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变成这样，都是手机惹的祸吗？

我们的世界由屏幕构成。曾经是电视，接着是电脑，而现在是手机。

你说，手机会破坏我们的生活吗？比如，它会让我们失去同理心、被倾听的体验或被理解的快乐吗？会让我们更孤独吗？

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科技、社会、人工智能、自我、心理领域，临床心理学家，著有《群体性孤独》《重拾交谈》等。图为TED演讲。

美国学者特克尔说“会”，前段时间，她出版新书《重拾交谈》（Reclaiming Conversation），同《群体性孤独》一样关注科技与现代生活，书中说手机正在侵蚀整个美国社会的伦理，危机已到来。因为人们无时不刻在说话，但和家人、朋友、同事或爱人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对着自己的手机，却不相互交谈。

而在中国，实际上，还有一些更为形象的说法或“段子”。在大学课堂上，数据流量使用得越多，被认为教师讲课（吸引力）越差；越是盯着手机看，越是证明你在对方心中不重要；躺着刷屏的姿势神似十九世纪的吸鸦片。

这时候，一个叫“低头族”的词应运而生。它象征着一种手机时代的新动作，在地铁，在公交，在餐桌，在你所见所闻的地方。

百年前躺着吸鸦片，百年后躺着玩手机。图片来自网络。

按照特克尔的说法，面对面交流才最具人性，也最通人情。这在于，面对面交谈是一种相互间的完整呈现。然而，在本文作者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看来，面对面的交谈照样可能只是一种社交寒暄，甚至充满欺骗和虚假，而绝不等同于真诚。如果不考虑更大的生活制度环境，特克尔的判断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是一种反机器主义。真正能破坏交谈的是人，是生活环境，而不是机器，不是手机。

那么，你觉得呢？罪魁祸首是手机吗？或更普遍的一个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曾经遭遇过的苦难、欺骗、孤独，都是机器造成的吗？

撰文 | 徐贲

你是“低头一族”吗？图片来自网络（rick0530.com）。

我们无时不刻在说话。我们会发短信，发帖子，在网上聊天。身处满是屏幕的世界，我们甚至觉得更加轻松自在。和家人、朋友、同事或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对着自己的手机，却不会相互交谈。我们都承认，自己宁愿发条信息或发封邮件，也不愿见一面或是打个电话。 这种新的媒介化生活已使我们陷入一种困境。面对面交流其实是我们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面对面交谈是一种相互间的完整呈现，我们可以学会倾听，培养同理心，还可以体验被倾听和被理解的快乐。 ——摘自《重拾交谈》中译本第2-3页

《重拾交谈：走出永远在线的孤独》作者: 雪莉·特克尔译者: 王晋等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8月 特克尔说，面对面交谈是一种相互间的完整呈现，而智能手机使我们的生活陷入一种困境。

手机带来的日常社交恐惧，在早年电影《手机》（2003）中即有呈现。

私人交谈的公共生态环境

扭曲交谈的，真的是手机吗？

在美国，特克尔的《重拾交谈》有其对现实社会和人际关系伦理问题的讨论价值。她讨论的是私人交谈，重申的是在美国私人交谈的一些基本伦理价值：真诚、同情、家人的亲密情感维系等等。

特克尔认为，美国人开始运用数码技术，将它用作一种修补交往不足的工具，为的是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出门在外，独自在旅馆里，寂寞难耐，所以需要用手机联络朋友，恋人或家人。这种联络方式起初只是“聊胜于无”，但却不料让人们依赖和迷恋上了手机，渐渐觉得“手机比什么都好”。手机成为一种对使用者产生了人性异化作用，让他们对真诚的人际关系变得麻木，尤其是丧失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同理心。

如何来纠正这种情况，重拾真正的对话呢？特克尔提出了“三把椅子”的理论（在书的最后一章里又添加了第四把椅子：人和机器的交谈）。

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和哲学家，2017年为其诞辰200周年。

这个想法来自美国作家亨利·梭罗。1845年，梭罗为了学习如何更“审慎”地生活，远离人群中那些无休无止的唠叨，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的一间小木屋生活。他说，小屋里有“三把椅子，独处时用一把，交友时用两把，社交时用三把”。特克尔引申了这个说法，将这三把椅子视为人与他人交际的良性循环链上的三个点，将谈话与同理心以及自省能力联系起来。

那就是，独处是我们发现自我的时刻，我们会做好与他人交谈的准备，聊聊自己的真实感受。当我们建立了安全感，就能够倾听他人的诉求，真正听到他们不得不说的心事。在与他人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会更善于进行人际真诚内心互动的同理心对话。

然而，她没有涉及私人交谈与公共交谈的区别，这或许是因为在美国，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分是明确的（至少是相对明确的）。她在集中讨论私人交谈的时候，把这种交谈与公共交谈的区别给忽略或省略掉了。

虽然我们不必特别以此去评论《重拾交谈》对美国读者的可能影响，但是我们不能不关心它被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读者那里可能造成的误导。《重拾交谈》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一个与美国社会完全不同的语境中被阅读，这时候，它一些主要结论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在人们普遍使用智能电话之前，社会中的私人交谈是否真的存在特克尔所要“重拾”的真实、真情、信任、亲密和同理心呢？如果交谈生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有可能“重拾”特克尔所理想化的那种真诚、信任、亲密、同理心的面对面交谈。

《群体性孤独》作者: 雪莉·特克尔译者: 周逵 刘菁荆版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年3月 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只有面对面交谈才能带来的真诚。

特克尔认为，破坏她那种理想化面对面对话的罪魁祸首是智能手机，在美国也许有人赞同她的观点（不赞同的也大有人在），但在中国，这样的观点便显得十分简单幼稚。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真诚、信任、关爱、同情、恻隐都是普通人向往的社会人际价值，如果这些价值遭到破坏，看上去是相似的现象，但原因会是完全不同的，破坏的严重程度也会不同。

《娱乐至死》作者：尼尔·波兹曼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5年5月 公共领域的内容，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

人们使用智能手机并不只是为了交谈，而且也是为了许多其他“有乐子”的事情：绝大多数人在这个互联网上赚钱、爱国、追星、购物、打车、访友、找对象、玩游戏、创造“鹿晗的粉丝帝国”那样的新事物。在智能手机来到这个世上之前，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就已经警告世人：找乐子可能让人对严肃的事情失去兴趣（其实古人早就有“玩物丧志”的说法）。他称之为 “赫胥黎”效应。今天，“玩手机”不过是让原来就已经在娱乐至死的人们多了一种娱乐至死的方式而已，而娱乐至死并不是智能手机带来的。

手机的问题和手机与交谈的关系问题都不能孤立地看待。不同社会里交谈生态中是否有可能重拾交谈，或者该如何重拾，是不可笼统地一概而论的。

《明亮的对话》作者: 徐贲版本: 中信出版社·三辉图书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

面对面交谈

未必就比手机更有质量

特克尔关于手机好事变坏事的逻辑推演和三把椅子重拾交谈的建议有多大的说服力呢？这恐怕要看具体手机使用者为何使用手机和如何使用手机了。

在使用手机之前，人们早就在使用电话了。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从电话到手机是一种方便的转换（中间还经过了大哥大、BB机）。人们使用手机也许并不是像特克尔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觉得“手机比什么都好”，而只是因为觉得有手机比没有手机方便。至于什么是“方便”，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作者: 陶东风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 日常生活层面的“活”的思想史。

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教授写过一篇叫《为什么喜欢发短信而不喜欢打电话？》的趣文。他说，发短信并不比通电话省钱，而且，发短信还比打电话费时费力，但由于发短信的种种“方便”，他经常还是会选择短信。交谈方式的选择——见面、写信、打电话、发短信、用微博——经常不能用“经济理性”的选择来解释，而有可能有其他的考量。他认为，“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发明和使用都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发明，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交往方式，新的人际互动方式，并建构着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因此，选择短信交往而不是电话交往，除了经济和技术的原因外，一定还有更加复杂的文化、社会和心理的原因”。

面对面交谈不是说要有就能有的，在匆忙的现代生活中，悠闲的面对面交谈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碰头费时费事，还可能话不投机、意见不合、陷入窘境，影响情绪。再说在许多情况下，交谈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轻松闲聊，热络感情，所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是比较有效的交谈方式。在特克尔看来，这样的理由虽然不假，但都是实用性的理由，而非交谈最重要的价值理由。

她认为，交谈的实际不便是交谈行为的必要代价（好事不容易，容易无好事），但是，既然交谈的价值理由摆在那里，那么再难也是值得去做的。交谈的价值理由是：倘若人际交谈（或交往）缺少了“见面”，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可能遭受关乎人性的心理损害。面对面交谈有助于三个主要的人性价值，分别是，一、增强自信或自知（self-esteem 和 self-knowledge），二、同理心(empathy)，三、群体体验(the experience of community)。这三个价值是数码交谈所不能增进的，不但不能增进，而且还会削弱和破坏。

“低头”的孩子。

特克尔认为，现在人们以手机交谈代替面对面交谈，在需要交谈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用手机，已经造成了一种可称“数码土著”（digital natives）的新人（尤其是在下一代人中）。他们将此认同为自己的“自然”生活世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面对面交谈，不知道面对面交谈不能随时“开机”和“连线”，不知道面对面交谈需要安排、需要预先约定、需要彼此有空和方便。“数码土著”从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去打扰别人，也可以随时被别人打扰。

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人际联系”。这种联系经常是心血来潮、肤浅无聊、有一句没一句，根本没有交谈质量。交谈不过是找人说说话，发泄一下情绪、倾述一时的悲喜。这样的交流者只是在接受简短的信息，根本不懂能造就同理心的那种面对面交谈的力量。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技术身上，希望会有“‘同理心apps’来教他们同理心和同情心”，“希望在情感欠缺之处，能够得到apps的帮助”。

真的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从我们的普通日常经验来看，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认为，特克尔的忧虑是夸大了的。

第一，在面对面交谈很困难或不可能的情况下，手机交谈是可以包含同理心的。一个老人听到一位多年老友得病的消息，打一个电话问候和关切，完全可以是真挚而同情的。老人行动不便，相隔遥远，要不是因为电话，根本就不会有交谈的可能。这样的交谈并不因为没有面对面，就成为“没有质量”的交谈。第二，见面交谈未必就是“有质量”的交谈，许多见面交谈只是互相寒暄，即便问候，未必有什么真情实意。更何况，别人遇到灾祸，特意上门慰问，表面上关心，心底里幸灾乐祸，并不是没有的事情。面对面并不能自动产生同理心和恻隐。

“人性服务”

使人异化的不是机器

特克尔还特别讨论了机器人的“人性服务”问题。她承认，许多人依赖数码交谈，用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人来照顾老人或病人，或者情愿用机器人当伴侣，这些都是因为情感脆弱的原因。有的人因为过去的经历或性格原因而自闭，他们害怕受到伤害，不敢交友或向他人敞开心扉，即使在有需要的时候也不愿意求助于他人。但是，她认为，机器并不能代替只有人才能给予他人的真正“关切”。

从道理上说这是没有错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与人之间可以充分相互信任和依靠。人的一切情感需要都能从他人得到充分满足，哪里还需要机器代劳呢？

人机交互技术，与抱着对话机器的孩子。图片来自网络（sohu.com）。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充满了猜疑、不信任、欺诈、恶意操控，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带着假面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反倒比人更值得信任和依靠，它可能不是一个理想的代劳者，但它至少不会设局欺骗你，陷害你，一面假装是你的朋友，一面诬告、出卖和背叛你。人对机器的需要是不完美的，但很可能是丑陋的现实世界造成的。机器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也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除非机器掌握在邪恶之徒的手里，倒也未必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坏。有所行为和选择行为方式的是人，不是机器。让这个世界变丑恶或变美好的也是人，不是机器。我们可以不满意机器这个代劳者，但不应该把机器当作丑陋世界的替罪羊。

同理心是人的美好情感，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呵护和善待，在一个好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有同理心（或同情）而受到伤害。

但是，现实世界并不那么完美，社会也不是像人们期待的那么好。在现实世界里，同理心让人变得很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是人的情感中非常脆弱的一环。最严重、致命的伤害往往是你很亲近的人造成的。越是在亲近者面前，同理心就越是脆弱，越是容易受到伤害。维护同理心的根本之途也许不在于少用手机，而在于优化社会中的人际信任生态。手机不过是人的机器，应该对机器不当使用负责的应该是人，不是机器。关注机器对人的异化影响并没有错，但反对机器不是机器问题的解决之道。否则，正如美国作家道格拉斯·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的玩笑所说，就像是演化转变的过程中，海洋生物也会认为那些直立上岸的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特克尔认为，机器是一种使人异化的力量，“有着像人面孔的机器”正在对人施展一种将人变成机器的力量，就在我们把机器当作人的同时，机器也在把人变成机器，“就在我们把机器当人来对待的时候，我们养成了把人当（半）机器的习惯”。这可以说是机器时代人的一种新的异化形态，但是，技术将人变为非人，变为机器的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将人变为非人，变为机器的最有效的力量不是机器。

相比起把机器当人，更可怕的是把人当机器使用，把人变成政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是一种对人的异化。这种异化经常是，用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的话来说，“把好人变成恶魔”。它能把人变成作恶的机器，不仅是机器，而且是高效机器。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扮演的狱警，正在巡逻，而实验情景塑造了扮演者的暴戾性格。图片来自经艺术改编的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2015）。

社会心理学研究，如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让我们看到，这种异化都是通过特定情境下对人的情绪和情感操纵来实现的。对这种去人性，变机器的异化，津巴多写道，“不论是细微或明显的情境因素，皆可支配个体的抵抗意志。……能够符合、遵守、服从，轻易地被诱惑去做在“情境力量场”（situational force field）之外无法想象的事。一系列心理动力运作过程，包括去个人化、被动面对威胁、自我辩护与合理化，都是诱发好人为恶的因素。‘去人性化’是让平凡人性情大变、变得冷漠无情、甚至肆无忌惮地犯罪的主要运作过程之一”。比津巴多的监狱牢头行凶更令人情感抵抗脆弱，防不胜防的是温情脉脉的“谈心”“恳谈”“交心”。这些都是面对面的促膝交谈，这些才是更有效的秘密控制武器。

许多现有的对数码技术和互联网的批评所针对都是它们对人的认知或情感的负面作用：干扰、分心、成瘾和自我失控。这些批评都涉及一个“度”的问题，例如，互联网有用，但过分依赖互联网会让人变得思想浅薄；手机有用，但过分依赖手机会让人丧失同理心。但由于这类批评本身容易过度，互联网的世界因此变得一片灰暗：互联网是一堆未经把门的谣言、流言和谎言的集合。互联网把我们的注意力切割成碎片，终结了深入的思考，我们的孩子沉溺于上网，不再阅读书籍。互联网是一个非理性的游戏场，一个人哪怕再愚不可及，也能在网上找到适合他的“回音室”，发出他洪亮的声音。

互联网正在腐蚀我们的记忆力，把我们变的愚蠢。互联网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窃者的胜利和高雅文化的终结。所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互联网批评不是没有合理之处，但都有一个使它们绝对化、漫画化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不合度。特克尔对手机的批判也是如此。正因为超过了“度”，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种既不合时宜，也违背事实的反机器主义。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徐贲；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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