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一个词形容1942年的河南!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描述 1942 年的河南,绝对非“饥饿”莫属。
本文节选自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1942 年,张仲鲁担任河南省建设部部长。他曾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新一代中国留过洋的技术人才。“黄金十年”期间,国家发展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批人身上。张仲鲁在仕途上发展迅速,还曾担任过河南大学的校长,但其国际化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尚不足以帮助他应对河南在战争时期面临的考验。张仲鲁后来回忆,当年年初的诸多因素汇集才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河南大部分地区在 1941 年初的豫南会战中遭到了日军的入侵和占领。 1942 年春天滴雨未下,麦收产量只有平日的一两成。张仲鲁回忆道:“麦收之后,人心惶惶,有不可终日之势,但尤寄托希望于秋收,孰知又一夏未雨,早秋几全枯死。”一些有水井的地方虽然免遭干旱,却也未能幸免于难,因为“蝗虫复又为害,禾苗立被噬光”。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缺少粮食,而是缺少把粮食运往缺粮地区的组织。邻近的陕西和湖北两省是有粮的,可当地政府却不愿向河南运粮。这不只是自私的问题,“田赋征实”使大量粮食被征购或充公以供养军队,省政府自然就没有兴趣出售宝贵的粮食去换取日益贬值的法币了。蒋介石的确宣布了削减河南征粮配额,可实际上,河南征粮局局长征收的粮食比配额要求的还多。 饥荒开始在河南全境蔓延,而贪官污吏却将这场天灾变成了人祸。
1942 年夏天,重庆政府派出官员前往农村地区实地考察灾情,同时也检查“田赋征实”的执行情况,张仲鲁就是视察员之一。荥阳县县长左宗濂含着泪告诉张仲鲁,他无法完成征粮任务。在郑县,县长鲁彦告诉他,一户姓李的人家把家里最后一点粮食交给征粮官后,就全家投河自杀了。张仲鲁说:“他(鲁彦)痛哭失声,跪地头,求免军粮。”张仲鲁所见越来越多,情况也越加糟糕:
沿途灾民,有挖草根的,有摘树叶的,还有剥树皮的。从郑州循大路南行,乞食逃荒的人络绎不绝,景象凄惨,令人目不忍睹。
这些还只是秋粮绝收后,饥荒刚开始时的情景,更凄惨的事还在后头。张仲鲁沿途走来,处处可见绝望的景象,方城城外就有一处卖人的“人市”。张仲鲁眼见一对夫妇因无法生活,丈夫只好将妻子出卖。他们分手时,妻子对丈夫喊道:“我的裤子质量还比较好,咱俩脱下换一下吧。”丈夫一听此言,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对更多的人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荒:
我所到之处,都看到有成群灾民向南逃荒乞食。走不动的,即倒毙在途。只拿几个蒸馍,即可换得一个儿童。随后来到洛阳,见车站附近,满是灾民,呻吟号哭之声,惨不忍闻。一有火车,争相攀登,车顶轮下,不管多么危险,亦都在所不计。有等数日等不上车者……男哭女号,出儿卖女,不讲价钱,只要有人接受,即可拱手相送。火车西进途中,开进涵洞之时,因车顶人如山积,坠地摔死者不计其数。
历史学家刘震云的父亲就是 1942 年逃荒的人之一(刘震云也是电影《1942的编剧》,小编补充)。刘震云的叔叔将孩子放在箩筐里挑着走,刘震云的父亲则推着满载家当的独轮车。但到洛阳后,在从天主教办的粥厂回来时,刘震云的父亲被抓去当兵了。刘震云的祖父祖母完全不知道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认为我被拐跑了。再见面就是 10 年之后了。”刘震云的祖父祖母后来也加入了爬火车的人群,一位表亲也随他们爬上了火车,但刘震云的小姑却没跟上来,而且此后就再也没人见过她。
张仲鲁还听说,有一些他未视察的村庄,因为灾情过重,甚至发生了吃人的惨事。记者李蕤也遇到一个因吃人和贩人肉而坐牢的人。这种行为极少被报道,因为它从根本上触犯了社会禁忌,某些描述也可能有夸大事实之嫌。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证据浮出水面,它们暴露了人们在饥荒时的真实行为。
情况一次又一次显示出,无能和腐败才是这场大饥荒的罪魁祸首。李蕤揭露了汝南县一名粮仓主任的腐败行为。该县以往就有私仓积谷的制度,本意便是可以在荒年时开仓施赈,即便 1937 年抗战爆发,谷仓也安然无恙,并未遭到掠夺。现在正值饥荒,如果开仓放粮,预计足以救活 1.5 万人。但实际上,当地官员根本没存过一粒粮,而是将收来的粮食全部私卖牟利了。 灾区内,包括洛阳、郑州等城市的饭馆倒是依旧营业,但也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
主流报纸《大公报》曾派遣通讯员前往河南调查大饥荒的情况。该报于 1943 年 2 月刊登了一则详细描述河南大饥荒的报道,结果被政府勒令停刊三日。 白修德受到的约束相对少一些,但他从中国发回的报道在亨利 · 卢斯的授意下已经做了一定的润色。亨利 · 卢斯是《时代》周刊的出版人,他希望维护蒋介石在美国的良好形象,这也是蒋介石乐于见到的。即便如此,1943 年 3 月 22 日的这篇报道在经过《时代》周刊的粉饰之后,字里行间仍旧透露出白修德的愤怒。中国记者所见的惨状,白修德也同样目睹了:“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下寻找死人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会集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白修德还看到一个灾民被火车截断了腿,向外国传教士乞求施舍食物的人群。还有一位妇女因为吃掉自己的孩子而受审,她辩解的理由是孩子饿死在先,她才食其肉。据白修德报道,多个事件同时发生才最终导致大饥荒:军队和官员索要粮食,向灾区供粮又遭到拖延,糟糕的路况更增加了运粮的难度,最终导致灾情恶化。《时代》周刊不允许白修德直接批评蒋介石,但白修德的观点很明确,他写道:“最可怕的事情是,政府可能在回避灾情。”通讯稿的最后部分,白修德描述了在结束为期两周的旅行时,当地官员款待他的盛宴,种种美食包括了鸡、牛肉、荸荠、豆腐,还有“三个糖霜饼”。
白修德与卢斯的争论最终导致他从《时代》周刊辞职。在他战后出版的《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一书中,白修德明确无误地控诉了蒋介石。白修德描述了饥荒造成的恐怖给他留下的最难以忘怀的画面:“一名还不到 17 岁的女孩,瘦削而美丽,却躺在潮湿的泥地上,她的嘴唇带着象征着死亡的青色。”在书中,白修德重述了他在河南的见闻,更详细地描述了冷酷的官员和饥饿的农民。最后,他总结道:“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里,有一种和死亡本身一样酷烈的暴怒。”此书出版时,他得知了在1943 年绝对无法想象的事实:不到 1 年时间,农民们便奋起反抗,目标就是对他们盘剥深重的政府,以及那些造成约 400 万人死亡的玩忽职守的官员。
至少有一位官员几乎从未考虑过正在发生的灾难。张仲鲁回忆道,当时的人都说河南有四灾:“水、旱、蝗、汤。”“汤”指的便是汤恩伯将军,这位于 1938 年 4 月在台儿庄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将领,如今仍是蒋介石的亲密盟友。由于担心日军进犯,汤恩伯竟在灾情最严重时强征数十万民工翻修公路。汤恩伯向民工们保证,他们的劳动可抵销部分徭役,而徭役是中国自封建王朝早期以来就已形成的制度。但张仲鲁说,没有人相信这种承诺,他们谴责汤恩伯修路是为了个人方便,而不是出于军事需要。汤恩伯的部下也因强征壮丁时非法野蛮的手段而臭名远扬。 蒋介石在 1943 年 4 月的日记里写道:“郑路(即郑州陇海铁路。——译者注)沿线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一周后他更加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他接着写道,如果战事再拖延一年以上,中国恐怕就难以支持下去了。 虽然意识到了问题,但蒋介石采取的对策既有限又不恰当。日记显示了在1943年的春天,他有多么疲惫不堪。他说自己深感困惑,经济疲弱,战争局势和经济形势都让人沮丧,现在正是最艰难的时刻。蒋介石承认,自己在 6 年抗战中已筋疲力尽,头脑几乎麻木。几天之后他认识到,整个社会满目疮痍。 [25] 中国在 6 年抗战之后已经国力耗尽,可疑的国内盟友、不堪重负的经济,还有与史迪威的冲突,这一切焦头烂额的事情分散了蒋介石对不断蔓延的河南饥荒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