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娜·莫罗谈电影生涯

BY Andréa R. Vaucher | 编译：KULILIN

Q：你似乎回到了原点：1989年夏天你和法国喜剧院在阿维尼翁艺术节上演出“La Celestine”，这实际上是多年前你首次登台的地方。

A：这似乎有点象征意义。但它只是日历上的一个符号，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开始演戏是在1947年，所以我42年后又精神饱满地回到剧团里——我显然没有像通常那样老去。另一方面，死亡，生命的终结，的确影响着我。

人生就是各种相遇。有些人过着遗憾的生活，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遇到同样一些人。我的命运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演员，很多人都渴望见到我，并找到了我。我刚拍了一部苏联电影，我是唯一的法国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遇到了Klaus Michael Grüber，Zerline的导演，他介绍我去剧团，我们进行了整个欧洲的巡演，接下来会去东京再到百老汇。这都是偶然的。

Q：你显然认同《祖与占》中的占，他在影片里说，“我总是好奇的。”

A：绝对的。生活中的一切都会激发我的好奇心。我唯一不好奇的是政治，因为它都是关于自我和权力的。那既无聊又危险。当然，我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世界是如何改变的。我知道东德、越南、红色高棉、中国。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好奇，但不幸的是，最坏的情况总是发生。所以我试着想些建设性。

我有极大的好奇心。一旦有什么疯狂的事情发生了，就像一个苏联导演对我说的：“我不能付你钱。你得付自己的机票，我唯一能肯定的是你会有食物和一张不错的床。”——而我去了。

或者像维姆·文德斯，我认识他多年了，在他拍第一部影片之前。当他请我出演他的下一部电影时，即使我没看过剧本，我也答应了。乐趣很重要，我想在生活中获得乐趣。

Q：说说那部苏联电影。

A：这部电影叫《安娜·卡拉马佐夫》，改编自纳博科夫的小说《普宁》，是关于一个俄罗斯人在美国当老师的事。电影名字来自一名学生，她想学俄语，为了读《安娜·卡列尼娜》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导演是鲁斯塔姆·哈姆达莫夫（Roustam Khamdamov），之前他一直在到处政治避难，因为新政治和戈尔巴乔夫，现在终于可以拍电影了。这是一部大制作的电影，他们希望它能在1990年代表苏联在戛纳展映。他们请我主演，即使我是法国人，导演在杂志上看了我的照片，做梦梦到我演了他的电影。我们在列宁格勒拍摄了五周，还有八个星期的时间在莫斯科拍摄。我觉得那里有点与众不同。

苏联的工作人员从来没看过我的电影，所以当我到达时，我像是一个初学者。每个人都这样，场务、电工都对我吼，“怎么样了？”第二天，他们都拍我的背，说：“你是个大明星啊，你真是太棒了！”就好像我在61岁时才通过了考试。

Q：你对生活的兴趣来自哪里？

A：也许是因为我很感恩，我每天都在想我是多么幸运。在登台之前，当我听到观众的低语时，想到每天晚上有这么多人聚集来看我表演，就充满了活力。Zerdine我已经做了三年，重复演了300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剧院都是满场，你必须感激这样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职业生涯。在成功的早期，我本能地感觉到了危机，我不想成为明星体系的一部分。这吓坏了我，所以我离开了那里，对许多事情说不。我过着非常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旅行，我坠入爱河，我什么也不做，我读书。很多人说那我毁了我的事业。但我不想要某种固定职业，现在的我充满力量。

我不属于任何类别或派别。那是完全的自由状态。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担心。这使我对演员这个身份的态度非常孩子气。我非常喜欢它。

Q：你是法国新浪潮中最活跃的明星之一。新浪潮对于你意味什么？当时你觉得自己正书写着法国电影史吗？

A：新浪潮的第一个明星是《上帝创造女人》里的碧姬·芭铎，这是在特吕弗，夏布罗尔和戈达尔他们之前的电影。这是一个前兆的标志。碧姬的命运完全不同。开始与马勒、特吕弗一起工作前，我已经做了十年的演员。

当我拍《祖与占》的时候，本能地感觉到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拍摄最初几天里，我就知道事情会是怎样的。奇怪的是，我对现在在俄罗斯拍的电影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当我拍《祖与占》时，非常自我中心；我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逃离“明星”风格的机会。我甚至没有真正想到“明星”，我想的是老一套的电影风格——很多化妆和发型都恰到好处，总是被理发师、化妆师、服装设计师追随。突然间我们在街上拍摄，几乎没有化妆，得去自己找服装。没有人告诉我，“你有黑眼圈，你的脸是不对称的。”化妆在十分钟内完成了，洗完头发，晾干，就出门了。突然，自然的神情出现了。当他们不再花半个小时在灯光下拍特写镜头——“低下你的脸，像这样，不，像那样”——而如果你抬了抬头，他们会大叫：“灯光！”突然间生活出现了。我觉得如果我想在摄像机前工作的同时获得成长和乐趣，一定是那种方式。

马勒、特吕弗、戈达尔、夏布罗尔、里维特他们也没有以为在书写电影史，我们没有用这些来思考，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使命。但我觉得那才是重要的。

Q：你如何描绘不同年代里法国电影中看待女性的方式？

A：五十年代还是探讨情侣的传统关系。大多数电影都是男性制作的，电影里的女性都则是从男性的视角中诞生的。她们是女神，妓女，母亲。六十年代的新浪潮有一个更确切、更清新的景象。在五十年代，他们描绘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在六十年代，导演试图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新浪潮超越了电影，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然后，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女性失去了权力。随着道德的发展，妇女的解放和妇女对自治的要求，夫妻、服从主人和丈夫的观念不再有效。女性想要和男性一样的地位，这当然引起了男性的反应，因为恐惧，这些反应转化为了攻击性。看看布莱恩·德·帕尔玛的电影中，女人总是被殴打和杀害。我了解帕尔玛，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但很多其他导演也在拍同样的东西。我的前夫威廉·弗莱德金，影片里就没有女人。他把她们从自己的世界中彻底抹掉了。突然间，男性的想象力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了。

这不仅是因为女性解放，也关乎道德自由和性自由。一旦我们可以消费我们想要的东西，在任何我们想要它的时候——无论它是一块蛋糕，一个女人的身体，还是一个苹果——它都失去了魔力。事物的神圣面已经消失了。性变成了一块好的牛排，一杯酒，变成和拉屎撒尿一样的事情。它并没有让人们更快乐。

它不再神圣。我说的不是宗教术语，而是所有那些带有禁忌的东西，我们必须秘密地进行试验。每个人都秘密地拥有与禁忌的关系，但一旦一切都公开了，禁忌就不复存在了。私人宝藏无处藏身。我们以为我们赢了——一切都是允许的，觉得我们拥有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拥有的秘密，珍贵的小东西却丢失了。

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这样的事，在那些让我们做梦的人物身上。但这也可以改变。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拥有任何东西。从他的生命开始。你失去它了。你失去了一切，好的和坏的。如果你拥有让你快乐的东西，你就会失去它。如果你发生了什么痛苦的事，那也不会持续太久。

Q：我听说，特吕弗会给你些指导的文字，但很少直接和你沟通。

A：我们的交流很亲密，但不使用语言。

Q：作为导演，他是如何影响你的？

A：他没有影响我，真正的导演不会试图改变你，他们会让你自由地成为一个角色。那是一种亲密的工作，不断的进行下去。如果有什么影响，也是一种共同的经历。特吕弗通过我了解的女人，通过他我了解了电影。正如在任何深厚的关系中，有起有伏。

特吕弗不满意我当导演的决定，他很震惊。我本该成为一个明星，做一个触不可及的女人，而不是导演剧组、管理事务、拍电影。好像我正在失去我的女人味。特吕弗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观点。他不想让我直到，因为他不想让我在战场上。他曾经对我说：“你知道，人们都说男女演员之间的嫉妒非常激烈，但坦率地说，最激烈的竞争是导演之间的竞争。”

我曾受邀拍一个关于特吕弗的电影，这是我非常想做的。我想给他爱的证明。这是一部三个一小时的电视电影——一幅肖像画。我明年夏天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但可能要到1991年才能完成。

Q：奥逊·威尔斯是不是唯一鼓励你当导演的人？

A：对.他在酒店准备《审判》。我们吃过晚饭，喝了很多雪利酒，他笑了笑。然后看着窗外说：“看月亮。”我走到另一个窗口，看到巨大的月亮，我说，“哦，月亮。”然后我们互相看了看，意识到我们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看。我问：“你的月亮呢？”“他给我看了，我们意识到有两个月亮。”我们真正看到的是两个巨大的时钟，在奥赛火车站。他就是这样找到《审判》拍摄地点的。

那是我告诉他我想当导演的那天晚上。他的回答是：“当然，但你必须有真正强大的欲望。“一旦真正需要，你就有了自由。”他知道我对电影的尊敬。但他是唯一一个反应积极的人。

Q：你和威尔斯拍的最后一部电影到底发生了什么？

A：我们不知道拷贝在哪里。只知道它存在。肯定是在某个地方的洗印厂，我相信他离开的那个女人（Oja Kodar）知道它在哪里。决定权在她手中。我希望她能做点什么。

Q：你看过《奇遇》后给安东尼奥尼写信要求合作了吗？

A：不，我只和伯格曼有联系。安东尼奥尼1950年在舞台上看到我，那时他还是个新手，他请我和他一起拍电影。但因为我与剧团还有合同，他们不让我离开三个月去拍电影。这部电影就是《失败者》。他一直保留跟我拍电影的想法；就是《夜》了。但我在《奇遇》之前就和他的制片人签了合同。

Q：谈谈你和威廉·弗莱德金的关系。

A：我们结婚了，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一段非常痛苦的时光。我们不在一起很久了。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导演，我仍然爱他。一旦男人和女人卷入了一段非常动荡的关系，就会妨碍友谊，妨碍工作的合作。

Q：我在某处读到弗里德金说演员可以破坏一个精心策划的镜头，就像像蚂蚁捣乱野餐一样。

A：是啊。当他说那件事时我非常震惊。我甚至对他说：“上帝，你不喜欢的演员！“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有时演员是个讨厌的人。他过去管我叫“电影的大祭司”，有时是表示钦佩，有时则是讽刺。

我们还计划一起拍电影。我好久没见到他了。我嫁给他之后就开始指导L'adolescente。他在我开拍的那个星期向我提出离婚。有趣的是，他选了一个好的时刻。当你受伤时，你就越想受伤。

Q：你会再结婚吗？

A：不知道。我可以和某人住在一起，但我不能屈服于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另一个人为什么要屈服于我？

我不再相信浪漫的爱情了。浪漫的爱情常常以仇恨结束。这与爱情无关。这只是激情，这是一种基于幻觉的关系。通常恋人不想看到对方真实的样子。我已经经历过了。我的生命中可能会有另一个伟大的爱情，但不是那种。

Q：在《危险关系》某人对女主角说，她现在脸上戴着她灵魂。你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A：是的，绝对是这样。有各种各样的美。魔鬼的美丽是青春的美丽，后来我们发现老年人的美与其他事物有关。

这是非凡的，《危险关系》已重新公映。我仍然为它感到骄傲。有时候我们做事，感觉，“好吧，我做到了，结束了，现在让我们忘掉它吧。”但大部分的经历，我一生都在和那些我非常尊敬的人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并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回馈。

Q：你一生中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A：不需要保护的生活能力。要去相信他人，要有热情，生活得越来越快乐。这真的是上帝的恩赐。

Jeanne Moreau (1928-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