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中有真意 | 四库课小记（一）

距离前半学期的四库课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可当我再翻开那一沓复印资料时，却仍能记起那些追溯往昔、反求诸己的时光，体会到四库的情怀。

四库课的全称是“《四库提要》与传统文化”，授课的是慈波老师。前半学期的周五下午，十余人围坐在四楼的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既有文献资料，也有慈老师的口传心授，只觉一下午的时间过得很快。

（上课所用的资料，足足一沓）

一、缘起：乾隆皇帝的一道道圣谕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考虑到之前的类书“不能悉载全文”，又加之“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家……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乾隆颁布了一道汇录古书的圣旨。随后的圣谕依次说明了采撷的标准、汇录的要求，直到三十八年二月，将之定名为《四库全书》。皇帝的命令，臣子自然不得不从，何况这还是一件造福学术界的大事。

能有这个觉悟，可以说四库的缘起在于乾隆皇帝了。但仔细读圣旨，我们能发现皇帝的目的并不尽在于惠泽文苑。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少数民族当政的时候。在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自古以来就对边境之外的民族多有微词，在部分古书中经常有“蛮夷”之类的字眼。清代统治者自然想要将这类对他们“大不敬”的书一网打尽，好让自家的政权更稳固些。且看这一则圣旨：

明末文人对待清的态度，正如南宋人之于金、明初人之于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给什么好脸色看。身为满蒙贵族的乾隆皇帝，自然也站在他的立场之上，希望这类书不再通行，以免给本朝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在四库版本的古书里，有关金、元、清的部分文字会有较大的改动，这也是馆阁文臣根据乾隆的态度作出的调整了。

除了明面上的销毁禁书，乾隆皇帝还有一招，那就是站在“公理”面前，收买人心。在下面这段圣旨里，乾隆大打感情牌，称自己读了熊廷弼、王允成、叶向高等颇有名望的明代文人著作，为这些人潸然泪下、痛哭流涕，认为明代灭亡与当政者不采纳忠言有关。读到这里，忍不住感慨，原来皇帝的小心思就藏在圣旨的字里行间。在这“奉上谕”之中，既有乾隆的偏好，背后也是编纂官们需要仔细加以揣摩的内容。

当然，乾隆要说的可不止这些。作为一个敬业的“带头大哥”，他还事无巨细地制定了编纂四库的各式标准。

编纂官甲：提要该怎么写？

编纂官乙：不要担心，圣旨里已经写明了，你瞧，“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

督抚丙：浙江的范懋柱上呈了几百部书，该怎么奖励呢？（史载：范懋柱进呈天一阁藏珍贵古籍六百四十一种）

督抚丁：前几日圣上说了：“其裒集收藏，深可嘉尚，前已降旨分别颁赏《古今图书集成》及初印《佩文韵府》。”

别小看了这部《古今图书集成》，它可是一部集大成的类书巨著，被誉为康熙时期的“百科全书”。一万卷的体量足足要一间屋子才放得下，这也可见范懋柱那几百册书的意义所在。值得一提的是，范懋柱来自藏书世家，是范钦的八世孙，也是天一阁的守护人之一。

在那个技术并不先进，藏书面临着水、火等隐患的年代，正是一批又一批民间藏书家的努力，才让如今的我们能从壁橱中看到那些珍贵的刻本。除了皇家的“石渠”、“内府”，还有天一阁，还有传是楼……薪火相传，书脉不断。

自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五年，乾隆颁布了二十余道圣旨，见证了四库从无到有，从裒集到编纂的全过程。无论是乾隆的本意是如何，这一部四库出现了，它将给后世带来巨大的文化影响，以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情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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