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出版社道家智者——《国粹：人文传承书》书摘
作为对社会、人生的智慧反思与选择，作为现实社会与精神结构的反映，庄子用减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又有些什么理性的依据？下面从十个方面加以剖析——
第一，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极端恶劣，庄子不想往火炕里跳。战国中后期堪称典型的乱世，由于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政治动乱，社会混乱，人心紊乱，思想淆乱。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残酷，人心惶惶，到处都是陷阱与罗网；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
《庄子》书中记载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那天，他路过一个坟场，在草丛中发现一个死人的头骨，遂顺手操起短棍在头骨上敲了敲，然后发问：“哎，你是怎么致死的呢？是因为贪生悖理，遭到刑戮，而落到这种地步的吗？还是由于国家败亡，受到刀兵斧钺的砍杀，而死于战乱的呢？抑或是做了见不得人的错事、丑事、坏事，给父母妻子丢了脸，而愧怍自尽的呢？还是遭遇饥寒冻馁，而置自身于死地呢？还是衰颓老迈，疾病缠身，年寿已尽，导致自然死亡的呢？”头骨回答说：“你所说的那些，都是活在世上的人的拖累和负担；人死了以后，哪还有这些说道呢？……人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一切都处于平等状态了。也没有四季的冷热寒暑，更卸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劳苦。可以自在从容地与天地共长久。即便是南面称王的皇帝，也没有这样快乐呀！”庄子说：“我想请掌管生命的神灵，给你恢复形体，补还给你骨肉、肌肤，再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你愿意这样吗？”髑髅听了，显露忧愁之状，说：“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而回到人间再去遭苦受罪呢？”在这则寓言里，庄子借助死人之口，揭露了人世间的种种牵累与祸患，映衬出封建专制下普通民众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
第二，君王残暴，伴君如伴虎，庄子不想当那个“牺牛”，更不愿为虎作伥。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悦者勇有力也，不悦为仁义者。”他骄纵无道，肆意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最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最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第三，人性异化，精神痛苦，对于这个时代，庄子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来说，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倍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焕发不出丝毫积极进取的精神。
第四，从保护自身考虑，韬光养晦，藏锋不露，凡事保持低调。庄子讲过一个“骄猴中箭”的故事：吴王渡过长江，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人来，都惊慌地跑开，逃到荆棘丛林中。只有一个猴子，从容地攀着树枝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用箭射它，它能够敏捷地一一接住。吴王便命令身旁的射手一起放箭。结果，骄猴中箭身亡。吴王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倚仗身躯敏捷来傲视我，才落得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呀！”
其实，许多野生动物是非常明智的，在人类的疯狂捕猎面前，它们会机敏地保护自身。《左传》记载，“雄鸡自断其尾”，预先做出防备，免得因为美丽的尾羽而遭人捕杀；西域产牦牛，尾长而劲，当有人射猎时，它便忍痛自断其尾；蚺蛇被人取过胆后，幸而未死者，见人便显示它的创处，以示无胆可采。生而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更应该警醒了。
第五，认识人生的有限性，这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有言：“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懂得了这一点，可以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多用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那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
第六，与主动的自觉性的知足、知止相对应，是被动的带有强制性的戒贪、戒得、戒奢、戒欲。欲望不可放纵，否则必遭制裁。道理在于，贪，逆天悖理，定会触犯刑法；得就是失，定须付出代价；欲，将蚀损本性，纵不身败名裂，也会堕志损真——现实的声色货利，正在吞噬着人的本性与良知。所以，老子有“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警告。庄子在《盗跖》篇中，也曾借助知和之口，告诫世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庄子提出，要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庄子那些警世恒言，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厌弃浮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做些减法，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
第七，核心问题在于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庄子特别强调本分、本色，强调“顺人而不失己”。他通过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来寄寓其价值取向、人生准则。
楚国有个名字叫“说”的隐士，以屠羊为业。当时，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一败涂地，昭王弃国奔逃，到了随国。屠羊说便也跟随楚昭王出走，并在逃亡途中帮助昭王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待到楚昭王复国论功行赏时，想到了这个屠羊说。于是，派大臣去问他希望做个什么官。屠羊说却说：“皇上丧失了国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计；皇上回国复位了，我也跟着回来，继续干我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昭王还是坚持要给他以报答。屠羊说坚持不接受，说：“皇上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必承受惩罚；皇上回国复位，也并非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奖赏。”昭王听了汇报，便要亲自接见他。屠羊说仍是予以拒绝，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是受过重赏、立过大功的人，才能受到皇上接见。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当时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皇上、护卫皇上的。现在，皇上却要废法毁约来接见我，这可不是我所愿意传闻天下的事。”闻听此言，昭王认为，屠羊说不贪功、不邀赏，而且，虽然身处卑贱却能陈述高明的道理，越发觉得人才难得，便让大臣司马子綦亲自出面奉劝，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说坚决推辞，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背上滥行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铺子。”最后，他还是没有接受。
第八，庄子主张无待、无恃的绝对自由；认为人应该过绝对逍遥的生活，达到“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人生境界。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人为物役，心为形役；要达到自由，就要不为世俗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所拖累，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个人只有弃绝名缰利锁的束缚，不顾别人对自己的毁誉，精神上才能感到是自由的。
庄子认为，社会昏暗，使人丧失了“真宰”，迷失了自我，导致了人性的普遍异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却了“至正”的“性命之情”，“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世俗之人盲目地被外物所牵引，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达到逐物的目的：“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这些人，尽管“殉”的目的各不相同，价值追求也不—样，但其重物轻生的取向都是一样的。
第九，从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角度，认识用减法的必要性。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顺应自然。这个“自然”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的内蕴。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大量属于人化的自然。庄子反复论证人化、人为的危害，指出人的干预活动，诸如络马首、削其蹄、剪其毛、绊其足，把它拴绑起来，圈进槽枥，整个破坏了自然形态，因而主张“无以人灭天”。
为了使环境更适合于生存、发展，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自始就极尽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而人类的行为决不是无影灯，光亮的背后总伴有一片黑暗。这样，在获致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过度的开发、攫取，也带来了无穷的祸患。结果，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物化”了自己。面对“以人害天”、放纵无度地干预自然的严酷现实，庄子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无以故(智巧)灭命！”呼吁要摆脱狭小的视界，突破以人的标准为中心的框限，站在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的高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对此，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予以高度评价：“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
第十，从道家学说的本源来讲，就是要善用减法。如果说，孔孟之道是“修、齐、治、平”；那么，老庄之道就是“为道日损”，崇尚无为。老、庄都讲：“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悟道就要不断减去心灵的重负，才可以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也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为政者应该尽量减少施行命令，不要实行使下属负担过重的政策，对下属的各种活动尽量避免介入或干预。“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
不过，老、庄虽然都讲“无为”，但其侧重点各有不同。老子说，“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后来形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在本质上是致用的，亦即用以治世。而庄子的“无为”，着眼于“安时而处顺”，主张逍遥处世。庄子的“无为”，作为自然的本体，人生的归宿，是面对浊世的一种隐退和自守，“无为”往往是出于无奈。不仅此也，徐复观还做过进一步地引申：“老子的人生态度，实在由其祸福计较而来的计议之心太多，故尔后的流弊，演变成为阴柔权变之术；而庄子则正是要超越这种计较、谋算之心，以归于‘游’的艺术性的生活。所以，后世山林隐逸之士，必多少含有庄学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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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人文传承书》
作者：王充闾 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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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极端恶劣，庄子不想往火炕里跳。战国中后期堪称典型的乱世，由于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政治动乱，社会混乱，人心紊乱，思想淆乱。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残酷，人心惶惶，到处都是陷阱与罗网；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
《庄子》书中记载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那天，他路过一个坟场，在草丛中发现一个死人的头骨，遂顺手操起短棍在头骨上敲了敲，然后发问：“哎，你是怎么致死的呢？是因为贪生悖理，遭到刑戮，而落到这种地步的吗？还是由于国家败亡，受到刀兵斧钺的砍杀，而死于战乱的呢？抑或是做了见不得人的错事、丑事、坏事，给父母妻子丢了脸，而愧怍自尽的呢？还是遭遇饥寒冻馁，而置自身于死地呢？还是衰颓老迈，疾病缠身，年寿已尽，导致自然死亡的呢？”头骨回答说：“你所说的那些，都是活在世上的人的拖累和负担；人死了以后，哪还有这些说道呢？……人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一切都处于平等状态了。也没有四季的冷热寒暑，更卸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劳苦。可以自在从容地与天地共长久。即便是南面称王的皇帝，也没有这样快乐呀！”庄子说：“我想请掌管生命的神灵，给你恢复形体，补还给你骨肉、肌肤，再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你愿意这样吗？”髑髅听了，显露忧愁之状，说：“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而回到人间再去遭苦受罪呢？”在这则寓言里，庄子借助死人之口，揭露了人世间的种种牵累与祸患，映衬出封建专制下普通民众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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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君王残暴，伴君如伴虎，庄子不想当那个“牺牛”，更不愿为虎作伥。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悦者勇有力也，不悦为仁义者。”他骄纵无道，肆意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最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最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第三，人性异化，精神痛苦，对于这个时代，庄子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来说，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倍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焕发不出丝毫积极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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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许多野生动物是非常明智的，在人类的疯狂捕猎面前，它们会机敏地保护自身。《左传》记载，“雄鸡自断其尾”，预先做出防备，免得因为美丽的尾羽而遭人捕杀；西域产牦牛，尾长而劲，当有人射猎时，它便忍痛自断其尾；蚺蛇被人取过胆后，幸而未死者，见人便显示它的创处，以示无胆可采。生而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更应该警醒了。
第五，认识人生的有限性，这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有言：“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懂得了这一点，可以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多用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那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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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与主动的自觉性的知足、知止相对应，是被动的带有强制性的戒贪、戒得、戒奢、戒欲。欲望不可放纵，否则必遭制裁。道理在于，贪，逆天悖理，定会触犯刑法；得就是失，定须付出代价；欲，将蚀损本性，纵不身败名裂，也会堕志损真——现实的声色货利，正在吞噬着人的本性与良知。所以，老子有“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警告。庄子在《盗跖》篇中，也曾借助知和之口，告诫世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庄子提出，要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庄子那些警世恒言，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厌弃浮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做些减法，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
第七，核心问题在于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庄子特别强调本分、本色，强调“顺人而不失己”。他通过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来寄寓其价值取向、人生准则。
楚国有个名字叫“说”的隐士，以屠羊为业。当时，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一败涂地，昭王弃国奔逃，到了随国。屠羊说便也跟随楚昭王出走，并在逃亡途中帮助昭王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待到楚昭王复国论功行赏时，想到了这个屠羊说。于是，派大臣去问他希望做个什么官。屠羊说却说：“皇上丧失了国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计；皇上回国复位了，我也跟着回来，继续干我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昭王还是坚持要给他以报答。屠羊说坚持不接受，说：“皇上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必承受惩罚；皇上回国复位，也并非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奖赏。”昭王听了汇报，便要亲自接见他。屠羊说仍是予以拒绝，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是受过重赏、立过大功的人，才能受到皇上接见。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当时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皇上、护卫皇上的。现在，皇上却要废法毁约来接见我，这可不是我所愿意传闻天下的事。”闻听此言，昭王认为，屠羊说不贪功、不邀赏，而且，虽然身处卑贱却能陈述高明的道理，越发觉得人才难得，便让大臣司马子綦亲自出面奉劝，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说坚决推辞，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背上滥行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铺子。”最后，他还是没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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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庄子主张无待、无恃的绝对自由；认为人应该过绝对逍遥的生活，达到“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人生境界。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人为物役，心为形役；要达到自由，就要不为世俗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所拖累，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个人只有弃绝名缰利锁的束缚，不顾别人对自己的毁誉，精神上才能感到是自由的。
庄子认为，社会昏暗，使人丧失了“真宰”，迷失了自我，导致了人性的普遍异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却了“至正”的“性命之情”，“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世俗之人盲目地被外物所牵引，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达到逐物的目的：“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这些人，尽管“殉”的目的各不相同，价值追求也不—样，但其重物轻生的取向都是一样的。
第九，从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角度，认识用减法的必要性。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顺应自然。这个“自然”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的内蕴。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大量属于人化的自然。庄子反复论证人化、人为的危害，指出人的干预活动，诸如络马首、削其蹄、剪其毛、绊其足，把它拴绑起来，圈进槽枥，整个破坏了自然形态，因而主张“无以人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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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从道家学说的本源来讲，就是要善用减法。如果说，孔孟之道是“修、齐、治、平”；那么，老庄之道就是“为道日损”，崇尚无为。老、庄都讲：“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悟道就要不断减去心灵的重负，才可以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也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为政者应该尽量减少施行命令，不要实行使下属负担过重的政策，对下属的各种活动尽量避免介入或干预。“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
不过，老、庄虽然都讲“无为”，但其侧重点各有不同。老子说，“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后来形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在本质上是致用的，亦即用以治世。而庄子的“无为”，着眼于“安时而处顺”，主张逍遥处世。庄子的“无为”，作为自然的本体，人生的归宿，是面对浊世的一种隐退和自守，“无为”往往是出于无奈。不仅此也，徐复观还做过进一步地引申：“老子的人生态度，实在由其祸福计较而来的计议之心太多，故尔后的流弊，演变成为阴柔权变之术；而庄子则正是要超越这种计较、谋算之心，以归于‘游’的艺术性的生活。所以，后世山林隐逸之士，必多少含有庄学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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