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庚子赔款”的结局

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要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匈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挪威六个“受害国”军费与损失费等4亿5千万两，加上年息4厘，本息合计9982238150两白银，以海关、常关及盐政各项进款作抵押。

因为战争爆发于庚子年，故称之为“庚子赔款”。中国实际支付了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占总数的58%。“庚子赔款”后来被返还了一部分，被用于中国的教育等事业，但是各国具体情况不同。

停付德、奥匈国庚款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战后《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奥匈帝国瓦解后放弃赔款。

俄国最后声明放弃赔款 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政府明确表示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并声明该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至此，俄国赔款也告终止。

美、英、法、比、意国退还庚款 美国的情况是退款，1908年美国总统签署法案退还赔款1160万美元。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退还其余的庚子赔款。1920年12月英国通知中国将退还庚款，法国这时也通知中国将退还庚款。中比、中意分别于1925年、1933年订立协定退还庚款。荷兰于1926年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

美国得庚子赔款3200多万两，折合为美元2400多万元。退还分两次，1908年退还赔款1160万美元，主要用于留美学生及兴办清华学堂。1924年第二次退还赔款1254.5万美元，并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

1922年12月英国放弃中国尚未支付的庚子赔款，并将其用以促进两国教育文化事业的交流。1925年6月英国会正式通过“中国赔款案”，1930年9月两国正式换文。英国退还庚款的总额为11186547英镑13先令，其利息支配渠道分为五类：图书馆、博物馆及保存文化古迹古物的事业，占25%；资助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等，占35%；选拔留英学生，占15%；奖励专著及中小学、职业学校的教科书等，占1%；建设中小学、农工职业学校、助产学校及促进农村教育等，占24%。其安排侧重于偏远及内地省份，以求进而逐渐推广至全国。抗战期间一部分庚款也用来资助教师和学生转移到后方及疏散故宫博物院的珍宝。

法国退款及其使用 1922年中法两国互换文书，决定将部分庚款充当改组中法实业银行及发展中法间教育事业的资金。法国退还对余款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为美元7555万余元。

苏俄退款及其使用 俄国所得赔款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十月革命后，中国停付庚款并将其作为7年长期公债的本息基金。1924年，中苏两国签订协定，苏俄将赔款全部退还，除了偿还债券剩余的完全用于教育。

意大利退款及其使用 意大利庚子赔款总额及利息为217868647法郎。1917年12月1日后意大利允许缓付5年。一战后双方于1925年10月1日达成协定，规定自1926年1月起庚款在按月偿还华意银行垫款后，由海关总税务司按月将赔款交给中意庚款委员会，以用于两国的教育交流及慈善公益事业中。

荷兰比利时退款及其使用 荷兰庚款总数为荷币3066005盾。1925年10月，荷兰表示愿意退还庚款，将余款全部用于治理黄河。1933年4月两国正式互换文书，决定将1926年1月1日起的庚款全部交还中国。

比利时提出的退款方法与其它国家不同，直到1927年5月完全偿清后才于该年12月8日达成协定，规定将余款全部用来发行500万元美元债券，其中四分之一的125万元美元债券由中比庚款委员会直接支配，用于教育卫生事业。

中国未得到日本退还庚款 1923年3月，日本第46届国会通过议案，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以发展对华文化事业：支持中国文化团体，但中国无一团体申请到补助；1936年以后这笔钱则用于侵华战争，包括支持汪精卫傀儡政权派遣留日学生等。因此实质上中国并未得到丝毫日本退还的庚款。

庚款兴办了不少高等院校，推动了留学教育事业 晚清到民国，军阀混战，政府无力发展教育，庚款保证中国教育持续发展。 美国的庚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和包括燕京大学的12所教会大学。英国的庚款资助了华中、齐鲁等9所教会大学。法国对庚款在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之外不多的余款资助了一些中法教育机关，如上海中法工学院、巴黎中国学院、北平中法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等。比利时的庚款资助了北平中国大学、北平第二工学院等学校，并创办了上海雷姆电学院等。

庚款兴学也大力推动了留学教育事业，还改变了留学潮流的风向。1908年美行庚款兴学和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之后，中国留美人数激增。自1909年至1925年仅通过清华学校赴美的学生就达到1031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便已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庚款也支持了一部分学生留欧。如在1933～1939年及1945～1947年两个时间段中，一共资助了194人留英，自1929年至1934年的每个学年，都资助64名学生留学比利时。这使得欧美文化直接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并提高了中国留学教育的质量，留学美欧的学生大都学术水平高，回华后便成为各领域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