只是阻碍了它。它没有允许传递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交互性行为；从技术角度来说，它将反馈降到了最低限度，以与体系相容。

在此，我们没有能够超越接收者与传递者的概念，不管怎样通过“转让”让它们运动起来，情形都没有改变。可逆转性与交互性没有关系。

正因如此，在今天，控制论体系仍然能够很好地理解如何让复杂的调控和反馈运转起来，同时却不影响过程的抽象性，不能在交换中真正的“回应”存在。这确实是体系最好的挡箭牌，因为它已经预先融合了回应的可能性。

正如恩泽斯伯格在他对奥威尔式神州的批判中所显现的那样，去设想一个被中心所控制的宏大体系是毫无意义的（电话网络的控制系统已经在规模和复杂性上无数次地超越了这一点，因此，它被现实地排除了）。

但认为媒介的扩张可以消解操控，这也是个多少有些天真的假设。从长远看来，宏大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现存的体系将通过反馈以及自我调控的方式来整合那些无用的宏大体系的控制。

它们知道怎样将那些否定它们的东西作为补充性的变数。它们的运作就是一种监控：不需要什么宏大体系。

由此，它们一直都具有极权主义色彩：它们意识到了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可以被称为去中心化的极权主义。

在实践层面上，媒介非常清楚如何建构一些形式上“可逆转的”循环（读者来信、听众热线电话、民意调查等等），在这一循环中并没有给予任何回应，或者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对任何人作区别对待。这一反馈具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

由此恩泽斯伯格所谓的“辩证性”显然与控制论的规定相关联。最终，显然以非常隐蔽的方式，他成为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意识形态的受害者。

在同样的视角下，恩泽斯伯格还打破了交流的单项特征，它们同时表现为专家、学者的垄断以及通过媒介宣称敌对思想的敌对阶级的单向性。

恩泽斯伯格对比的变革途径在于让每个人成为操纵者，在这一意义上每个人都成为了积极的操控者，成为了生产者。简言之，从接收者变成生产者－发送者。这是对于操控这一意识形态概念的某种批判性颠覆。

但由于这一“革命”最终保留了传递者的范畴，它满足于被分割出来，并将每个人转变为他自身的一个传递者，所以，这一革命并没有能够对大众媒介的体系给予质疑。

我们知道诸如大众拥有一个对讲机，或者能够用摄像机拍摄自己的生活等现象的实质：它们不过就是一类个人的业余爱好，等同于星期天在家做些家务一样，处于体系的边缘地带。

显然，这一切都并非恩泽斯伯格所能想到的。他认为出版物的编辑、发行以及运作都是由其读者来决定的（就如同地下出版物一般），而影像网络则在政治群体的操控之中，等等。

而这似乎成为了唯一解脱困境的方法：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规律和自发性、中心主义和反中心主义、权威的领导和反权威的非整合力量长久以来陷入了矛盾的僵局，具有网络特质的传播模式建立在循环的可逆性之上，因此可以为克服这一僵局提供途径”。

这一途径就是重建一种辩证法的实践。但问题还不能被放置到辩证法的术语之中来加以讨论吗？难道辩证法本身不是已经陷入僵局了吗？

恩泽斯伯格所提出的例子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就在于其超越了传递者与接收者的“辩证法”。实际上，被重新发现的是一种即时的传播过程，一种没有被统治官僚的模式所框定的传播，这将是一种原初的交换形式，在其中没有传递者，也没有接收者，只有人们之间的相互回应。

自发性与组织的问题在此并没有被辩证地解决：只是在术语上实现了一种超越。

这里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其他的假设都允许二元对立范畴的存在。在第一个实例中（媒介进入到私人领域），传递者与接收者被简单地整合到一个个体中：操纵被“内在化”。

在另外一种实例中（“循环的辩证法”），传递者与接收者同时存在于两边：操纵具有了交互性（两种性质的共同体）。体系在这两种情形下的运作如同在传统官僚模式中的运作一样容易。

它可以发挥它所有可能的整合作用。其中的本质在于这两种意识形态范畴都被隐蔽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构。

再重复一遍，在象征交换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共时的回应。在一个信息的两端不存在传递者，也不存在接收者，由此也不再存在任何“信息”，也不存在某个符码的控制之下在唯一的解释路径中解码任何信息。

象征性坚持打破“信息”的唯一阐释，恢复意义的不定性，同时也终结了对于符码的反抗。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评估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假设。概括他的立场：改变信息的内容是于事无补的；必须要改造阅读的符码，强加入其他解释性的符码。

接收者（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接收者）在这一最本质的层面上介入了，他将自身的符码与传递者的符码对立起来，他逃脱了被控制的传播的陷阱，创造了一种真正的回应。

但这种“颠覆性的”阅读究竟是什么呢？它还是一种阅读吗？它还是一种解码吗？是对单一阐释的逃脱吗？那个对立的符码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是另类符码（minicode）(一种不含利益倾向的习惯用法)？

或者，它是另外一种源自于之前的控制图式的另外一种阐释的控制图式？但不管怎样，所有说明都不过是一种文本的变化。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艾柯的视角：

68革命之后那些颠覆性的涂鸦广告。涂鸦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代替了另外一个内容，另外一种话语，而仅仅因为它就是一种当时当地的回应，打破了被媒介所阐发的一种无回应的状态。它是否与另外一个符码相对立呢？

我并不这样认为：它只是粉碎了符码。它并不试图引导自身作为一种文本的解码来与那些公共话语对抗；它将自身显现为一种超越。

那些充满智慧的词汇（le mot d’esprit）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性、颠覆性的话语；它并不是在另外一种符码之上产生的，而是对主导性的散漫的符码的一种即时解构。它消解了符码的范畴，消解了信息的范畴。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那些试图保留传播的控制结构中任何分裂的存在的企图（甚至包括那些要求“辩证地超越”它们的企图），都排除了一些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并求助于一种脆弱的操控实践，即那些“革命性策略”的危险尝试。

而在这一意义上的所谓策略，最终都被主导的形式所挫败。

Via：慧田哲学编——鲍德里亚《控制论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