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来自“误认”｜爱的现象学分析

作者韩连庆｜来自《哲学分析》2012年第5期，第156－164页

“情绪”和“情感”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此在总已经是有情绪的”，此在总是带着情绪现身的。所谓“现身”或“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的意思就是“怎样找到自我”、“怎样被找到”或者“近况如何”。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说，情绪是此在的源始存在方式，“情绪一向已经把在世作为整体展开了，同时才刚使我们可能向着某某东西制定方向。”

海德格尔当然不是从心理学上阐释“情绪”，因为心理学把“情绪”、“情感”、“感情”等诸现象降格为“副现象”，从存在者层次上把它们视作现成的、对象化的东西加以研究。海德格尔则把“情绪”视为生存论的环节，从存在论（本体论）上、或者人的在世（being-in-the-world）方式上来探讨这个问题。

英国哲学家Inwood在一本介绍海德格尔的小册子中指出，情绪（mood）不同于情感（emotion）。情感针对的是特定的实体，比如针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因而可以通过操控特定的实体而调控情感；而情绪却不针对任何具体的实体，人生在世总是处身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中，因而情绪是不可操控的、人无法脱离的生存状态。

这种区分在我看来只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西语语境下作出的，跟汉语语境还不太一样。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庭槐》诗中说：“人生有情感，遇物牵所思。”这里的“情感”是从本体的意义上说的，似乎更接近海德格尔所说的“情绪”。在汉语的日常语言中，“情感”似乎不太常用，是个比较文绉绉的词，比如形容一首诗或一篇文章“充满情感”、“情感至深”。

汉语的日常语言中倒是经常用到“情绪”，但常常从负面和消极意义上来说，比如说“某人有情绪”或“某人在闹情绪”，这一般是由某件具体的事情引起的，比如说失恋了或没涨上工资，导致工作不上心；说“做事太情绪化”，这就等于“感情用事”，似乎说的是性格或性情。

“情绪”也可能是中性的，比如说“情绪不好”，这可能是由某件具体的事情引起的，也可能是无缘无故的。清朝词人纳兰性德在《霜天晓角》词中说：“若问看花情绪，似当日，怎能彀？”这里的“情绪”似乎说的是“心情”，就像我们日常语言中说的“有没有心情做某件事”、“心情好不好”一样。如果说曹操的“醉酒当歌、人生几何”和陈子昂的“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表达的也是本体的“情绪”，倒也接近海德格尔的原义。

德语中“情绪”一词Stimmung也有给乐器“校音”、“调音”的意思，“使之具有情绪或某种心情”（stimmen或gestimmt sein）就同时有“给……调音”和“使之相称”的意思。处身于某种情绪中就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这会实质性地影响到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以及对世界中的实体作出反应的方式。比如陆游和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一个说“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一个说“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就是因为他们的“情绪”不同，造成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按照海德格尔的早期现象学来说，“情绪”应该是一种“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formal indication，或译作“形式显示”、“形式指示”）。海德格尔在弗赖堡的讲座《宗教生活现象学》中解释说，“形式”不是对象性的和概念性的，比如数学和逻辑中的普遍化的“形式”，而是纯关系性的东西，它没有对象域。“指引”就是要先行显示出现象的关系。“一个现象必须被这样来预先给出，这样一来，现象的关系意义就能保持在悬而未定之中。”这就是说，在“形式指引”中，现象的“关系”是预先给定的，但关系的意义并没有确定下来，是“悬而未定的”，有待在具体的境域中生成和构造。因此，“形式指引”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表达的是主/客未分、材料/形式未分的原本的实际生活经验。

“情绪”作为“此在”“在此”的现身情态，是与世界的一种关系，指向的是整个世界，而不是具体的对象。“此在”从一起手就带着“情绪”“在世”。这就像白居易说的“人生有情感/遇物牵所思”一样，是本身先有“情感”，才能“遇物”而“思”。现象学关注的是“人生有情感”，对象化的认识关注的是“遇物牵所思”。海德格尔所说的“情绪”和白居易所说的“情感”都是“形式指引”。《存在与时间》中的很多词汇都当作如是观，例如“在世”、“共在”、“上手”、“怕”、“操劳”、“操心”等等。

海德格尔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总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琐碎”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讨论。每次读到海德格尔的这些分析，我总是在遐想：海德格尔会怎么用他的现象学来分析爱情呢？毕竟，“此在”与“他人”“共在”也是一种“形式指引”，而“爱情”是这种“共在”的特殊方式。“爱情”会极大地影响“此在”的“情绪”和“情感”。况且，海德格尔在写作《存在与时间》期间，正跟阿伦特处在这种“形式指引”之中。海德格尔把阿伦特视为红颜知己，是他写作《存在与时间》的灵感来源或该书的缪斯女神。海德格尔后来告诉阿伦特，没有她，这部著作是写不出来的。

爱情是一种“形式指引”

作家阿城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爱情与化学》。阿城说，一看题目，很多人以为又要讲荷尔蒙（性激素）。其实，性荷尔蒙只负责性成熟。性成熟的人不一定具有爱情的能力。“爱情的能力从化学来，也就是从性成熟了的人的脑中的化合物来。”

先说大脑的结构。人脑是在进化中层层叠加形成的，按进化顺序包括“爬虫类脑”（例如鳄鱼的脑）、“古哺乳类脑”（例如马的脑）和“新哺乳类脑”（例如人脑）。所以，有的脑科学家说，“躺在精神科沙发上的，除了病人，还有一匹马，一条鳄鱼。”

爬虫类脑位于脑的最基层，负责生命的基本功能，比如进食、性行为等。古哺乳类脑中的边缘系统是“情感中枢”，它使“亲情”、“友情”乃至“爱情”成为可能。边缘系统的最前端是“快感中枢”，旁边就是“痛苦中枢”，由于这两个中枢靠的太近，一个“放电”就会影响到另一个，这是人能够“喜极而泣”、“乐极生悲”的生理基础。我想，这也是“爱了，痛了；痛了，爱了”、反正就是处在“爱与痛的边缘”的生理基础。

以上是产生爱情的“硬件”。再说“软件”。人脑中有三种化学物质，多巴胺（dopamine）、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苯乙胺（phenylethylamine）。当脑“浸”于这些化学物质时，就会坠入情网，进入迷狂状态。

生理上的“爱情”总是在文化上受到压抑。“初恋，因为前额叶区里压抑软件还不够，于是阳光灿烂；暗恋，是将本能欲望藏在压抑软件背后，也还可以保持‘纯度’。”阿城说，人若不被文化异化，就不是人了。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的片名：“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男女交合后，双方的这三种物质并不消失，而是持续两到三年。”看来，俗话说的“七年之痒”，原来是被“文化异化”的说法，从生理上说只有两、三年。

如果女方受孕，三种化学物质造成的迷狂就会表现为“亲子行为”、“伟大的母爱”。“如果爱情消失了，我们还有亲情和友情，只要有足够的智慧，不愁‘白头偕老’。”要我说，这说的就不是爱情，而是婚姻了。婚姻，是需要“经营”的，也就是说需要“算计”的。

阿城的这些讲法虽然有趣，却大煞风景，有些“焚琴煮鹤”的味道。我之所以在这里大量重述阿城的“爱情与化学”的观点，是为了与下面对爱情的现象学分析做个对照。

海德格尔强调哲学在原则上不同于科学，认为“到达哲学之路的起点是实际的生活经验。” “实际的生活经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是一种纯粹的投入体验本身，它是“无差别的”或“不算计的”、“自足的”、“有深意的”状态，本身是形式指引的，不是对象化的认识对象。

按照海德格尔的这种思路，“爱情”就应当是一种“形式指引”，这种“形式指引”是生存论的环节，是预先给定的，就像我们说的“食色，性也”一样。爱情的意义是有待在具体的境域中生成和构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爱情”是一个动词或者动名词。

最近上映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以下简称《那些年》）出色地展示了这一点。《那些年》中的柯景腾和沈佳宜是高中同学。柯景腾是不求上进的烂学生，沈佳宜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鄙视柯景腾的种种“幼稚”行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柯景腾替沈佳宜受过，转变了她对柯景腾的态度，开始帮他补习功课。柯景腾为了讨好沈佳宜，奋发努力，学习成绩极大提高，让沈佳宜对他刮目相看，遵照柯景腾的要求，绑起了“马尾”。

一次，班里丢了班费，教官要求同学们相互检举。柯景腾一伙儿坏学生出面挑战教官，骂教官是“烂人”。沈佳宜这个好学生也受到激情感召，起来对抗教官，结果跟柯景腾一伙一块受罚。沈佳宜觉得很丢脸，不禁哭起来。柯景腾对她说，从认识你到现在，这是惟一觉得你比我利害的时候，你超正点！哭起来也超正！沈佳宜破涕为笑。柯景腾独白道，那天觉得沈佳宜真的“好美！好美！”

至此，柯景腾和沈佳宜的爱情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生成和构成。这个阶段是懵懵懂懂的、模棱两可的，还没有对象化。用俗话说就是“窗户纸还没有捅破”。后来沈佳宜就说，恋爱最美好的时候就是暧昧的时候，等到真正在一起了，很多感觉都会消失不见，所以她宁愿让柯景腾追久一点。

在我看来，现象学说白了就是要回到这种主客未分的懵懵懂懂的、模棱两可的“恋爱”阶段，认为这一阶段为对象化的认识奠基，是一切意义的生成基础，而不是一上来就主客二分。现象学就是试图用概念和术语把这一阶段描述出来。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象学的优点和缺点都源于此。

爱情的意义在这一阶段的生成也是相互构成的。沈佳宜偶然当了一回坏学生，感觉很爽。柯景腾成绩提高了，甚至说参加联考不是为了考大学，而是为了验收沈佳宜对他的特训成果。高中毕业后，两人双双考上了大学，天各一方。柯景腾来到了一所没有沈佳宜的大学。

临别前，柯景腾对沈佳宜说，不要太快被别的男孩追到。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追到沈佳宜。这时，柯景腾的爱情中出现了对象化的意识，把沈佳宜作为“对象”来追求。爱情的意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的生成。

柯景腾为了讨好沈佳宜，向她展示男孩最强壮的一面，举办了一场自由格斗比赛，邀请沈佳宜观场。柯景腾在比赛中受伤，沈佳宜大骂柯景腾“幼稚”。柯景腾独白道，成长最残酷的地方就是女孩总是比男孩成熟，女孩的成熟，没有一个男生招架得住。两人为此闹掰了。分手后，两人虽时常牵挂，但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幼稚”的柯景腾在地震后问候沈佳宜的电话中说，希望有一个平行时空，两人可以在一起。“成熟”的沈佳宜说，“谢谢你喜欢我”。

柯景腾再次接到沈佳宜的电话，是受邀参加她的婚礼。爱情的意义在最后一个阶段的生成是婚姻，柯景腾没有成功。

婚礼上，新郎一看就是“大叔辈”的人，与柯景腾一伙“幼稚”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年》的原著小说在结尾写道，“新郎比沈佳宜大八岁，典型的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沈佳宜一向比同龄女孩成熟许多。”柯景腾在送出的婚礼红包上写道：“新婚快乐，我的青春！”

从爱情走向婚姻，用俗话说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一个从非对象化走向对象化的过程。婚姻肯定是对象化的。所谓对象化，就是“算计”，算计着生活开支，算计着生老病死。过日子你就要算计。要不咋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呢。俗话有时候很有道理，是实际生活经验的总结，并不是什么“封建思想”、“教条主义”一类的标签所能一了百了的，只要我们能从“现象学”的发生角度来看。

爱情来自“误认”

现象学就像在描述“意识/经验之流”，胡塞尔在苦苦追寻它的“源头”，“惟有源头活水来”；海德格尔潇洒地看到了沿途风景，“两岸猿声啼不住”；梅洛－庞蒂深入地看到了“流体”，“三万里河东入海”。他们没看到的是这条“意识/经验之流”也是“潜流”和“暗流”、“逆流”和“顺流”的交织，“离愁和泪下西川”。这一点是由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Lacan）揭示出来的。没有拉康的精神分析做补充的现象学是一种“不完整的”现象学。

按照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Zizek）的看法，拉康的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等主流的精神分析方法不同的地方，是拉康理论的哲学品位（tenor）。拉康的精神分析并不是一种专注于临床的治疗技术，而是让我们看清楚“现实”是如何构成自身的，“真相”是如何出现的，从而看穿我们的欲望和幻象。

现象学要排除各类“假象”，以便回到原初的“现象”。但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却试图构造“一种没有主体的悖论式的现象学（a paradoxical phenomenology without a subject），也就是说，向一个主体显示出来的现象并不是主体的现象。这并不是说主体没有牵连其中，而是说，恰恰是在排除（exclusion）模式中，主体作为被分裂者（divided），作为代理（agency），无法承担他或她的内在体验的核心。”

拉康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来看拉康和齐泽克对爱情的定义。拉康说，“爱是献出某个人没有的东西”，齐泽克补充说：“给某个不想要的人。”我们还是用电影《那些年》来阐释拉康对爱情的看法。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柯景腾来找沈佳宜。沈佳宜问柯景腾，“你喜欢我吗？”柯景腾说，“喜欢呀！”沈佳宜说，“我总觉得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你喜欢我，让我觉得有点怪怪的。也许你喜欢的，只是你想象出来的。”接着继续追问柯景腾：“你有那么喜欢我吗？”柯景腾说迷茫地回答说，“是呀。”沈佳宜又说了她的“口头禅”：“你很幼稚！”

用拉康式的语言来说，沈佳宜的话中有两层含义：第一，你为什么说你喜欢我？你有什么权力激发起我的欲望？第二，你为什么把你的欲望（也就是你想象中的我的形象）投射到我身上？

拉康像海德格尔一样，有了自己的一套说法，就能以此对传统哲学给出新的解释。例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信奉“无知之知”。传统的解释认为，苏格拉底有自知之明，不看重专门的知识，而重视对灵魂的考究。但拉康却认为，苏格拉底强调“无知之知”是为了表明，不要把你的欲望投射到我身上。比如学生总认识老师博学多才，能对自己的学业加以指导。但实际上这只是学生一厢情愿的想法，老师未必那么博学多才，老师也未必真能指导学生。有“博导”、“硕导”的头衔未必有“博导”、“硕导”的水平。这些头衔既给自己造成了幻象，也给别人造成了幻象。拉康就是由此认为主体是分裂的，“无法承担他或她的内在体验的核心”。他认为苏格拉底就是用“无知之知”阻断学生的“欲望投射”和误解。

柯景腾听了沈佳宜的回答，心中就开始犯嘀咕：“她是不是在委婉地拒绝我？我很害怕。一直一来我都以为自己是个超有自信的人。但那时我才发现，原来在我喜欢的女孩面前，我是个胆小鬼。”柯景腾并没有沈佳宜需要的“东西”。

柯景腾就是为了在沈佳宜面前展现出自己不是胆小鬼才举办了自由格斗比赛，兴奋地在电话中告知沈佳宜。沈佳宜对柯景腾的行为很费解，反问道：“你为什么要办这么危险的比赛？还不就是打架？有时候，我真的很不了解你。”沈佳宜也不要柯景腾给的“东西”。

注意一下这段对话时的镜头语言。电话一头是从兴奋到丧气的柯景腾，电话的另一头是镜子中百思不得其解的沈佳宜。拉康有一个著名的“镜像理论”，认为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是从看到镜子中的自我形象开始建立的。这当然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这种镜子中的形象是一种理想的自我。随着个人的成长，自我要不断调整自己，符合社会的标准和要求，也就是拉康所说的用象征界（符号界）的要求来压抑或分裂自我。柯景腾的所作所为针对的就是镜中虚假的、心目中理想的沈佳宜。这个镜头呈现出两个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爱情注定没有结果。

拉康有句名言：“欲望总是他者（the Other）的欲望。”柯景腾的欲望就是他想象中自认为是沈佳宜所欲望的东西。他要在心中一直保持这种自我理想中的沈佳宜的形象，这样他的爱情才能延续下去。

圣诞节的时候两人一起许愿。柯景腾的愿望是：“沈佳宜，我很喜欢你，非常喜欢你。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追到你。”沈佳宜说：“你想知道答案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柯景腾说：“不要，我没有问你。所以你也不可以拒绝我。现在不要告诉我。请让我继续喜欢你。”

用拉康的话来说，柯景腾并不是在问沈佳宜，他是在向“大他者”（the Big Other）许愿。所谓的大他者，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内在的感情和态度可以转移给某个他者，他者可以替我们相信，替我们知道。同时我们的欲望也最终被“大他者”结构着，也就是由我们栖居其中的象征（符号）空间提前决定了。“欲望总是他者的欲望”也表明，“他者不仅向我传达了一个谜一样的欲望，而且还让我面对我对自己真正欲望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事实，面对我自己的欲望之谜。”

我们所处的“现实”就是这样被各种幻象和假象构造着。如果像现象学那样把这些幻象和假象还原掉和悬置掉不就得了？拉康会说，不行！因为一旦破除了这些幻象和假象，“现实”也就崩塌了。“现实”就是由这些幻象和假象支撑和构成着，“现实”甚至是幻象的残余。

如果柯景腾和沈佳宜从一开始就明确知道了对方的欲望和要求的东西，如果他们的“欲望”不被自己想象中的理想“他者”所支撑，那么他们的爱情根本不会发生。只有幻象无法维持，才会面对现实。就像我们俗话说的“现实一点吧！”柯景腾“幼稚”到即使爱情不存在时，还幻想着两个人能生活在平行时空里，试图在想象中继续他们的爱情。拉康说，“真理来自误认”，实际上爱情也来自“误认”，误认了彼此的欲望，甚至误认了自己的欲望。

拉康的理论乍听起来匪夷所思，细究起来倒也合情合理。这倒让我想起最近物理学中的“标准模型”对质量的解释和“导出引力”对力的解释。

牛顿力学认为质量是物质的固有属性，但在“标准模型”看来，质量并非是物质的固有属性，而是由基本粒子和一种由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皮特•希格斯（Peter Higgs）的名字命名的“希格斯玻色子”相互作用，赋予粒子以质量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粒子有质量，有的粒子（例如光子）没有质量。在现有的17种基本粒子中，有12种统称“费米子”，它们是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还有4种玻色子负责传递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这16种粒子都已经被发现，唯有“希格斯玻色子”至今没有被发现。最近也有迹象表明，“希格斯玻色子”可能真的存在。

牛顿力学认为，“力”是普遍存在的，但无法解释“力”的来源。相对论认为，“力”是由于空间弯曲造成的。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导出引力”的想法认为，引力不是基本力，而是从宇宙中其他基本力的量子涨落中产生的噪声残余。如果这种想法被证实，将意味着在量子水平上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引力可言。我们视为“真实”的东西从更深层次上讲原来都是“假象”！

“这可不是结论”

现象学要回到主客未分的前理论、前对象化的状态，但要描述这种状态，却又要用到主谓表述的语言。用一种主客二分的语言来描述主客未分的状态，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悖论”。海德格尔早期提出“形式指引”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后来，海德格尔觉得“形式指引”也达不到这一目的，逐渐弃而不用，转向了对艺术、诗歌等问题的分析。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说，“‘主词’和‘宾词’乃是不适合的形而上学的名称，这种形而上学以西方‘逻辑’和‘语法’为形态，很早就夺取了对语言的解释。把语言从语法中解放出来，并使之进入一个更为源始的本质构造中，这是思想和作诗的事情。”

《那些年》的原著小说作者和电影导演九把刀说，“青春是集所有徒劳无功之大成。”其实爱情也是徒劳无功的。但正像沈佳宜在电影中说的那样：其实人生很多事都是徒劳无功的！

让我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以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首诗做个“小结”——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 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辛苦作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