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贝贝特老总刘瑞琳:给真正的读书人做地道的好书

黄鹤楼下 2010-03-14 21:15:17
人物档案:刘瑞琳,哲学硕士,编审。1993年10月~2003年10月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工作,先后任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老照片》主编。2003年10月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0年1月8日,北京,《中国新闻周刊》隆重举行“十年影响力人物”颁奖典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总经理刘瑞琳荣获“十年影响力出版界人物”。
    多年以来,唐德刚、许倬云、白先勇、陈丹青、木心、梁文道等名作者一个个被引进,《袁氏当国》、《姹紫嫣红〈牡丹亭〉、《退步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常识》等名作一本本被出版。但却鲜少有人知道,在他们和它们背后,有个低调奉献的出版人名叫刘瑞琳。
    说她低调,是因为你很少看到她抛头露面,也很少有新闻,获奖之你前从百度键入搜索她,内容也仅仅是这个人编了哪些书,甚至在互联网上你很难找到一份她的完整履历。
但是,刘瑞琳却是这个时代中国最有抱负和人文精神的出版人之一。
    她所策划出版的书,既有偏于文化意义上的畅销书,比如《郎朗自传》,比如《米其林旅游指南》,在时代喧嚣中引人思考和安静;而更多的,则是一些很有历史人文积淀的书,比如《退步集》,比如《常识》,再比如《温故》,让人了解这个社会、文化的深处内涵。
出版是文化,也是商业,一样离不开吃喝拉撒、柴米油盐,所以要取舍平衡。
    因此之故,这也形成了刘瑞琳在出版行业风雨历练的的中庸之道:做出版既要有操守,又不能自命清高、固步自封;既要善于把握机会,又要有自持,有卓识,有气度。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如刘瑞琳所说,是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记者:首先祝贺您当选中国新闻周刊评选的“十年影响力之出版界人物”, 这也是对您近二十年来在出版领域取得骄人成绩的一个肯定,对于这次获奖您有什么感言?
    刘瑞琳:谢谢。领奖的时候,我说:“获得这个荣誉,我感到非常意外。我个人宁愿把这个奖项看作是大家对于正在衰退的传统出版业的鼓励和支持。这些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只是出于对思想和文化的热情和敬畏,老老实实、战战兢兢做好每一本书。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我觉得这种影响完全来自于我们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是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坚守,他们的良知,在感染和影响着每一个读者,包括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那天去领奖,我跟一位评委聊,我说实在惭愧,我们哪有那么好,只是做了自己份内的事。他说:“你看,今天来这里的评委、嘉宾和媒体,哪有没有读过你们出版的书的?这就是影响力。”

    记者:多年来您策划出版了一大批优秀图书,在做书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和体悟?
    刘瑞琳: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用最好的书赢得市场,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出版是商业,也是文化,我们随时需要在商业与文化之间做取舍、做平衡。既要有操守,又不能自命清高、固步自封;既要善于把握机会,又要有定力,有远见,有胸怀。
    我常说“我们要给真正的读书人做地道的好书”,“要用我们的书影响具有影响力的人”,“要通过文化影响力获得市场影响力”。经过这些年大家不懈的努力,可以说,我们的出版社已经走出了一条既有商业价值又有人文担当的出版之路,塑造了自己独特的品牌与气质。

    记者:我们能牢牢吸引唐德刚、许倬云、木心、陈丹青、梁文道等名作者的原因何在?
    刘瑞琳:一个作者信任不信任你,不是听你说的,而是看你做的。你做的书,你推出的作者,他们也欣赏,就容易认同你,信任你。这些作者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独特的气场,由此塑造我们出版社独特的气质,从而吸引更多的作者。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上的认同。

    记者:您和陈丹青、梁文道、汪涵、戴军、郎朗等这些明星作者已经成了朋友,您眼中的他们和大众眼中的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
    刘瑞琳:他们在每个“大众”的眼里都有不同的样子吧,我只是一个做书的“大众”。与他们因书而结缘,日常所谈大多也是关于书的事情,硬要说的话,我眼中可能更多地看到他们“书生”的一面。这次北京春季图书订货会,我们请陈丹青、白岩松、梁文道、汪涵做了场对谈,就叫“书生四人谈”。

    记者:刘总,外界对您的了解还很少,了解您的途径也很有限,仅限于一本又一本好书,在此您能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和故事么?以及您出版生涯里有意思的人和事?
    刘瑞琳:如果大家能够通过我们出版的一本本书了解到我,我已经觉得非常荣幸和满足了。其实,大家更应该关心我们的书。不是靠我,而是靠全社同仁的努力以及学校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我们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大家应该更多地了解和支持我们的出版社。

    记者:如今国内有差不多六百多家出版社、几千家图书公司,同样都是做书,但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却能脱颖而出,我们出版的图书之所以好,您觉得究竟好在哪里?
    刘瑞琳:这个问题很好。打个比方,国内有那么多画家,可是有几个陈丹青呢?国内有那么多主持人,可是有几个梁文道呢?还有木心、唐德刚、许倬云……可以说,我们的作者都是最优秀且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面向公众说话,关心社会现实,而不是局限在自己的专业和圈子里,比如我们做汪涵的书,他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主持人,但写的书却是关于民间工艺的,这对年轻人具有很大的意义。拥有这样一批作者,我们的出版品也就自然显得卓然超群了。另一方面,我们做《温故》、做《娱乐至死》、做《No Logo》、做《蚁族》,都带着很深切的人文关怀。你所做的一切,读者都能感觉得到,于是会用特别的眼光看待你,要求你。这对我们是鼓励,也是动力。

    记者:您一手主持的《老照片》和《温故》很受文化人喜爱,它们有什么传承和差异?
    刘瑞琳:《老照片》定位在普通人的记忆,这些记忆通常为历史所忽视,借由照片留住它们,变得非常有价值。当我们不满足于个人记忆,而想回顾和反思更深更广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创办了《温故》。当然,《温故》所谈的,并非宏大的或学术化的历史,而是建立在个人记忆之上的有细节、有质感的历史。

    记者:出版社短短二十年来能声誉鹊起,并在全国树立良好的口碑和影响,原因何在?
    刘瑞琳:这要归功于广西师大和出版社领导班子的前瞻性与创造力。2000年,在出版社异地设立分支机构尚处于政策模糊地带的时候,广西师大社首吃螃蟹,在北京成立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开创了地方出版社进军文化政治中心的潮流。北京贝贝特选择思想艺术类图书作为突破口,迅速建立品牌,使广西师大出版社一跃成为具有全国辐射力的人文出版重镇。在出版界,这被称为“贝贝特模式”,受到广泛的讨论和模仿。如今,我们若想更进一步发展,还需要继续保持这种前瞻性和创造力,在制度上进行更多的创新。

    记者:多年来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全国声誉远播,但却少有人知道这样的名社、大社身处桂林一隅,您觉得出版社能从哪些方面来为桂林市的“文化立市”和“走出去”出力?
    刘瑞琳:我们每本书的扉页都会写上出版地是“桂林”,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宣传。2004年5月,桂林书展,我们一口气做出八十多本新书,让全国来桂林的媒体眼前一亮。2006年出版社20周年庆,我们把白先勇和他的青春版《牡丹亭》请到桂林,一时轰动。有机会,我们会把更多的作者请回桂林,一方面回馈家乡,繁荣桂林的文化活动,另方面也让这些作者和追随他们的媒体多多了解桂林、宣传桂林。有一件事情我们正在做,就是请白先勇撰述白家故事,我们有他家族的大量照片,有机会要把这些照片复制送到临桂白崇禧故居去。

    记者:2010年已初揭帷幕,我们今年将准备计划出版一些有什么有特色的图书?
    刘瑞琳:出版社2010年的出版计划显示,整体上会更具市场意识,也兼顾文化追求。具体到北京公司,大方向不会有变化,不过会推出一些新的重量级作者,比如汪涵,比如现在知名度很高的华人艺术家蔡国强,还有美国汉学大家史景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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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鹤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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