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教中文

虽然手持高中教师资格证，我却从来没有当老师的打算。英文里有一句俗语，“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 ”。意即，能者成事，无能者成师。真是把教师这个行业轻鄙到骨子里去了。我一度也以为教师是个不费力的清闲事。然而当我在日本留学时，兼职做起了中文教师，我才发现当初自己的态度是多么轻狂无知。在这些平均比我大了20岁的学生们面前，我不仅仅只是教导他们一门语言的老师，也是被他们教会了如何理解“异文化”（日文单词，意为不同文化）的学徒。三人行，必有我师。或者孔老先生说的，才是真道理。

初心者用的教材是这一本

日本人的自我坚持

我的第一个学生是一位“大叔”，有一个不太常见的姓氏，宫胁。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秋天，东京的红叶刚要泛红，金黄的银杏叶早就已经铺天盖地地落满整条马路。我在咖啡厅里早早等着，宫胁准时推门进来的时候，咖啡刚刚煮好。“对不起，先生。我来晚了。”第一面他就管我叫“先生”（日文“老师”的意思），根本不在乎我也许和他的女儿同岁。在一家机械类企业工作了20年之久的宫胁，人过中年忽然觉得学生时代还没学够，想继续学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就是他找到我的缘由。

中文里有许多发音、语法和词汇是日语里没有的。所以对于日本人而言，中文之难，不亚于一步登天，这我一早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的，是宫胁在这件事上的坚持。中文课每周只有一节，我也不像学校的老师一样督促学业，只留很少的作业，做与不做都是学生的自由。宫胁工作很忙，即便如此，还是每周必到，作业也一定完成，有时笔记本上还特意留下了尚未弄懂的问题，简直比我当学生的时候还要勤勉。我想起早有耳闻的日本“工匠精神”，也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做同样的工作，无所谓趣味，无所谓成就，只管认真做，做到极致才算满足。

宫胁对自己严格的目光，也延伸到了他所见到的国家与社会上。日本的公司职员往往加班成瘾，早出晚归到家人根本见不到一面也是常有的事。“我觉得日本人在这方面挺傻的。”第一次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我还很吃惊，毕竟在我这个外国人看来，他这是在“曝家丑”。但他却毫不介意跟我这个“外人”（日文里“外人”又指外国人）掏掏心窝子。“那些为了加班费就放弃和家人共处时间的人都是傻瓜。”宫胁只要一说起那些“傻瓜”就又生气又难过，他觉得现在日本社会有些人情淡薄，是时候改变“工作狂”式的日本了。在他的内心深处，除了做一个好职员，他还有他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坚持。

听宫胁的诉说，觉得他的理想世界像极了电影《海街日记》的，那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只有山林森森，海浪层层，时代的步伐不曾推动日出日落，而人们恬淡地生活其间。那是另一个日本，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日本。以日本人之坚持，或许有一部分人如宫胁，将来真的会构建如此美好的世界。

宫胁先生的作业真的是很认真，嗯，错得很认真

英国男人和他的猫

虽然在东京上课，我的学生却不只是日本人。Mat来自英国，是东京一所知名大学的音乐学教授。他在日本研究日本传统音乐数十年，随着视野渐渐广阔，同处亚洲的中国也进入了他的研究领域。为了能够阅读第一手资料，Mat开始了他充满了好奇和灵气的中文学习。

聪明，是我对Mat的第一印象。顺口提到的新单词，说一遍就记下了；完全没接触过的语法，稍微解释一下，下周就能拿来对话了。当真是过目不忘。我也曾好奇，在他看来，多语言者是怎么处理语言在大脑中的关系的。Mat却耸耸肩，“我觉得我给每种语言都准备了一个脑子，它们互不相干”。说实话，能够教这样的学生，对于老师而言是一种幸福。在和Mat的课上，我从来不用操心教学进度和成果，只要尽二人的兴，痛快地一路聊下去就行了。

在会话时间里，Mat最常跟我谈起的，是他家那只胆小又调皮的猫。有段时间网络上流行一个小视频，是一只猫安然地坐在扫地机器人上面，不管机器人怎么折腾，它自悠哉睡觉。Mat也照葫芦画瓢试了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我昨天，呃，放猫在……那个的上面。猫……走了。”他还没分清楚在日文和中文的“走”的区别。日文的“走”指跑，他其实是想说，他把猫放在扫地机器人的上面，但猫却胆小得很，立刻逃跑了。我安慰他，猫只是还没有习惯。隔一个星期再见到Mat，发现他手臂上有许多伤。我问起，他便无奈地一笑：“因为我又把猫放在机器人上面，它就……going crazy!”语到激动处，也顾不得中文日文还是英文了。

记得席慕蓉写过一篇关于男人和猫的文章，大意是说，养猫的男人都很温柔。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但以我观察，Mat的确是个既温柔又感性的人。有一次我们聊到了最难忘的旅行，Mat说他第一次来日本便去了的松山，虽然时隔多年再不曾探访，却始终念念难忘。我循循善诱，希望他再多说一些，以便练习刚才学过的句式。他却把眼神放远，好像陷入了层层回忆，末了，只道：“也许，只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

我们那天最终也没有完成所谓的“教学目标”，只是一味地聊20年前，一个英国人首次踏上东洋之土的历程，有寺院森森，古树参天，还有执着与信念。而我，同样身为异乡人，在破碎的言语中，轻易地理解了他当年的感受。初来乍到的新奇，偶遇误解的讶异，随后有痛苦，有挣扎，有茫然，而当时光走到最后，只觉得当初一切都是珍贵回忆，全无遗憾。

末了，我问他：“所以，从那时起你对佛教音乐有了兴趣，才留在了日本？”

他想了想，“不，是因为我养了猫。我走，猫……会死。”说完，二人都是一笑。他的笑里，有与猫，与寺院，与日本的难舍难分，而我的笑里，有因他的温柔而产生的感动，和对异国生活未来的期许。

教学地点往往在咖啡厅，课业从一杯咖啡开始~

“谢谢”里的中国文化

在我的所有学生里，虽然交好者多，但唯有一人，我始终心怀谢意。她姓西村，从民风热情的大阪搬来东京许多年，虽然家乡的口音早已不用，骨子里却还是关西人的爽朗和正直。

我遇到她时，正是我来东京不久，尚未习惯东京的冷漠，而上一份工作中因为歧视而遭遇的不快也还没有消散。那时，我开始考虑离开。然而西村却从第一次上课起就不间断地告诉我，她喜爱中国，喜爱三国志、金庸和封神榜，喜爱中国人的性格，喜爱普通话字正腔圆的发音，喜爱中国料理里多彩多姿的味道。因为她真诚的目光，我终于相信，在这个国家，我和我身上的异国文化是受欢迎，且受尊重的。

在我的中文课上，学生们不光跟我学中文，也学着了解中国文化。西村曾经好奇地问我：“中国人也像日本人那样把‘谢谢’挂在嘴边吗？”我摇头：“跟陌生人或者职场同事当然是这样，但亲近的人之间，说谢谢反而生疏。”西村不解，那亲人朋友之间怎么办。我说：“有时候，只是这样。”然后我抬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她却忽然害羞起来，捂脸笑道：“我好喜欢这种感觉！”

我懂得她的意思。在人人称颂礼貌的日本社会，礼节太多太拘谨，有时反而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是中国人之间这种无需言说的亲密，使人亲近，也使人羡慕。“日本人之间不会这样做，”西村说，“但我希望他们试试。”

因为她这一句话，我想起了我的父母，想起他们对我连怒带骂的关怀，和他们之间别别扭扭不肯声张的爱意，还有，盼我归家的殷殷期盼。那期盼，藏在每一个沉默而温柔的眼神里，藏在每一句平淡无奇却令人怀想的话语中。当我身处异乡，回头，终于能够看清这些年来我身上沉淀的中国人性格，看清我拥有的独属于中国父母的爱。我曾以为中国人说“爱”的方式很别扭，却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方式。我很感谢西村，因为她，让我知道，这种爱不独我能感知，在东洋的土地上，也是珍贵的存在。

成为中文老师之前，我常想，文化是什么，族群又是什么。教起中文之后，我渐渐模糊了对文化和族群的认识界限。在我眼中，不再有人种之分，也不再有文明落差，我所见的，都只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有血有肉，有笑有泪。他们和他们，或许在不同的土地上，为着不同的事情而忙碌，而担忧，而快乐，但当谈起理解与感动，谈起爱与信仰，他们在我眼中都化为同样的身影。我知道，这世界仍然充满冲突与隔膜，但因为有这样一些喜爱和尊重多元文化的人，我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正如马丁路德金所希望过的那样：“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