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镜和纪晓岚。

九龄 2017-08-12
      清人笔记,田文镜当官,给雍正的奏折总要写错几字,招几句批评。友人问他,你能不能送之前检查检查,给皇帝写信都不认真,挨骂好受吗?
      田文镜解释,雍正是个自视甚高的人,留点低级错误给他挑,他一高兴就同意了,如果写得严谨完美,他便要往深里追究,非挑出错不可,那便麻烦大了。
      雍正给田文镜的奏折批示,最有名是”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
      --------好,那您就这样吧。
     田文镜发现,糊弄他,比跟他讲道理更容易。
     雍正的儿子乾隆也如此,唉,这家人的秉性------纪晓岚是乾隆的田文镜,他编辑《四库全书》,故意印错别字让乾隆挑,为了容易挑,还印在首页。
     但后世,对雍正和乾隆仅是笑话一下,对田文镜、纪晓岚批判得很重,认为他俩配不上是文人,下品之下品。
     耍这种小聪明,眼前事好办成,后患无穷,你个人占了便宜,却给更多人添了麻烦。雍正乾隆在你俩这挑错成功,会把这习惯使向其他人,以后成了官场风气,官高一级便等于文高一级,天下人该多难受?
     田文镜和纪晓岚自损尊严来办事,他们也确实办成了不少事,但为害更甚,因为破坏了皇家和文人的格局,拖累得天下人也要以自损尊严才能办事,几代人都难受。他俩占到了便...
      清人笔记,田文镜当官,给雍正的奏折总要写错几字,招几句批评。友人问他,你能不能送之前检查检查,给皇帝写信都不认真,挨骂好受吗?
      田文镜解释,雍正是个自视甚高的人,留点低级错误给他挑,他一高兴就同意了,如果写得严谨完美,他便要往深里追究,非挑出错不可,那便麻烦大了。
      雍正给田文镜的奏折批示,最有名是”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
      --------好,那您就这样吧。
     田文镜发现,糊弄他,比跟他讲道理更容易。
     雍正的儿子乾隆也如此,唉,这家人的秉性------纪晓岚是乾隆的田文镜,他编辑《四库全书》,故意印错别字让乾隆挑,为了容易挑,还印在首页。
     但后世,对雍正和乾隆仅是笑话一下,对田文镜、纪晓岚批判得很重,认为他俩配不上是文人,下品之下品。
     耍这种小聪明,眼前事好办成,后患无穷,你个人占了便宜,却给更多人添了麻烦。雍正乾隆在你俩这挑错成功,会把这习惯使向其他人,以后成了官场风气,官高一级便等于文高一级,天下人该多难受?
     田文镜和纪晓岚自损尊严来办事,他们也确实办成了不少事,但为害更甚,因为破坏了皇家和文人的格局,拖累得天下人也要以自损尊严才能办事,几代人都难受。他俩占到了便宜,大家跟着倒霉,因而后世骂他俩骂得狠。
     其实是可以讲理的,也必须讲理才没有后患。送几个错别字,把事情办成了,难道不好么?
      真的不好,皇家和文人双双失去尊严,人间格局坏了,之后不会有好事,谁都不会得益,鸦片战争时,外敌当前,大清满朝文武胡说八道的历史记录,看着可怕,是一个没人正经办事、正经想事的国度,为何如此低稚?上溯远因,是田文镜、纪晓岚一蚂之溃,累积的恶果。
     后世为何放过雍正乾隆,狠批田纪?
     因为皇帝是另一个专业,田纪的专业是文人,你俩未能坚守自己的专业尊严,让皇帝串了行,便是你俩的不对。在华夏传统里,文人和帝王分享道统,帝王得虚名文人得口实,帝王是文化道德的象征,但没有阐述权,不能判定道德善恶、不能判定文化优劣,评判系统由文人掌握,文人有权矫正帝王,《资治通鉴》便是这种体制的成果,历代帝王由司马光这个出身寒门的人来评判。
      《资治通鉴》讲品格,品格大于利益,才是天下有道。品格是长远利益,抖个机灵就能得的便宜,往往是祸害。
     《资治通鉴》令金国人、蒙古人钦佩不已,因为司马光讲道理,开了他们的眼界,会了建国。
       讲道理可能讲不通,还会耽误时间添麻烦,而使个权益之计便可把事办了时,司马光选择讲道理,因为道理总有一天会讲通,而权益之计不知会招来什么恶果,失去的一定比得到的多得多的多。
       你说,按雍正和乾隆的秉性,没法讲道理。起码他俩还没骂过孟子吧,秉性强没强过朱元璋吧?
       朱元璋立明朝的时候,改了华夏传统,不满于皇帝仅是文化的形象大使,要独享道统,定下”皇帝无错“的怪论,夺了文人的阐述权,宣布文人不能评判皇帝,皇帝反而可以评判历代圣贤,骂孟子就是宣布明朝皇帝不单是真理的象征,还是真理本身。
       秉性刚强到这个份上,明朝的文人坚持跟他讲道理,最终朱元璋承认他没学问,把《孟子》读错了,向孟子倒了歉,文化阐述权还给了文人。

      小学二年级,家里有了电视,看过一部印尼或是菲律宾的电影,写两个南洋青年遇到当地恶势力追杀,走投无路,忽然同时想到”只有中国人能帮咱们“,在他们的印象里,只有中国人是在没有私交、没有利益的情况下,为了道义或”不忍心“而能帮别人的。
       他俩找到了中国人聚居区,遇上个中国大汉,大汉笑咪咪地说:”你俩啊,我帮过你们啊。“上次路见不平,他就帮过他俩,他俩说:”再帮一次吧。“中国大汉听了什么事,面显难色,两人哭了,大汉又笑咪咪了,说:”别哭,我帮忙。“
       结局,是大汉为这俩个不认识的人牺牲了。
      小时候看这样的片子,很自豪,觉得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这样侠义,每个中国人都是好人。
      很多年了,我都在思索我们的祖辈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这么让人瞧得起。
      我们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就是觉得人治社会比法制社会好。当然,现在看还是法制社会好,但漫长时光里,为何人治社会得以成立?
     因为人治社会的前提是人有自尊心,儒释道都是强调自尊的文明。人能自尊便会改变,人能自尊便会彼此宽容,能说通道理能协调事务。没有自尊,那就尽快完善法制,否则大家都很危险。
     田文镜和纪晓岚拿自尊心换便利,办成了事,也秽了世道,间接伤害了他们的亲族后人,秽了世道,谁也得不到好。
     能讲道理,还是要讲道理。不能讲道理,也要讲道理,我不成功,但我讲了,有了累积,或许下一个人说了,便能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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