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 引蛇出洞:受害者与沉默的被告———读赫塔•穆勒诺贝尔演讲有感

HW 2010-03-15 06:58:29

陆建德

读了赫塔·穆勒(也译作米勒)去年12月7日的诺贝尔演说《每个词都知道点儿恶性循环》,深感回忆是一种艺术。演讲以手绢始,以手绢终。一个卑微的名词不仅把不同的事件串联在一起,还变成了修辞的武器。穆勒如此开头:她小时候外出,母亲总会问她带了手绢没有。这时读者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可能很多人都记得,自己小时候母亲经常表达同样的关心。但是这篇自传性的文字读下来又像忆苦文章,是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诉。面对一个有着深仇大恨的人,我们往往不知如何是好。

不可或缺的迫害者

  穆勒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制造厂当翻译,一晃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工厂里的生活几乎暗无天日,天天都一样。餐厅里工人眼睛呆滞(“像镀锡铁皮”),手上沾满了机油,食物都是用报纸包裹的,势必还被劣质油墨污染了。所有这些好像是出自奥威尔小说《1984》中某个场景。第三年(从穆勒履历看应该是1979年)某一天,一个“骨骼粗壮的男子”不请自来,打乱了她的生活。这人来自“国家安全局”(the Securitate),是个“庞然大物”。穆勒与这位“秘密警察”(权且这么称呼)的周旋与交锋见证了一个极权国家无边的黑暗,也见证了她一生中一个光荣的片段。体现美德的行为值得不

陆建德

读了赫塔·穆勒(也译作米勒)去年12月7日的诺贝尔演说《每个词都知道点儿恶性循环》,深感回忆是一种艺术。演讲以手绢始,以手绢终。一个卑微的名词不仅把不同的事件串联在一起,还变成了修辞的武器。穆勒如此开头:她小时候外出,母亲总会问她带了手绢没有。这时读者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可能很多人都记得,自己小时候母亲经常表达同样的关心。但是这篇自传性的文字读下来又像忆苦文章,是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诉。面对一个有着深仇大恨的人,我们往往不知如何是好。

不可或缺的迫害者

  穆勒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制造厂当翻译,一晃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工厂里的生活几乎暗无天日,天天都一样。餐厅里工人眼睛呆滞(“像镀锡铁皮”),手上沾满了机油,食物都是用报纸包裹的,势必还被劣质油墨污染了。所有这些好像是出自奥威尔小说《1984》中某个场景。第三年(从穆勒履历看应该是1979年)某一天,一个“骨骼粗壮的男子”不请自来,打乱了她的生活。这人来自“国家安全局”(the Securitate),是个“庞然大物”。穆勒与这位“秘密警察”(权且这么称呼)的周旋与交锋见证了一个极权国家无边的黑暗,也见证了她一生中一个光荣的片段。体现美德的行为值得不断回味,其意义也像投资得当的财富一样不断增值。我们来看看这过程里的细节。

  那人无名无姓,一周内出现三次。他一出面,“坏人”两个字就已经刻在他的脸上。他一早闯入她的办公室,无缘无故地诅咒一通,然后走开了。下面这些充满戏剧性的文字不妨多录一些:

  第二次他脱下风衣,挂在柜子的钥匙上,然后坐下来。那天早晨我从家里带来几朵郁金香,摆放在一个花瓶里。这个人看着我,称赞我看人很准。他的口气难以捉摸,我觉得很不舒服。对他的称赞我回敬说,我了解郁金香,但是我不了解人。然后他带着恶意地说,他了解我,比我了解郁金香要多得多。说完他把风衣搭在胳膊上就离开了。

  第三次他坐下来,我只好站着不动,因为他把他的公文包放在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它放到地板上去。他说我是个笨蛋,说我是逃避工作开小差的人,是个邋遢的懒人,像条迷路的母狗一样堕落。他把郁金香推开,几乎推到桌子边上,然后在桌子中间放了一张白纸,一支笔。他对我咆哮着说:写!我就站着照他说的写———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住址。下面呢,是我不许告诉任何人的,不论是多么亲近的朋友或亲戚,是我要……然后就出现这个可怕的字眼:“线人”———我要给他们当线人。这个时候我就不写了。

  此时叙事者走到窗前,一边观察着外面“光荣街”上飞扬的尘土和厂里那只耳朵破残的懒猫,一边思量着应对的办法。她过了会儿勇敢地说:“我没有干这种事情的德性!”那人顿时变得歇斯底里:

  他把那张纸撕得粉碎,扔在地上。然后,也许是意识到他必须向上级交代,表示他曾经做过努力雇我,所以他弯下腰,又把碎纸都捡拾起来,扔进他的公文包里。然后他深深叹着气,像被打败了一样,把盛着郁金香的花瓶用力摔碎在墙上。瓶子破碎的时候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像空气都有了牙齿。

  如果这个巨人是《圣经·旧约》里的非利士人歌利亚,那么身材娇小的女主人公就是大卫了。不过这以弱胜强的故事在细节上有了些变动:大卫的武器是投石,而她的武器是鲜花和良知。“安全局”的巨兽没有真正倒地身亡,他临走时放出一句话:“你会后悔的,我们会把你弄到河里淹死。”女主人公绝不与恶势力妥协,如此自言自语:“如果我签了这个字,我就再也不能活得像我自己了,我自己就会淹死我自己。所以,你要淹死我更好。”

  穆勒获得诺贝尔奖后,英国《卫报》如此简约地总结她闪光的历史:她“曾因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告密者而受到死亡威胁”。由此可见,上面所录的文字如何重要。站在聚光灯下的穆勒终于盼到了翻身的日子,将她的迫害者拖到众目睽睽的被告席上示众。在这胜利者的法庭上,只提出孤证的穆勒并不孤单:她的指控无需核实验证,她自己既是控方,又是立场鲜明的法官和渴望立即实现正义的陪审团。那个秘密警察已被钉在耻辱柱上,沉默无语。其实,这个低能而暴躁的迫害者一直乐于配合,请看他如何标准地完成受害者给他设计的一个个动作:咒骂,咆哮,弯腰捡起纸片,砸碎花瓶,发出死亡威胁。他任人描写,任人抟捏。一个乖乖的、扁平夸张的妖魔在此不可或缺,只有极恶才能映衬至善。在这个法庭上,他随叫随到,还将继续与昔日勇敢的受害者配合下去。

  巨人退场后,读者期待着他的后续手段。下面的场景却让我们暗暗吃惊:第二天厂方要穆勒离开工厂,她却继续上班,没有办公室,就把手绢小心铺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一级台阶上,笃定地坐了下来。她打开膝上厚厚的词典(杜登?),安心地翻查起关于“楼梯”的各种词汇。手绢跟随着她受难,也无形中给了她道义上的支持。这场拉锯战持续了几个星期,直至她被开除。开除,这是一枚荣誉勋章,也是“圣赫塔殉难曲”中一个段落的终止符。

如果回忆真是一门高深的艺术,那么自传就不能用作史料。英国作家朱利安·米切尔说,我们应该像怀疑小说家那样怀疑自传作家,因为她的记忆会跟常人一样出错。为了美学和政治的目的,所谓的事实可以经过一番选择、修饰和渲染在读者眼皮底下巧妙组织起来,达到预期的效果。上面所录的文字是否也有润饰、修正的痕迹?那个怪兽来自“国家安全局”,罗马尼亚有这么一个机构吗?没有。但是这个聪明地构建出来的词已经积聚了足够的恶的能量,可以像“法西斯”那样廉价而高效地使用。秘密警察给她一张白纸,喝令她听写,好笑的是他竟然说出了“线人”一词。原文用的是“colaborez”,即罗马尼亚语动词acolabora(直译为“合作”,相当于英文to collaborate)的第一人称单数,翻译过来就是“我合作”。这词既指合作,又有勾结、通敌的意思。二战时德占区那些出卖民族或祖国的人都叫collaborators,犹奸、法奸都能以此称之。使用这个词是政治立场的表白,是正义者对不义者的道德审判。1979年的罗马尼亚官员怎么会用它来自动否定政权的合法性并将自己置于被告席呢?现在中央情报局的高人在各地招募当地人做卧底,总不至于会称他们为collaborators吧。相反,他们会使用自由、反恐之类的说辞,要么直截了当地开一份美元工资。穆勒用词不当,大概是一时疏忽。这一细节暗示,她追求的不是真实,而是效果,因此不排斥虚构笔法。

  秘密警察狼狈撤退时叫嚣要淹死她,但是作者的生平却又表明,威胁者无非是只纸老虎。离开牢狱般的工厂,她到了一个更有生趣的地方———幼儿园,并兼做德语家教。当老师与翻译液压机操作说明书,孰优孰劣?系统的迫害也未见于穆勒的写作生涯。1982年她的短篇小说集《最低点》在布加勒斯特出版。据说这本书经删改审查,原稿经人偷带出国,后在西德以同样的书名出版。删改部分,笔者倒是愿知其详。从此穆勒不断有作品在罗马尼亚和德国问世,可以说,罗马尼亚当时异常活跃的文坛构成了穆勒的创作背景。1986年,她在申请移民德国的过程中又在柏林出版《认识世界的大傻瓜》,反映德裔罗马尼亚人取得出国护照的艰辛。她在西德发表作品,并没有给她带来灾难。

  各个时代都有根据流行的“PC”(政治立场正确)意识而形成的程式化的回忆套路。但是任何主义和时代,都不能用纯粹的恶和善来概括、简化。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会这样形容国民党时期的警察:歪戴着帽子,嘴角叼着一支烟,还骂骂咧咧的,举手向穷人家孩子头上打去。然而也有人举证,1949年前的警察并不合我们的想象。如谢冰莹在写于1947年秋的《北平之恋》一文里说:“提起北平的警察,真是有口皆碑,谁都说他们是全国最有礼貌、最热心服务的警察;……住在北平的人没有惧怕警察的,他们好像是你的兄弟,你的朋友。”一旦回忆选取了五六十年代的叙述模式,内容又涉及自己想象中的逆境,很多细节不知不觉间会被涂上厚厚的道德勇气的油彩。穆勒通过回忆给自己颁发的勇气奖章有点像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笔下的“红色勇气勋章”。小说主人公弗莱明并没有被敌方的子弹击中,但是得到上级嘉奖。他未敢说明真相,将勋章归还。但是,迫害是叫座的,不然好像缺少了什么。在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你没受过迫害,那就有背叛的嫌疑了。不过,非恶即善的价值模式更像原教旨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也许,我们在内心深处都是原教旨主义者?

茨威格问:历史是公正的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我们崇拜权力,所以把胜利者等同于正义者。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罗马尼亚在西方眼里是东欧集团的好人,插入华约的一把楔子。罗马尼亚在1967年承认西德,1968年又强烈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在冷战时期被认为是西方的外交胜利。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令人厌恶,但是他在西方国家并没有因此声名狼藉。60年代末,戴高乐和尼克松访罗时还大大称赞罗马尼亚的政治制度。齐奥塞斯库出访西方也享有极高的礼遇,如他在1978年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王亲自到维多利亚火车站迎接,然后与他一起坐王家敞篷马车到白金汉宫,两人频频向路旁民众招手示意。那次访问期间,齐奥塞斯库甚至得到女王授予的名誉骑士称号。这种特殊的关系也有回报:罗马尼亚 1971年进关贸协定国家组织(GATT),翌年又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成员,然后又获得欧洲共同体和美国的贸易优惠。

  国际金融组织成员的好处也是一把双刃剑。罗马尼亚一度依赖贷款,到了80年代,不得不为偿还外债节衣缩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1989年上半年,罗马尼亚终于还清欠款,但是民怨已深,几乎一触即发。绝大部分老百姓图的只是实惠,没有太多功夫来听民族自尊的大道理。那年冬天,昔日的“自由战士”被非法处死,而此前满天飞的指控(如他在瑞士银行高达数亿美元的存款、蒂米什瓦拉的万人坑等等)莫不是谣言。罗马尼亚如何面临苏联方面的压力、外来的威胁又如何反映于一些限制公民自由的政策(比较美国的《爱国者法案》),这些都被方便地遗忘了。历史,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就需要请出《1984》里的真理部来改写。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果真厉害?穆勒所举的实例恰是反证。1978年,罗马尼亚的内务部主管之一巴切帕出逃美国,据维基百科介绍,该国整个情报系统因此千疮百孔,彻底被外国势力渗透。然而偏偏是这么一个无能的国家后来却背上了“警察国家”的恶名。

  米兰·昆德拉也有在东欧的生活经历,他的回忆方式与穆勒全然不同。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年轻时反抗官方的举动似乎都是勇敢的行为,大家在冒一点风险,“不是什么大险,但总归有一点点险,而这(小小的)危险给了我们一种精神上惬意的满足。一天,我蹦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假如这些反抗行为并非出于心灵的自由,出于勇气,而是受制于一种欲望,想讨好另一个在暗中已经在准备的审判法庭,那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大概不能指望穆勒会作出这种细微而深刻的道德分辨。1989年之后,很多捷克人动辄就说“失去的四十年”。昆德拉感叹,他们仿佛忘记了当年曾有过的政府补贴的公寓、种种文学艺术活动、假期、友谊和爱情,把生活缩减为唯一的政治层面,把对自己生活的回忆“奥威尔化”了。昆德拉称奥威尔的《1984》只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不能照亮“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这种文学影响恶劣,因为它把丰富多样的现实缩减为负面的政治和宣传,“因此,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奥威尔的小说自身就构成了极权精神的一部分,构成了舆论宣传精神的一部分。”(余中先译文)昆德拉怀疑“审判的精神”和“问罪学”,他无法高兴,因为他知道人们在修改历史以便美化自己。

  昆德拉对奥威尔或许过于严厉了。奥威尔写《1984》时肺病已经不治,但是他对自己是十分警觉的,很少会掉进自我美化的陷阱。他看到圣徒(包括甘地)的行为中有演戏的成分,就说所有的圣徒首先应判有罪,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受害者的荣耀与优势

  在卡赞扎基斯的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里,基督要求犹大出卖他,以成全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愿望,让他青史留名。艾略特在《大教堂凶杀案》也描写过12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如何抵制带有私心的殉道的诱惑。不同形式的受害背后都有荣光和好处,因而受害也是人人所欲。再则,受害的感觉虽然是自我认识的最大障碍,往往也为自恋和自我肯定打开方便之门,有其愉悦人心的一面。

  穆勒得奖后,原罗马尼亚内务部官员拉杜·提努(Radu  Tinu)在2009年11月18日的《真理报》(Adevarul)上发文指出,穆勒当时与原西德方面的情报人士交往颇多,罗马尼亚官方担心影响与西德的关系,不敢加害于她,但对她的电话实施过一次性的监听。难道这位号称喜爱文学、读过穆勒所有作品的先生就是那个砸烂花瓶的暴徒?

  事实反而在我们眼前消失得踪迹全无。这方面的细节好像不值得过分关注。假如受迫害是一种资本和荣誉,那自然会有很多勇者去奋力争取,兴许还有人顾不上排队等候权威机构赐予正式的身份,直接自封。这一点对穆勒版本的历史十分不利。对自命的受害者的最精彩描写出自俄罗斯小说家马卡宁的手笔。在《地下人,或当代英雄》(1998年,现有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田大畏译本)里,失意的文学青年想出一条捷径:从事地下文学的创作,将所谓“文本”制成微缩胶卷,请人吞入肚里或塞进体内偷运外国。这特殊的走私形式就是作者受到压制的铁证。马卡宁揭示的这一惊人的投机作假现象恐怕是作品中被称为“山那边”的好心读者无法想象而且也不愿意相信的。生活在“天堂”的人曾经希望读到来自地狱的目击者证言,当他被一再告知,一片沉重的铅灰色窒息了那边公共阅读空间里的一切创造力和生命,他就安心了(虽然他不懂那里的语言),然后他断定有待译出的微缩胶卷才是坚韧的人性的象征。可惜当微缩胶卷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又应接不暇,无法解救大批在深渊里求救的天才。

  已经合法移民“山那边”的作家要幸运得多,他们可以避开制作微缩胶卷的尴尬,只需提供笔法在虚实之间的一些暗示,使自己经历中某些部分与迫害有着关联,在媒体和有权势者的头脑里留下印象,那就足够了。他们生活在新世界,但是又不愿从旧社会的阴影里走出来,不断控诉并记忆“恶”,通过或隐或显的受害(审查、查禁、流亡)叙述,强化自己正面的受害者形象。穆勒头上光环的一部分就是由那股模模糊糊的“受迫害”的氤氲之气升华而成的。

  这里还应提到一位与昆德拉和穆勒生活经历相近的人物:保加利亚裔法国思想家兹维坦·托多罗夫。托多罗夫于2007年10月24日在北京大学所作演讲《恶的记忆,善的诱惑》涉及20世纪最重大的受迫害的故事,是笔者近年来读到的最具震撼力的文章之一。他说,在与价值相关的历史叙述中有四种角色:行善者及其受益者,行恶者及其受害者。受害者要比受益者享有更多的荣耀,他可以与人人敬仰的英雄相提并列。受害者有诸多惬意之处,因此总有许多人渴望受害者的地位。这个地位一旦确立,受害者不仅可以申诉,还可以享有索求的权利:“保留受害者角色比接受对伤害(假设是真的)的修复更有利:与短暂的满足不同,您(因受了迫害)保留着长期的优势,确保他人对您予以关注和承认。”受害者可以年复一年地要求世界向他致敬,往年屈辱的经历演化为享用不尽的好处。托多罗夫分析道,争取受害者身份并不能使我们在伦理上得益。由此可以推论,穆勒回顾过去时急于扮演某种美好角色,她从“我控诉”式的小说得到的其实是她的“优势”(或曰利益),而非道德教育。托多罗夫认为,对过去的公开回顾,如果质问我们自己的责任,或者向我们显示,我们(或者那些我们认同的人)并非永远体现善和力量,对我们才有教育意义:“我们在道德阶梯上能够上进的唯一机遇在于承认自身的恶并与之作斗争。”(史忠义译文)他呼吁,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旁边,我们还应该看到不同视角的历史,另类的历史,“失败者”的历史。托多罗夫这篇文章是感人的,同时它也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战争文学会有怎样的特点。艰苦卓绝的英雄主义固然可以歌颂,但是一种超越敌我的宽广的关怀,超越受害者私利的公允的精神,甚至是对己方的恶的持续探讨,起码是同等重要。

自我怀疑与宽恕的精神

  每个人可能都曾意识到,自己冒涌的自私动机如何转眼带上堂皇的冠冕。我们不失时机地用“十年冷板凳”、“甘于寂寞”等等之类愚蠢的套话自我吹捧。优秀的作家则必须对可能的自我恭维特别警惕,努力与自己保持距离。他们不断与自我美化的记忆搏斗,从而超然独立地审察自己。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里列举了写作的四大动机,位居首位的是虚荣心。这表明奥威尔对自己是不通融的。这种自我怀疑既是幽默感和巧智的要素,也是一种老练而且让人敬重的坦诚和真率。埃德蒙·伯克是法国革命最猛烈的抨击者,但是他曾自问,自己究竟是坚强果断,还是任性固执?阿诺德指出,这种自我怀疑的精神是任何文学中都最可贵的品质。

  关于自我的叙述其实最难。维吉尼亚·伍尔夫喜爱蒙田,因为蒙田的自画像最传神,最真切。蒙田具有一种专门与自己过不去的诚实,他的自知之明告诉他自我观察和剖析是一条崎岖的小道,通往曲来拐去的黑暗皱褶。在伍尔夫的所谓的意识流小说里,意识的主体对内心深处那个淘气的小精灵严加防范,深怕它跳出来恭维自己。《墙上的斑点》里那位叙述者说:“我一直在头脑里把自己的形象打扮起来,是爱抚地、偷偷地而不是公开地崇拜自己的形象。因为,我如果当真公开地这么干了,就会马上被自己抓住,我就会马上伸出手去拿过一本书来保护自己。”这种与自己保持距离的自省能力是不是体现于穆勒?她即使公然向“善的诱惑”投降,恐怕也不会取过一本书来遮羞。穆勒仿佛是简单透明的,不过那种透明未被自我怀疑所照亮,实际上还处于混沌黑暗之中。她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能够对文饰保持警惕的地步,不然她不会用经不起推敲的笔法向我们呈现那个遭遇警察的滑稽场景。

  也许,自我怀疑这种文明的品质不会让清算、复仇的愿望主导一切。宽恕和赦免,这才是伟大的文学中永恒的话题。今年一月是加缪逝世50周年,二战期间曾积极参加抵抗运动的加缪在给马丁·杜·加尔(1881-1958)的作品写的序言里有这么一段文字:

  也许,在马丁·杜·加尔的眼中,唯一有罪的是那种拒绝生命、一味谴责的人。关键的词语,最终的秘密,并不由人掌握。但是人依然握有判断和赦免的权力。这就是艺术最深邃的秘密,它总是使宣传或仇恨无效,例如,它不会听任马丁·杜·加尔在描写莫拉斯(法国文人,曾因法西斯主义言论被判刑)的一位年轻追随者时不带同情和大度。就像任何地道的创造者,马丁·杜·加尔宽恕他笔下的所有人物。真正的艺术家没有敌人,虽然他的生命主要由斗争所组成。

  笔者不能肯定,“真正的艺术家”和“地道的创造者”就是心里充满仇恨的穆勒所看重的角色。要求复仇女神宽恕,那是办不到的: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会持有这样的信条。

  不久前,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5日)上读到作家毕飞宇的短文《记忆是不可靠的》。文章说,记忆是动态的,充满不确定性,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类的利己原则。我们一旦意识到自己为了道德和美学的目的会不自觉地修正记忆,就不能过分相信自己的情感,要对自己的狭隘和偏见有所防范,从而在记忆与现实之间建立起较为可靠的对应关系。读到这样的文字生出一种欣慰感。其实,任何文学奖的垂青都不是很重要的,对自己的这种警觉才更可贵,因为它是一种道德的价值。我没有读过毕飞宇的作品,就对记忆的认识而言,他比穆勒更成熟,也更诚实。然而,穆勒又是普通人群中的一员。面对自己,我们都带几分胆怯。我们没有本钱来真正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各种动机。

  注:笔者在准备这篇文章时得到高兴先生的帮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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